一段時間來,“熊孩子”巨資“打賞”主播現象頻發,金額也從數萬元到數十萬元不等。在令人震驚同時,相關諮詢機構研究顯示,網路直播使用者中近七成不到30歲,呈現出年輕化等特點。在資本爭先進入,行業巨頭紛紛在網路直播領域搶食態勢下,未來的網路直播平臺管理該何去何從?

　　“熊孩子”巨資“打賞”主播現象頻發

　　幾天前銀行卡里明明有5萬餘元,等幾天後取錢時,發現銀行卡里的5萬多元只剩下兩毛錢。

　　經詢問,來自大連的市民關梅(化名)才得知原來9歲的女兒小鑫曾用繫結自己銀行卡的手機登入某直播平臺,5萬多元分別打賞給了不同的主播,最多的一位打賞了3萬多元。

　　近年來,隨著網路直播平臺的崛起,資本也蜂擁而至,有一定使用者基礎的行業巨頭在此領域的佈局也紛紛提速。資本爭先進入,行業巨頭在網路直播領域搶食態勢正在形成。

　　遼寧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王磊說,網路快速發展的同時帶來了許多社會問題,這對中國相關法律建設提出了更高要求。

　　使用者畫像:超六成來自三線及以下城市 近七成不到30歲

　　一方面,觀看網路直播的使用者快速增長,另一方面,使用者逐漸年輕化,直播app使用者城市分佈也與全國網民城市分佈基本一致。資料顯示,有超六成的直播app使用者來自三線及以下城市,近七成直播app使用者不到30歲。

　　來自大連某高校的大三學生張鵬的手機上裝了2個遊戲直播app、2個音樂小影片app。他坦言,平均每天在各類直播app上花費的時間超過1小時。“我喜歡看遊戲直播,主要為了看看別人是怎麼玩的,我身邊的同學也都會看,看過之後大家還會一起交流。”

　　國內一家第三方資料研究機構釋出的《中國遊戲直播市場年度綜合分析2018》顯示,電子競技持續受到各方關注,並且整體產業鏈完善迅速,相對刺激了遊戲直播市場使用者的轉化。從年齡結構上看,年輕一代為遊戲直播平臺主力軍,這一部分人容易接受新興事物,且對娛樂型別領域有較高興趣。

　　平臺管理何去何從?

　　上海市華誠律師事務所律師丁玉鵬說,未成年人沒有能力處置較大金額的財產,一方面,家長要看護好孩子,另一方面,網路直播平臺應逐步完善稽核、驗證身份的義務。

　　業內人士認為,網路直播平臺是一把“雙刃劍”,引導得當可以成為正面宣傳陣地。例如,司法公開利用網路直播平臺為主體,可以讓Sunny司法廣度不斷拓展。

　　從今年2月起,國家文化部門指導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網路表演(直播)分會加強行業自律,研究制定釋出行業運營規範;建立行業“灰名單”“黑名單”制度,實施違規主播行業聯動懲戒機制。

　　“監管部門下一步應重點關注一些網路主播是否有誘導使用者尤其是未成年人的行為。”丁玉鵬說,網路直播平臺未來還應逐步完善風險提示。

　　“我們應多去關注孩子每天在想什麼。”王磊表示,“熊孩子”巨資“打賞”主播背後反映出一個綜合性社會問題,“家長、學校以及整個社會都需要思考,為何網路直播能夠對孩子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熊孩子巨資打賞主播，在這熊孩子的周圍環境中，過之責任者是一定有的。

然而可能不止單一責任者存在。當然，首先從監護人的角度，大部分的責任應該是家長們來負的。

如果我們放開眼界，從社會角度去看的話，應該是另有直接責任者的存在。比如某些遊戲平臺，從一開始就有意無意中瞄準了幼小年齡群體，將他們作為重點推廣目標，並且制定了營銷方案。這個部分，應該由相關部門進行深層次的、詳盡的、科學的調研之後，進行了解和充分分析，獲取可信度較高的實踐資料，以便認定。

從全域性的管控角度，它可能須負比上述兩方面更具影響力的責任。

怎麼講？

首先就是，或許，過去根本就不存在預測型別遊戲可能衝擊幼小群體的分析機制。所謂機制，類似對突發事件的響應，就是跟應急預案相類似的東西。

因而，遊戲平臺產品的出臺，或者出不了臺就規避等等，各色稀奇古怪的操做法則，亦稱遊戲規則，其存在的自由度，也是因此而滋長的。管控猶如沒有，那就談不上科學地管控了。

直到今天的這個地步，即便是現成建立了這樣的機制，能夠獲得效果，也是幾年以後的事情了。

對目前的這一代接受影響和收效將是可能甚微。那麼，現在怎麼辦？

遇到一事，解決一事吧。

這位熊孩子巨資打賞主播的事情，當然能夠得到維權的。

首先，現如今主播群體中的大部分人，如果得知是未成年熊孩子巨資了自己，應當能夠主動將錢如數退還給人家的。

主播所在的平臺也應該能夠主動管理，和協助完成退還賞金的步驟。

除此之外，公眾民聲和法律環境也不會允許主播不退還賞金的行為。

未來，如若管控技術比遊戲的科技水平超前幾步的話，我們可以不去擔心。但是，為眼前這一代的幼小和青少年群體，無論是家長還是社會，都需要人們多多付出悉心的代價。

我認為融入其中，才可能尋找出更為合理有效的抵制沉迷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