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一詞是近代中國即19世紀90年代維新變法期間從日本引進的一個外來詞。自從這個詞出現以後，它一直被作為上層建築的一個具有崇高含義的詞語，如政治是靈魂，政治是生命，等等。那麼這個詞又與中國傳統文化中哪個詞可以匹配呢？

古人在《易經.繫辭》中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是否就是古人觀念中的政治權力上層建築呢？也即古代的“道”或說“道統”便是現代詞語中“政治”。

在清末近代第一次中西文化碰撞的年代中，19世紀70年代開始形成的“中體西用”，其中“中體”也可以理解為“政治”，而“西用”則可以解釋為“西器”，“中體西用”用現代語言可以解釋為：用本國的政治來指導西方科技的具體應用，也即“政治掛帥”。這幾乎就是對中國古人“道”、“器”觀的繼承與發展。

同時，在現代人的文字表達中，常見這樣的句子：政治為社會現實服務，政治為經濟服務（非指具體、微觀的人品道德）。這樣的句子結構，卻分明在說“政治”只是服務者，現實與經濟才是本質。在這裡，政治成了“器”（曾有“思想武器”一說），而社會現實和社會經濟則成了“道”，器為道服務。

對於這種思想，中國的先人有沒有相同的表達呢？

清末“中體西用”本來是繼承了中國古代文化中的“道器”觀而強調“中體”的重要性，但是，那位“戊戌六君子”之一、有名的維新志士譚嗣同，恰恰在道和器的關係中，發現了現代人的思想，與現代人有了幾乎相同的表述。他在1895年7、8月出版的《報貝元徵書》中說：“故道，用也；器，體也。體立而後行，器存而道不亡。自學者不審，誤以道為體，道始迷離倘恍，若一幻物，虛懸於空謨無朕之際，而果何物也耶？”這裡，譚嗣同幾乎就是在用現代語表達：道為器服務，政治為現實社會與現實經濟服務，他批評了“誤以道為體”，認為“體立而後行，器存而道不亡”。它是現代社會的一個理論：一個社會的物質文明體現了其內的精神文明，社會的物質文明程度愈高，社會的精神文明也愈高，物質文明正是精神文明的形態體現者。物質文明滋生於精神文明，精神文明涵養物質文明；落後的精神，只會產生落後的物質，反之亦然。這是譚嗣同對清末落後現實的批評。他以現代人的思維，把歷史社會長期顛倒的“道器”、“體用”關係重新顛倒過來，並提出：脫離社會現實與經濟發展的“道”為“若一幻物”，“ 果何物也耶？”這種“誤以為”的顛倒，正和現代很多史學者指出的“封建皇朝倒立著看待社會”意思表達一致。

其實，現代社會發現並形成了“政治”是一種工具的思想，時代偉人鄧小平“發展才是硬道理”已經斷然否認了所謂“政治掛帥”；只是固有的傳統觀念，還在不時地以它的悖論形式影響著人們的思維，使這種發現成為了歷史社會認知觀的迴圈與斷層，即放棄了這種發現和覺醒（唯我性人治原因）。確實，社會科學文明觀念發展進步，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才是政治背後那個真正的本質，而決非是所謂高於一切的“虛懸”和“掛帥”中的那個“政治”。

政治一詞並不是秦始皇的名字演變而來的。

中國的先秦古籍就就有政治一詞，其中“政”指國家的權力，制度，秩序和法令。“治”指管理和教化人民，也指安定的狀態。

當英文的“Politics”傳入中國時，孫中山認為應該使用“政治”來對譯，認為“政就是眾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之事，即是政治”。

《尚書》中有一句話，叫“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多被看作中國“政治”一詞的最初來源。這句話的大概意思是：治國之道正確了，政治就能治理得好；恩澤散播開來，民眾就能安居樂業。文言文是單音詞，“政”和“治”的概念也不相同。“政”的意思是指國家的權力秩序或制度、法令；“治”則指統治、治國等治理活動。一種安定祥和的社會狀態，也被稱為“治”。 在古漢語中，“政”就是今天“政治”的意思，而“治”則有今天“行政”的意思。最早建議用“政治”來翻譯西方政治一詞的，據說是孫中山。這個詞雖然翻譯得很好，但也容易讓今天的人們模糊了“政”與“治”的差別。 所以政治的政並不是秦始皇嬴政演變而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