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沒搞清楚王安石在幹嘛，王安石自己也不說明白，最後搞得身敗名裂，國家也沒抗住被司馬光給霍霍了。王安石是在組織戰時經濟管理，和西夏打仗。這一仗叫什麼？叫恢復國家固有領土，後來被司馬光全賣了！從宋開始為了給叛賣國領土的奸賊裝門面，轉門有人給司馬光等賣國賊修飾邊角，最後出現了賣國有利的奇談怪論！

民國時期的文化家，對中國的落後找原因都帶有個人的傾向。王安石變法被抹黑，一直到現在還在進行著，中國歷史上的變法大都被否定。中國落後是中國漢字的原因，在那一時期也被認同，上世紀八十年代很多人還在講，漢字難學，難寫，一生都無法掌握，沒有英語好掌握。

宋徽宗死的時候，相傳京城的百姓紛紛落淚相送。

我們先來看看故事的始末吧。宋神宗時期，王安石變法，啟用新人，自立新黨，開始變法。神宗死後，宋哲宗即位，高太后垂簾聽政，高太后討厭變法，於是把以司馬光為代表的舊黨扶上位，大勢打壓新黨；等到宋哲宗掌權時，就比較痛恨高太后所器重的人，於是又把舊黨趕下臺，甚至把司馬光的墓碑都砸了。哲宗崩，徽宗繼。宋徽宗比較聰明，想平衡兩黨，左右逢源，可是這時候的舊黨已經與新黨水火不容，生死大仇。

三帝一後，是整個變法的始末。北宋也是在這複雜的黨爭中滅亡。

把北宋滅亡的原因怪罪到王安石頭上，其實是很有可考意義的。王安石最大的禍害不在變法內容也不在變法過程，而在於王安石最先破壞了遊戲規則。

王安石當宰相，支援變法以前，朝廷黨派之間早已互相約定：無論哪一派上臺，不可排擠打壓其他派系，要能容忍反對派的意見。

王安石一上臺，就把舊黨所有人趕下臺去，朝廷成為他一黨獨大。遊戲規則被破壞，大家就都撕破臉皮了，拋開正義，拋開國家，拋開社稷，一門心思玩權術了。

以前我所在的一家公司，每年都會來一批高層，大整公司的流程，行政規劃；反反覆覆幾波人，都是興匆匆來，灰溜溜走。

不諳規矩，破壞行規。肯尼迪家族到現在還被暗殺，就是因為這。

王安石肯定要擔主要責任，司馬光也不能脫了干係。當然，你也可以說最終還是皇帝負責。

世界上沒有一勞永逸的變法，想透過一次變法，尤其是一插到底的變法，無論多好的設想和藍圖，最終都會一地雞毛。王安石為了變法開啟的黨爭動搖了大宋根基，這個根基就是人才的選拔，之後司馬光主政為了廢止王安石變法又過於偏激。這兩者主政都有一個特點，就是下面人必須聽話，執行力必須強。就是別多想，也不用考慮實際情況，上面怎麼說，下面怎麼幹，幹就完了，奧利給。

就這樣的結果就是投機者佔據了整個官場的大部分位置，整個系統對對皇權失去了制衡，官員變成了國家治理工具，而不是國家的治理者。不然，徽宗不會那麼胡鬧，別管他是不是被當皇帝培養。

北宋滅的時候，整個高層跟傻子似的，中樞官員無論文武，全都稀裡糊塗。是戰是和，怎麼辦，沒人能拿主意。皇帝竟然主動置身敵方軍營求和，何等荒唐。下面官員乾的荒唐事更是比比皆是，還指望江湖術士撒豆成兵，做法退敵。

王安石司馬光兩人都過於激進，摧毀了宋朝皇帝與大臣共治天下的平衡，這倆人之後北宋的名相算是斷絕了，國家病入膏肓了。

林語堂是著名文學家、語言學家，但他在歷史方面的結論不可信。

歷史對於王安石變化評價褒貶不一。對於皇帝趙頊的評價是“神”，宋神宗，這固然不是好評價，但也不是壞評價。

1、總體來說，王安石變法的第一個問題是造成“國富民窮”。青苗法、均輸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稅法都是經濟法，以增加國家收入為主，出發點並沒錯，最終效果達到了一部分；但經濟法不能忽視市場作用，如果一味政府調控，會變成與民爭利，損害生產效率。

(王安石變法 ▲)

另外，王安石變法的第二個問題是執行跑偏，導致黨爭出現、朝廷割裂。在變法執行過程中，一些投機官員不擇手段，形成了劣幣效應。即越是心腸狠毒、不擇手段的官員，越是可以透過各項新法從民間盤剝，上繳更多賦稅，從而得到更快的升遷。

2、我們可以看出，變法帶來的兩個問題都很棘手，但短短16年不至於滅亡320年的宋朝。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情，王安石變法是可以影響幾代，但這種影響主要是經濟上。而經濟上即便出現金融危機，幾十年便可以調整過來。

而政治上，在王安石下臺後，強大的保守勢力，即對問題進行了修正；而宋神宗在教育、官制方面的改革，還是值得稱道的，是利大於弊的。

軍事上，王安石變法讓國家有錢打西夏，結果宋朝大敗；這是宋朝軍隊進攻能力不行，總不能讓提供軍費的王安石背鍋吧？

因此，作為一個推行16年就失敗的變法，其影響力是有限的。

我們再往後順順，一個王安石變法，沒理由讓北宋最後的宋徽宗沉迷藝術、荒唐奢侈、不理國政吧？更沒有理由，讓南宋宋高宗以莫須有罪名，斬殺岳飛為代表的主戰派吧？更沒有可能，讓南宋做出連蒙滅金、連強滅弱的錯誤戰略決策吧？

總之，把宋朝滅亡歸罪於王安石不妥。

（宋神宗▲）

對王安石變法的態度其實能看出一個人歷史的水平，處於不同階段的人會有不同的認知。

1.王安石變法是壞的

如果對歷史有初步的瞭解，對王安石變法以及對他的評價有所瞭解，會大致的形成一個印象：王安石變法是禍國殃民之道，起到了反面作用，是壞的。

但是對於到底壞在哪裡，為什麼壞並不知道。

2.王安石的變法是好的

有這樣認識的人是有著一定的歷史知識的。因為王安石變法的構思理念是不錯的，並且在軍事和財政上都取得了階段性的成就。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元佑更化時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蹩腳的表現，令人不禁會覺得王安石變法確實有可取之處。

3.王安石的變法影響惡劣

隨著認識進一步的加深，會看到王安石變法背後百姓負擔的加重。變法並沒有創造財富，只是將已有的財富重新分配。朝廷多取，則民窮，從長遠的角度來說是不利的。

從最後的結果來看，除了部分軍事改革外，王安石變法的內容全部以失敗告終。新法的接替者質量也參差不齊，直至新法徹底變成亡國之策（蔡京）。

從南宋開始，對王安時候變法的批判聲音就越來越重，甚至將北宋滅亡的責任全都推到了新法身上。其實這是不合理的，北宋從宋真宗後期就是開始走下坡路。北宋的統治者（從皇帝到士大夫）都意識到了這個問題，開始想方設法的自救。有保守，有激進，王安石的方式是其中看起來最為合理的，所以呼聲很高。

等到失敗的時候，我們不應該只看到了變法的失敗，對於前面已經存在的問題也要考慮進去。

林語堂對王安石的評價出自他在觀感《孫東坡傳》的時候，大家都知道當時宋朝時局分為改革派（新黨）和保守派（舊黨），蘇軾是保守派的中堅力量，而王安石是改革派的領袖。

在王安石執政期間，為了貫徹執行新法，在朝堂上對保守派的打擊是非常大的。因烏臺詩案，蘇軾下獄一百零三日，險遭殺身之禍。幸虧宋太祖趙匡胤時定下不殺士大夫的國策，他才算躲過一劫。

民國文人林語堂認為王安石是一個心底狹窄， 自大狂妄， 喜怒無常的小人， 他的心裡容不得任何人反對他的意見， 為了推行他自己的那套社會改革新法， 他不擇手段， 六親不認，他以前像王莽 ， 往後像希特勒。

他的變法改革使社會衰亂， 朝綱敗壞， 使中國北方拱手讓與金人， 給人民帶來了極大的傷害， 宋朝正是因他而滅亡。

他是一個庸妄之輩，是一個在思想和人品上都很古怪的人是一個在思想和人品上都很古怪的人， 不修邊幅， 儀表邋遢。

在給予他眾多負面評價的同時。 仍然肯定了他在個人道德上潔身自好真誠虔敬的優點， 並認同王安石在出任太史期間的確做下了不錯的政績， 堪稱能隸。

北宋的衰落並不是王安石一人的責任，王安石多年在地方為官，認知到了國家到了不改革必亡的現實，他想革除存在的積弊，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但在改革時，觸動了某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最終導致了改革失敗，形成幾十年的黨爭之勢，使得朝局動盪，最後被北方遊牧民族所趁，幾方面的原因一起，導致滅亡。

北宋的滅亡，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在於當時的皇帝昏庸，奸臣、權臣的無能；其次是軍事制度的狹隘性，有宋一朝，武人地位低下，將不知兵，軍紀廢弛，雖然有效遏制了武將的叛亂，但在抵禦外敵入侵時的無能為力一直讓後世所詬病！

林語堂對蘇軾是個人崇拜，對其敵人當然是比較厭惡，他對王安石的評價不能代表歷史本質，只是一家之談罷了。

一、林語堂是在文學作品中評價王安石的

1947年，林語堂出版了《蘇東坡傳》，這本書描繪了蘇東坡精彩的一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長篇傳記開標立範之作。

我們選幾句話來看看林語堂對王安石的批評：

“每一個革命黨未得勢之前都能顯出最大的力量和團結，一旦得勢根除反對派之後，就開始因內鬨而分裂。” 　

“無論古今中外，每一個極權論都以國家、人民利益為口號。歷史上多少政治罪惡假人民的名義而推行，現代讀者不難了解。”

林語堂認為王安石視為極權者，以人民的名義推行罪惡之事。

後來《蘇東坡傳》還有一個英文版，因為要面向西方觀眾，林語堂就在書中增加西方人可以理解的東西：他認為王安石和希特勒一樣，有“妄想狂”的性格，把王安石的改革稱作國家資本主義的改革，認為王安石的改革結果是“國家消除了私人壟斷，卻建立了自己的獨佔制度”。

可以看出，雖然林語堂不是專業歷史學者，對歷史人物王安石的評價其實也並不是專業的，儘管人人都可以對歷史人物表達自己的看法。

自從建炎南渡，南宋君臣就反思過北宋滅亡的原因，他們將矛頭指向了王安石，指向了改革派，認為正是王安石等改革派改變祖宗之制，禍亂朝政。

如建炎三年，大臣趙鼎上書宋高宗，認為江山社稷衰敗“源實出於安石”，宋高宗於是“罷安石配饗神宗廟庭，尋詔以富弼配饗神宗廟庭”。

王安石的改革得罪了太多既得利益者，在黨爭的背景之下，北宋滅亡的這口鍋只能由王安石來背。

歷代士大夫對王安石的主流評價都是極差的。

昔王安石當國，惟以破壞祖宗法度為事，每於言路，多置私人，持寵養交，寖成大弊。

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

林語堂對王安石的看法，是秉承了歷代對王安石的一貫看法。

然而很多士大夫的看法都離不了固有的“替罪羊”意思，情不自禁地要為統治者者找一個人來背鍋。

確實有失偏頗。

林語堂對王安石評價頗低，是基於宋朝名家蘇洵的文章《辨姦論》。

林語堂寫《蘇東坡傳》裡有貶低王安石的情節，因為蘇東坡和他父親蘇洵是保守派，與改革派王安石自然針鋒相對，而蘇軾是林語堂一生鍾愛的大文豪，自然不會對王安石有什麼好印象。那麼宋朝的滅亡王安石到底有多少責任？後世為何要把鍋甩給僅持續16年的王安石變法？這要從宋神宗登基說起

宋神宗趙頊即位時，宋朝已經面臨巨大的危機，內不斷有小規模農民起義，外年年送給遼國西夏大量歲幣。空有“發達的商品經濟”卻入不敷出-花的太多。可以說改革已經勢在必行了。

但是神宗是孤獨的，當時宋朝的統治階級沒人想改變，國家的富強？老百姓的死活？跟我歲月靜好的生活有關嗎?沒有，但是對宋神宗來說很重要，他是一個有激情有夢想的皇帝，他想富國強兵收復燕雲。在此背景下，當時名聲在外的王安石被召入宮，他的變法的手段和方法另神宗折服，不久被任命為參知政事，主要負責變法事宜。

所謂的變法，就是對國家統治階級動刀。當時朝堂之上可以說都是反對的聲音，因此宋神宗罷免了一些反對官員，先後任用了呂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呂嘉問、蔡京、李定、鄧綰、薛向等變法派，這些人都是王安石的盟友，能力很強，但是個人品格多有汙點，在當時的標籤是“小人”這就導致了劇烈的黨爭，甚至出現了一些官員的死亡。可以說黨爭一直持續到了宋徽宗時期，嚴重割裂了北宋的上層建築。

因為激烈的政治鬥爭，也影響了宋朝普通老百姓，不少官員鑽了新法的空子變著法盤剝老百姓，一時間底層破產無數。另一些官員為了政績迎合皇帝而採用了強行攤派完成硬性指標的方式來推行新政策，把底層人士折騰的生不如死，在他們看來，這都怪王相公那該死的新政。

變法最終失敗，王安石下野，大部分政策都被取消打回原形。然而新政黨人留了下來，朝廷上黨派之爭繼續進行，新舊政策也時常反覆，而終結這局面的居然是蔡京蔡太師。在他的權術之下再也沒有兩黨之爭，只剩下趨炎附勢巴結上意之徒。北宋的江山也就山河日下了。

林語堂對王安石的評價實際上是繼承了文人弄詞的傳統，在《蘇東坡傳》這本書籍中林語堂懷著“捧蘇貶王”的基本立場，把王安石塑造成為一個超級背鍋俠，也把王安石貶的是一無是處。在《蘇東坡傳》中，林語堂為蘇軾屢遭王安石打壓而打抱不平，又把宋朝的滅亡歸咎在王安石發動的變法引發的對宋朝影響深遠的黨爭之上。

林語堂寫文章還是不錯的，但是他對歷史的見解顯然是膚淺且帶有深深的個人情感，這大概和他那儒雅的文人氣質相關，但對於歷史以及政治的思考卻沒有昇華到一個客觀的層面上來。作為一個感性的文人，林語堂在站位問題上必然是傾向於蘇軾的。

蘇軾這個人由於在文學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豁然樂觀的個性以及生活方式，讓他在文化界和民間贏得了很好的名聲，深受很多人的喜愛。所以，林語堂乾脆直接給他寫了一本傳記，那麼在這本傳記裡林語堂難免就會在感情上偏向於蘇軾。

而又因為王安石和蘇軾在政治上的分歧，林語堂難免也會“愛之所愛，恨其所恨”，但是這種由於感情上出現的偏頗，也就很難說林語堂做出的評價是客觀的。

王安石進行變法改革後，在保守計程車大夫階層中掀起了滔天巨浪，從此讓宋朝進入了曠日持久的對變法利弊的大爭論，也支援的，也有不支援的，蘇軾雖然並不全然反對變法的內容，但他的態度是曖昧的。

他既批評王安石變法的內容，但是又並不完全否定，當然，他的這種做法是客觀的、正確的，不過在政治上尤其要講究站位問題，這個一個不言而喻的規則，但蘇軾既不完全支援王安石，也不歸屬於保守派。

這就讓蘇軾兩頭不討好，而王安石要推行自己的變法，那麼他必然要選擇那些支援自己的官員，所以他哪怕知道蔡京這個人道德有問題，而且他也知道蘇軾不是沒有能力，但他為什麼寧願用蔡京也不用蘇軾呢？

其根本原因就是他要組建一個完全支援自己的政治團體，但是王安石組建這個政治團體並不是要為自己在朝廷中謀取權力，只不過是為了讓變法的內容得到有效的推行，所以像美國的新總統一上臺，就立馬把各個重要位置的人選撤換成為自己的人。

因此，王安石對蘇軾的打壓並不是為了壯大自己在朝廷中的威信和勢利，他沒有辦法，他必須要把反對自己的人排擠出去，否則他還怎麼變法，還怎麼搞改革？可見，這是一種普遍性的政治規律，王安石打壓蘇軾不是因為恨他、討厭他，只不過是出於政治考慮。

而在“烏臺詩案”爆發後，蘇軾被新黨大做文章，接著下獄問罪，但這件事和王安石並沒有一點關係，只不過是新舊兩黨矛盾日益尖銳導致的必然衝突，所以這時候被罷相的王安石上疏神宗說“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新黨章惇也積極營救蘇軾。

可見，王安石在個人感情上並不反感蘇軾，但“就事論事”，政治就是政治，如果你不能在工作上予以我支援，那麼我們就算關係再好，我為什麼要重用你呢？所以，林語堂的腔調過於偏頗。

宋朝搞改革從宋仁宗時范仲淹就搞了一次“慶曆新政”，儘管我們不能說范仲淹的變法內容是十全十美，可以讓宋朝一下子成為世界強國，但是他大部分的變法內容都是有針對性的改善當時宋朝出現的一些問題和不足。

但是搞變法肯定就會觸動某些利益團體的財路，所以反對聲肯定是有，所以這時候宋仁宗就應該發揮出他拍案而決的膽識和氣魄，既然支援變法，那麼就應該堅定的支援，就算其中有什麼問題，可以進行改正。

膽識搖擺的宋仁宗最終還是否定了“慶曆新政”的內容，到了宋神宗時，這位皇帝想振興國家，所以王安石的出現讓他們兩人一拍即合，轟轟烈烈的“熙寧變法”開始後，變法卻一會兒進行，一會兒又被廢除，斷斷續續實施了十幾年。

隨著宋神宗一死，變法的內容立馬就遭到了否定，但宋朝的黨爭是王安石導致的嗎？真相或許是司馬光上臺後全盤否定了變法的內容，對改革派大力打擊，這個保守的並沒有什麼政治才能的司馬光甚至連基本的國家完整的意識觀都沒有，竟然打算割地給西夏。

應該說，保守派執政後對改革派“非理性”的打擊直接使宋朝的黨爭形成一種風氣，誰上臺誰就完全把持話語權，缺乏理性的思考，而司馬光一死，保守派也隨之垮臺，隨著章惇、蔡京等人得勢，黨爭之風更加愈演愈烈。

蔡京甚至還列出了反對派的名單，把他們的名字刻在石碑上，稱其為“元佑黨人碑”，宋徽宗雖然有意變法，但是蔡京卻把北宋政治搞的烏煙瘴氣。而宋朝的政治環境也圍繞著變法成為了一場政治押寶，如果皇帝支援變法，那麼改革派得勢；如果皇帝不支援，那麼保守派得勢。

但是從王安石死後，變法就已經名存實亡，反而成為政治角力的藉口，到了後期直接成為意氣之爭，雙方針鋒相對，互不讓步，從而讓宋朝政治環境變得極其惡劣，所以，說宋朝亡於王安石顯然是讓他來背鍋。

林語堂把北宋的滅亡歸咎於王安石變法，這明顯是歷史沒有學好的表現。那王安石的變法有沒有對北宋的滅亡起到一定的影響呢？這個我認為是有的，畢竟王安石在那個特定的時代，政治上起到了導向的作用，他的思想和主張直接影響了那段歷史。

王安石變法在中國歷史上，規模和商鞅變法一樣，涉及的範圍很廣，歷史意義重大，王安石變法持續了十幾年，整體上是有積極意義的，但隨著宋神宗的離世，變法也就此終止了。王安石變法讓國家經濟得到了極大的提升，但同時也觸及到了士族和老百姓的利益，因此在朝廷內部也出現了派系之爭。司馬光就是王安石變法的徹底反對者。待到司馬光執政後，王安石的改革措施被全盤否定了。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說，王安石變法給北宋政治、經濟和文化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變法的不徹底，也一直被後人爭議，南宋高宗趙構就明確表示了，王安石變法的不利影響，甚至把北宋滅亡這個歷史責任也歸推到王安石變法身上。

很多歷史學家也認為變法沒有顧及到實際情況，過於激進，變法的理念雖然不錯，但在落實的時候，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地方官員執行力大打折扣。因為變法在上層的反對聲就很多，讓地方官吏無所適從，所以他們只好選擇明哲保身。就連宋神宗也因為一幅《流民圖》，對變法有了想法。

王安石沒有能夠團結一切力量，上下並不能統一思想，這是個非常可怕的事，長期的黨派之爭，產生了巨大的內耗，思想和政見的分裂，國家談何穩定。最後到了沒有原則，不管新黨的政策有沒有利於國家，舊黨一概反對。

改革派內部也不是很純淨，不少投機分子也參與其中，他們見風使舵，陰奉陽違。看到那一派得勢，就倒向那一方，就像動物裡的蝙蝠一樣。

因此我個人覺得王安石變法，沒有處在一個良好的環境中，人心不穩，從客觀上造成了北宋政局的混亂，所以說王安石變法對於北宋的滅亡還是有一定責任的。

但北宋滅亡真正滅亡的原因我總結有如下幾點：

第一、皇族內部爭鬥激烈，他們為了各自的利益明爭暗鬥，甚至不會顧及國家的利益。

第二、從宋太祖開始，慢慢的削減了武將的權力，使北宋軍事力量減弱。文官得到了重用，詩詞歌賦得到了發展，也使得北宋官員追求享樂。重文輕武帶來了消極妥協的生態意識，國防建設沒有重視。

第三、團隊沒有統一的思想，合作協調不到位，在這樣的環境下，王安石縱有天大的能力，又能如何？

第四、北宋的滅亡，純屬偶然，幾萬金兵就可以把北宋都城攻下，並擄走宋徽宗和宋欽宗等幾千人，真的不可思議。我想金人自己都沒有想到。

林語堂說北宋滅亡是由王安石變法造成的，其實他只不過是把宋高宗的廣告詞唸了一遍。對於這樣的黑鍋背在身上，我想王安石在天堂也會覺得冤屈。

反對王安石所謂變法的歐陽修、司馬光、蘇東坡等等都是大宋有名的忠臣良相，反觀支援王安石變法的幾乎全是大宋朝奸臣，最著名的是蔡京二兄弟，還把自己的二個女兒許配給了他們。世界最終還是很公道的。王安石的二個兒子一個病死，另一個活活餓死更說明了他的不得人心。得民心之人，兒子會餓死沒有民眾伸手相救嗎？

當聽說司馬光官復原職全城民眾歡慶，更證明了王安石的“變法”倒行逆施不得人心。“青苗法”實行一刀切，養活了以他女婿蔡京為首的一大批貪官。卻坑苦了天下百姓，與杯酒釋兵權的軍功後裔家族。嚴重破壞了那時的政治結構，把整個大宋朝推向四分五裂的災難邊緣，從此走向沒落。

與死了丈夫的兒媳婦“扒灰”是王安石這個衣冠禽獸最大的汙點。而對持不同政治見解，反對他“變法”的同僚打擊手段卑鄙之極，把蘇東坡二兄弟發配在蠻夷之地，另一個龍圖閣學士全家被髮配廣東，連襁袍中的嬰兒也不放過，企圖變相滅門政治對手段之卑劣人神共憤。如：諸暨倪楊氏一族，本為倪氏所改。望出千乘，派接浦江倪氏盈公大宗。盈公第八世孫倪照，為宋為龍圖閣學士，因拒王安石變法，流放新州。倪照幼子倪順尚在襁褓之中，為全宗嗣，倪順被親人藏匿在概浦(今應店街十二都煤墶)外婆家。官府緝捕，外婆孟氏以同歲的幼舅調包頂替，倪順得以保全。他長大後，奮發讀書，成績出眾，後念外祖家楊氏之恩，即以母姓楊氏應試，考中宋元佑三年(1088)戊辰科進士，歷官至禮部尚書，詔贈金紫光祿大夫，右僕射，韶陽縣開國公，諡文貞。倪順即為諸暨倪楊氏始祖。

他之所以要對倪照下這麼狠的手，二大原因；一，倪照是漢武帝的御史大夫倪寬之後，倪寬（？—公元前103年）千乘人也，西漢官員，字仲文，西漢武帝時千乘郡(今廣饒縣倪家村)人。因精通經學和曆法，且善文辭。為漢武帝所賞識，擢升左內史歷仕廷尉、掾舉侍御史、中大夫、左內史、御史大夫。漢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 ，倪寬升任御史大夫，隨武帝東封泰山。漢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 ，倪寬奉詔與司馬遷、公孫卿、壺遂等修改曆法，經過精心推算制訂出新曆法--《太初曆》，比秦朝的《顓頊歷》有很大進步。

二；倪寬是黃帝之後裔，祖上也有周武王親分封在山東的諸侯國。正史、地方誌、家譜都能完整對得上號。所以，也一直定居在山東。由於，倪寬對西漢貢獻與對後代朝庭的法規制定的影響深遠。他的後人反對王安石沽名釣譽、急功近利變法所造成的政治影響力，阻力太大，但又找不到殺他們全家的理由。所以，用流放變相滅門的方式加害這個強大的政治對手。

可見這個中國歷史第一奸臣內心有多麼的陰險惡毒。舉頭三尺有神明，自行不義多自斃。王安石最終落得身敗名裂，斷子絕孫，富甲天下的女婿蔡京被罷官後，竟然花大錢也買不到百姓手中一粒米而活活餓死。為什麼被朝庭下令流放的“罪臣之後”倪順卻能在民間安然渡過二十多年沒人舉報？這是天不藏奸，民心如鏡最真實的寫照。

近代，為王安石“平反”的那幾個小丑，只不過是為求人關注搏眼球出名、謀一己之利而玩的雕蟲小技罷了。用今天的價值觀與現實判定歷史，本身就是不客觀、欠公正的沽名釣譽之舉。企圖平反秦檜，王字石這些奸臣的學者，問過自己的良心了嗎？

司馬光，偽君子。自認道德完人，保守到變態。拜相後，凡王安石新法，不論好壞一律廢除；凡王所用之人，一律罷黜。王從西夏收復的失地，他還給了西夏。他挑起新、舊黨爭，導致政局長期動盪，斷送北宋擺脫積弱積貧的唯一機會。

治平三年（1066）四月，英宗命司馬光編“歷代君臣事蹟”，至此，他由個人修史升格為國家行為。《資治通鑑》寫什麼？帝王術！教後來的皇帝們，如何讓中華大地上的子民變得沒有血性，如何將漢人變成綿羊，如何最大程度地奴役下層老百姓。

自宋以後，漢人由雄強變懦弱，由外向變內斂，由開放變保守，由進取變退讓，失去血性，與他有莫大關係。

所謂“神童”，沒有把智慧用在推進人類的進步上，而是用在了害人上——一條徹頭徹尾的御用犬。

王安石做為中國古代著名的改革家，兩度任相，一生極力推行新政，以圖國富民強，但其效果並不太明顯。北宋強敵環伺，軍費開支巨大，宋朝官吏施行高薪政策，雖然宋朝是經濟高度繁榮丶發達的時代，但每年向遼丶西夏繳納吧丶賜予吧的鉅額物資和錢財，增加了國家財政負擔，朝廷為抵禦來自遼、西夏等國的威脅，大量徵兵，導致本自慵腫的政府機構更多的是冗員，官員的高薪和官吏的大量增多加大了國家的財政負擔，下層的勞動民眾更是生活艱難，國家國庫虧空，入不敷出。王安石為強國富兵，在宋神宗的支援下，開始了一場波及全國上下、聲勢浩大的變法改革運動。頒佈了青苗法丶保甲法丶募役法丶保馬法丶方田均稅法丶均輸法、裁軍法丶貢舉法丶市易法丶農田水利法丶將兵法等等，涉及社會的方方面面。但由於新法觸及了大地主丶官僚集團的根本利益，遭到既得利益集團的強力反對和阻撓，本應減輕民眾負擔，增加民眾收入，減輕民眾負擔的措施由於執行偏差和反對派的大力阻撓，大地主官僚集團把本應負擔的份額轉嫁給貧苦民眾頭上，更加加重了貧民的負擔，致使民不聊生

，怨聲載道。以高滔滔太后為首，司馬光等保守派大肆打壓丶抵制新政，變法雖為國聚集了大量錢財，增加了土地，充實了國庫。也因為了王安石為推行新法，性格執拗，一心為公，擴大了對舊黨的打擊面，用人失察，致使後來的奸臣蔡京等為害朝綱，廉潔奉公丶一心為國的王安石飽受爭議，普通民眾又沒有受利於新政，但把北宋滅亡歸咎於王安石變法，有失公允。北宋滅亡乃宋徽宗貪圖享樂丶用人不當，指揮不力。徽丶欽二帝無政治之雄才所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