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由社科院近史所近代史資料編輯室編輯，經四川人民出版社刊行的十四冊《近代稗海》，是眾多近代史料叢刊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種。此外，中華書局“近代史料筆記叢刊”，嶽麓書社“近世文史資料”，上海書店“民國史料筆記叢刊”，亦皆可觀。
而山西古籍出版社“民國筆記小說大觀”，以“民國”為題，所收資料大半與晚清有關，只是這套叢書的編輯質量不是一般的差，錯訛之處，觸目皆是，不管用以閱讀還是研究，都不合適。
謹就所知，或以史料的重要性，或以趣味性，對中華版“叢刊”略加評述。
與晚清有關者。
許指嚴撰《十葉野聞》，所述有早至清代開國時的野史，遠非“近代”所能範圍；書中與晚清有關的野史、秘聞，文字生動，措語大膽，讀來趣味不小，但是，失實乃至臆造的地方也很不少。嚴格說來，此書未經辯證，不附校注，並不適合作為史料收入叢書。“叢刊”另收有同一作者的《復辟半月記》，也是“難免失實”，然編者對書中收錄的公文電報，“凡找到出處者，均據原文校對並指出異同”。相較而言，後者作為史料的有效性即大於《野聞》。
書名有個“野”字的，還有一本《清代野記》（張祖翼撰），敘事嚴謹，幾乎每則筆記都註明了訊息來源，可信度（或雲可驗證度）非《野聞》可比。如，敘彭玉麟傳紙條給曾國藩，上書：“江南半壁無主，老師其有意乎？”勸國藩稱兵自立。國藩一見大驚，立即將紙條撕碎嚥下，連呼：“不成話！不成話！”聽上去，這像一段評書，不好說是史實，但作者說此事聞諸某人，某人又聞諸倪人塏，而倪氏則是國藩的巡捕官，當時親睹此事者。於是，讀者不論要證實還是證偽此事，都可據其提供的人物線索進行深入考察。
同樣記錄傳聞且可信度高的，還有陳灨一撰《睇向齋秘錄》。作者的伯祖，是參與了晚清“驚天”大事件的陳孚恩——如，在道光朝權臣穆彰阿授意下，威逼政敵王鼎（大學士，以自殺作為“尸諫”）的兒子，不許他向皇帝呈遞不利於穆彰阿的遺摺；又如，在咸豐朝權臣肅順的指揮下，與西太后、恭親王、醇親王諸人進行爭奪政權的交鋒。因此，要談晚清政壇的密辛，陳灨一堪稱家學淵源。他並創辦了《青鶴》雜誌，專門刊載稀見的佚文逸事，又請一些“高幹子弟”和名人後代——如大學士祁寯藻、巡撫吳大澂、文廷式及王闓運的後人——提供家藏史料。“叢刊”所收《〈青鶴〉筆記九種》，即取材於此。
此外，“叢刊”中《滇輏日記》《國聞備乘》《夢蕉亭雜記》《陶廬老人隨年錄》《東遊紀程》諸書，作者或為親歷樞要的高官（如花沙納、陳夔龍），或為熟悉掌故、博聞多見計程車大夫（如胡思敬、王樹枏），所載多為信史，足補正史之闕，是後人藉以瞭解近代史不可忽略的重要資料。但是，身親其事並筆之於書者，也有不實不盡甚至故意作偽的，如惲毓鼎撰《崇陵傳信錄》。其書有關義和團戰爭時期的記錄，已被當代學者指出不少的謬誤，而在此期間他個人的言行與立場，更是粉飾多於實錄。譬如，他對義和團的態度是“主剿”還是“主撫”，他對外國的態度是“主戰”還是“主和”，以及他到底是“帝黨”還是“後黨”，是“清流”還是“濁流”？在書中，他願意承認的都是前者。但是，參以時人的記載以及他自己的日記（《澄齋日記》，業已整理出版），讀者卻發現，他是支援義和團“滅洋”的，他是反對袁世凱“剿匪”的，他是明著說清德宗好話暗裡為西太后遮掩劣跡的，也是投身權貴為虎作倀陷害亢直敢言的“清流”的。回憶錄不一定就是實錄，這是讀史料筆記最需警惕的地方。
“叢刊”關於晚清史料的書中，最精彩的當是徐一士的《類稿》和《譚薈》，其書記事翔實，文筆修潔，組織嚴密，審斷精核，不僅是單純的史實撮述，更是獨成一體的歷史著作。瞿宣穎（晚清重臣瞿鴻禨之子，是近代學養深粹的學者），對其書讚歎不已，說足以“救濟（傳統）史裁之拘束，以幫助讀史者對於史事之瞭解”，可視為“掌故之學”即將興起的標誌。然而，“掌故之學”並未真正成為一個獨立的學術科目。可以說，一士的著作既是先聲，也是絕響。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由社科院近史所近代史資料編輯室編輯，經四川人民出版社刊行的十四冊《近代稗海》，是眾多近代史料叢刊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種。此外，中華書局“近代史料筆記叢刊”，嶽麓書社“近世文史資料”，上海書店“民國史料筆記叢刊”，亦皆可觀。
而山西古籍出版社“民國筆記小說大觀”，以“民國”為題，所收資料大半與晚清有關，只是這套叢書的編輯質量不是一般的差，錯訛之處，觸目皆是，不管用以閱讀還是研究，都不合適。
謹就所知，或以史料的重要性，或以趣味性，對中華版“叢刊”略加評述。
與晚清有關者。
許指嚴撰《十葉野聞》，所述有早至清代開國時的野史，遠非“近代”所能範圍；書中與晚清有關的野史、秘聞，文字生動，措語大膽，讀來趣味不小，但是，失實乃至臆造的地方也很不少。嚴格說來，此書未經辯證，不附校注，並不適合作為史料收入叢書。“叢刊”另收有同一作者的《復辟半月記》，也是“難免失實”，然編者對書中收錄的公文電報，“凡找到出處者，均據原文校對並指出異同”。相較而言，後者作為史料的有效性即大於《野聞》。
書名有個“野”字的，還有一本《清代野記》（張祖翼撰），敘事嚴謹，幾乎每則筆記都註明了訊息來源，可信度（或雲可驗證度）非《野聞》可比。如，敘彭玉麟傳紙條給曾國藩，上書：“江南半壁無主，老師其有意乎？”勸國藩稱兵自立。國藩一見大驚，立即將紙條撕碎嚥下，連呼：“不成話！不成話！”聽上去，這像一段評書，不好說是史實，但作者說此事聞諸某人，某人又聞諸倪人塏，而倪氏則是國藩的巡捕官，當時親睹此事者。於是，讀者不論要證實還是證偽此事，都可據其提供的人物線索進行深入考察。
同樣記錄傳聞且可信度高的，還有陳灨一撰《睇向齋秘錄》。作者的伯祖，是參與了晚清“驚天”大事件的陳孚恩——如，在道光朝權臣穆彰阿授意下，威逼政敵王鼎（大學士，以自殺作為“尸諫”）的兒子，不許他向皇帝呈遞不利於穆彰阿的遺摺；又如，在咸豐朝權臣肅順的指揮下，與西太后、恭親王、醇親王諸人進行爭奪政權的交鋒。因此，要談晚清政壇的密辛，陳灨一堪稱家學淵源。他並創辦了《青鶴》雜誌，專門刊載稀見的佚文逸事，又請一些“高幹子弟”和名人後代——如大學士祁寯藻、巡撫吳大澂、文廷式及王闓運的後人——提供家藏史料。“叢刊”所收《〈青鶴〉筆記九種》，即取材於此。
此外，“叢刊”中《滇輏日記》《國聞備乘》《夢蕉亭雜記》《陶廬老人隨年錄》《東遊紀程》諸書，作者或為親歷樞要的高官（如花沙納、陳夔龍），或為熟悉掌故、博聞多見計程車大夫（如胡思敬、王樹枏），所載多為信史，足補正史之闕，是後人藉以瞭解近代史不可忽略的重要資料。但是，身親其事並筆之於書者，也有不實不盡甚至故意作偽的，如惲毓鼎撰《崇陵傳信錄》。其書有關義和團戰爭時期的記錄，已被當代學者指出不少的謬誤，而在此期間他個人的言行與立場，更是粉飾多於實錄。譬如，他對義和團的態度是“主剿”還是“主撫”，他對外國的態度是“主戰”還是“主和”，以及他到底是“帝黨”還是“後黨”，是“清流”還是“濁流”？在書中，他願意承認的都是前者。但是，參以時人的記載以及他自己的日記（《澄齋日記》，業已整理出版），讀者卻發現，他是支援義和團“滅洋”的，他是反對袁世凱“剿匪”的，他是明著說清德宗好話暗裡為西太后遮掩劣跡的，也是投身權貴為虎作倀陷害亢直敢言的“清流”的。回憶錄不一定就是實錄，這是讀史料筆記最需警惕的地方。
“叢刊”關於晚清史料的書中，最精彩的當是徐一士的《類稿》和《譚薈》，其書記事翔實，文筆修潔，組織嚴密，審斷精核，不僅是單純的史實撮述，更是獨成一體的歷史著作。瞿宣穎（晚清重臣瞿鴻禨之子，是近代學養深粹的學者），對其書讚歎不已，說足以“救濟（傳統）史裁之拘束，以幫助讀史者對於史事之瞭解”，可視為“掌故之學”即將興起的標誌。然而，“掌故之學”並未真正成為一個獨立的學術科目。可以說，一士的著作既是先聲，也是絕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