諡號是對死去的人，按其生平事蹟進行評定後，後世給予或褒或貶或明的稱號。

諡號制度形成，傳統說法是西周早期，即《逸周書·諡法解》中提到的周公制諡。但是近代以來，王國維等根據金文考釋得出的結論諡法應當形成於西周中期的恭王、懿王階段，這一說法得到廣泛認同。

秦始皇認為諡號有“子議父、臣議君”的嫌疑，因此把它廢除了。他認為自己德兼三皇，功高五帝，就將“皇”、“帝”連起來開始稱“皇帝”。“皇帝”比上諡更加溢美，所以歷朝最高統治者欣然接受。西漢又恢復了諡號。

諡法制度有兩個要點:一是諡號要符合死者的為人，二是諡號在死後由別人評定並授予。君主的諡號由禮官確定，由即位皇帝宣佈，大臣的諡號是朝廷賜予的。諡號帶有評判性，相當於蓋棺定論。

最早的經典文獻《逸周書·諡法解》開始歷朝歷代的諡法著述在百種以上，載錄諡字約四百個，每個字都有特殊限定的意義。

諡號分為有褒揚性的美諡、憐惜性的平諡、貶義性的惡諡三種：

1、美諡，如:莊、武、文、宣、襄、明、睿、康、景、懿。

2、平諡:如:懷、悼、哀、閔、思、殤，有點同情的意味。

3、惡諡，如:厲、靈、煬，都含有否定的意思。

注:由於惡諡是對死者的批評，這在古代是比較反感的事情。所以北宋做出規定:不立惡諡，只作美諡、平諡。

唐朝時，諡號最好的是“文貞”。魏徵、張說諡“文貞”。宋朝時，因為宋仁宗叫趙禎，為了避諱，“文貞”改為“文正”。

《明會典》記載，以"文"字為第一字的諡號，等級最高的是"文正"，其次是"文貞"，正、貞之後，依次與"文"搭配的字為成、忠、獻、端、定、簡、懿、肅、毅、憲、莊、敬、裕、節、義、靖、穆、昭、恪、恭、襄、清、修、康、潔、敏、達、通、介、安、烈、和、僖、榮、愍、思。

諡號不僅具有特定的涵義，而且具有特定的等次。

清代皇帝諡字為21字(光緒帝)或23字或25字(努爾哈赤)，和碩親王1字，大臣2字，例如：

康熙帝的諡號為: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

咸豐帝的諡號為:協天翊運執中垂謨懋德振武聖孝淵恭端仁寬敏莊儉顯皇帝

乾隆帝的諡號為: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欽明孝慈神聖純皇帝

恭親王奕訢的諡號為:忠

曾國藩的諡號為:文正

清代大臣的諡號規定:一品大臣過世，按例請皇帝決定是否授諡。一品以下官員除非特旨，例不授諡。得諡號者只有曾入翰林，或獲授大學士者才用“文”字。而“文”字的諡號中，又以“文正”最為難得；只能出自特旨，不能由群臣擅議；清朝二百多年只得八人獲諡“文正”(如曾國藩)。“文正”以下的諡號則有:文忠(如李鴻章)，清朝只有約十人得此諡號；再之下者有“文襄”(只限武功成者，如左宗棠)、文恭、文成等等。

諡號是人死之後，後人給予評價的文字。諡號是周開始的，除了天子，諸侯、大臣也有諡號。

古人為了方便對歷史人物蓋棺定論，選擇用諡號來進行概括。總的來說，古代歷史上的皇帝、皇后以及諸侯大臣等社會地位相對較高人物或相對，在其去世之後朝廷會依據其生前所作所為，從而給出一個具有評價意義的稱號，這就是通常意義的諡號，用來高度概括一個歷史人物的生平。

諡號有等級之分。對於文臣來說，最高等級的諡號是“文正”。正因為“文正”是一種極高的榮譽，統治者很少將這個諡號賜予給大臣。明朝內閣首輔大臣李東陽在即將去世之際，得知自己死後將得到“文正”諡號，竟然喜極而泣。清朝在近300年時間裡，總共只發出了8個“文正”諡號，分別是湯斌、劉統勳、朱珪、曹振鏞、杜受田、曾國藩、李鴻藻、孫家鼐。

「文正」很重視文名和科甲出身，滿清貴族沒幾個真的去考了科舉，因此整個清朝，諡號「文正」的沒有一個旗人。某種程度上，諡號「文忠」可以說是滿族文臣的最高諡號了。其實比起「文正」而言，清朝諡號「文忠」的大臣，相信是大家更加熟悉的；終滿清一朝，諡號「文忠」的共9人，包括：索尼，傅恆，林則徐，榮祿，李鴻章，駱秉章，胡林翼，陳寶琛和梁鼎芬。除了最後兩位清朝滅亡才受封的遺老之外，前面七位在各種清宮劇裡都算是熟臉。

也有種說法認為，因為滿人文臣最高諡號便是「文忠」，因「文正」需要皇帝特批，更多的是官家的意思；而「文忠」算是群臣推定，似乎更能表示故者在官員中的地位。諡號「文襄」的說法是這樣：「闢地有德曰襄，取之以義。甲冑有勞曰襄。亟征伐」所以縱觀歷史，「文襄」向來授予有大軍功的文臣。在清朝諡號「文襄」的大臣也有不少熟臉，除了赤老師提到的福康安，左宗棠和洪承疇之外，還有張之洞、兆惠和李之芳等。

清代以前，文武官員，三品以上例可得諡。但是清朝改革了，只有一品官員才能予諡，並須禮部請旨批准，才由內閣擬諡，經皇帝圈定。咸豐三年，規定凡二品官殉難者悉照一品官奏請可否給諡，候旨遵行。這是因為在太平天國戰爭期間，不得不更改舊章，激發士氣。至於二品以下偶有予諡者，就更是特旨批准了。

凡奉旨給諡者，先讓內閣侍讀學士認真閱讀體會諭旨裡的褒嘉語，然後得諡“文”字者擬八字，由大學士選四字，不得諡“文”字者，則擬十六字，由大學士選八字，最後請皇帝圈定。

“文”字為什麼重要？因為這是孔子提出的傳統中國文明的最高標準。《論語》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章太炎做了總結，謂“古時所謂文章，就是禮樂，後來範圍縮小了，專指文學而言”。

因此，人臣予諡“文”字，是高階的表彰。清代諡法規定：“道德博聞曰文。修治班制曰文。勤學好問曰文。錫民爵位曰文”。而能諡“文正”，則是最高階的表彰。諡法雲：“守道不移曰正。心無偏曲為正”。而且，“文正”二字，不由內閣擬定，“悉出特旨”。整個清代，只有八人得諡文正，可見二字的尊貴。

而在實際操作中，清代大臣能諡“文”字，主要看他的資歷，那就是必須出身於翰林院。曾國藩李鴻章都是翰林院出身，因此得諡“文”字。

然而左宗棠不要說翰林，連進士都不是，仍能予諡“文”字，就是特旨褒獎了。

中國傳統文化裡，帝王將相追求的人生成就概括為文治，武功兩項，所以諡號中最常見的是文帝，文王，武帝，武王，文武兩字常見。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為晚清重臣和中興名臣，又都是讀書人（曾李是進士出身，左是名譽進士出身）兼具武將出身，戰功卓著，後都參與洋務運動，治理國家成就斐然，是當時出將入相，能文能武的全才。但是晚清國力衰落，飽受外國軍事欺負，外戰鮮有勝績，武功就明顯成色不足，所以這些武將們都在淡化自己的武功。曾是李的老師，左的前輩，湘軍創始人和開山鼻祖，為人師表堪稱聖人，以文正這種最高諡號最為準確。李是淮軍北洋創始人，以自己嫡系武裝拱衛京師和大清中央近30年，洋務運動外交成就最大，對大清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忠烈遠超古人諸葛亮，諡號文忠也是恰如其分。左是名將，滅太平軍，收復新疆功在當代利在中華千秋，與前兩位開山鼻祖相比，左不是開山鼻祖的人物，文治也稍顯不足，左也始終沒有執掌朝廷中樞，朝廷褒獎為文襄也是準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