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出身於一個殷實的地主家庭。

少年時，為人聰明，父母對他也特別疼愛，但他卻常常苦悶不樂。但家中的女工，天天做飯、洗衣、幹雜活，但臉上常有笑容。他得出：人生的苦樂不在外界，而在自身，即在主觀，其根源在自己的慾望，滿足則樂，不滿足則苦。而這種慾望是無窮盡的。

他開始研究佛學，18歲時，拒絕父母給他訂婚，19歲開始茹素，曾前往衡山想出家為僧。

對於生死，他泰然處之。認為佛家對生死的態度是不求生，不求死。

堅持素食七十餘年，除了雞蛋、牛奶，其他葷腥一律不沾。

一生追求兩個問題，一是中國問題，即現實的中國國家問題、社會問題；另一個是人生問題，即人為什麼活著。

一生喜愛儒學，推崇傳統的儒家人生態度，普通人都是有追求態度轉到厭離態度，從厭離態度再轉到鄭重態度；所謂出入儒釋，都是經過厭離生活，然後重又歸來盡力於當下生活。

梁漱溟生於北京，24歲入北京大學任教，7年後辭職，投身農村，在廣東、河南、山東輾轉開展鄉村運動。抗戰中，為促進國共團結抗敵而奔走，參與建立民盟，又創辦勉仁中學；抗戰勝利後，參與國共和談，為和平建國而努力。1949年後，歷任全國政協委員、常委及憲法修改委員會委員。

　　梁漱溟先生曾說：“我生有涯願無盡，心期填海力移山。”95歲人生，他的身份有：國學大師、社會活動家、哲學家、教育家、思想家、社會改造運動者等等。身後二十五年，這些身份都已經如浮雲消散，留存下來、可供流傳的，是他的精神、他的思想，是他作為儒者為農民四處奔走，為家國奮力呼籲的行動家的身影。

　　這其中，梁漱溟先生孜孜以求的兩大問題，時至今日，仍然不過時。這兩個問題是：“一個呢，現實問題，現實中國的問題，因為中國趕上一種國家的危難，社會的問題很嚴重……還有一個問題是一個超過現實的、也是人生問題，對人生的懷疑煩悶——對人生不明白，懷疑它，有煩悶……兩個問題不一樣，一個就讓我為社會、為國事奔走，一個又讓離開。”

　　最終，儒家學說緩解甚至解決了梁漱溟的人生問題，他發現了中國式的人生意趣，不再認為“人生是苦”，而是抱持一種謹慎的樂觀態度。另一個問題，“中國問題”，梁漱溟探求了一生，行動了一生，沒能真正得到解決。建設中國耗盡了梁漱溟的一生，也耗盡了更多人的一生，同時，一代又一代的“新人”加入了求解的行列。

梁漱溟，是中國現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在現代史上，梁漱溟以特立獨行而著稱，是個頗具爭議的人物。有人說梁漱溟是儒家，有人說他是佛家，有人說他是哲學家，也有人說他是社會活動家…無論是哪一種評價，如今，我們都能從他身上感受到“融合了多種思想的傳統知識分子的一種特質”。

梁漱溟一生始終關注兩個問題: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當人生問題要解決的時候,他便深入佛理,探求解脫。當社會問題突顯的時候,他便走出書齋,放棄佛學研究,奔走社會,尋求救國治世之道。

梁漱溟作為一名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面對社會紛亂、民生塗炭，面對西方文化對於東方文化的強勢侵蝕，表現出捨我其誰的使命感。特別是五四運動中面對徹底否定、摧殘中國文化的種種行為，他更是奮起反擊，以筆為劍，捍衛傳統文化的尊嚴。

20世紀20年代風雨激盪的時代潮流，激起了梁漱溟的危機感和使命感，始終在痛苦地思慮“救世救國”的梁漱溟再一次被推到了政治和文化的漩渦之中，決心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所以，從梁漱溟思想的轉變中，我們可以看到整個過程是由入世轉變到出世再回歸到入世，其佛儒共融的思想軌跡，讓人眾說紛紜:有人說他是中國新儒家的開山祖師，甚至被稱為“儒家”的最後聖人;但由於他長年吃素且不蓄髮，又被人稱為“不穿袈裟的和尚”，也有人稱他為“佛光燭照下的一代儒宗”。梁漱溟的一生特立獨行，在風雲變幻的時代潮流中，我們總能看到一個處變不驚、迎難而上、堅忍不拔的身影。

之所以能夠如此，是因為他一生關注的兩大問題:人生問題、社會問題，是因為他作為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高度的責任心和使命感，是欲以天下為己任也。

1942年，梁漱溟自日本統治下的香港脫險後，曾給他的兩個兒子寫了一封長信，信中說:“前人云:‘為往聖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今後的中國大局以及文化復興工作，亦正需要我; 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那是不可想象的，萬不會有的事!”

這幾近狂易的精神情態在常人看來是可笑的，然而，它始終是梁漱溟生命擔當與使命的真切表露。他回答他的朋友說:“狂則有之，瘋則未也”。其實，“狂妄”是其表面，其核心則是“堅定”。梁漱溟以這番故意略顯“狂妄”的話來顯示自己堅定的信念—一定會完成歷史賦予自己的人生使命。

此後，梁漱溟仍我行我素，高度自信自負，始終沒有放棄他的主張。不管身處怎樣的逆境，梁漱溟始終不渝地堅持著自己的救國治世的理想，程思遠先生對梁漱溟評價:潛心行學,一代宗師,探索人生,無所畏懼。

所以說，梁漱溟一生始終與時代大背景緊密相關，國家需要時則入世兼濟天下，天下穩定時則出世潛心治學，豐富自己的內心世界，這才是真正以天下為己任的鴻儒巨匠，也正因為如此，他也被尊為最後的儒家。

不會。

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都將傳承，因為那都是道的境界，而大道至簡、大道長存、大道在心。

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也有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