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七雄當中，最初秦國最弱。秦孝公繼位以後任用商鞅才使得秦國開始強大。但秦國並非最先開始變法的。如下圖所示。

當然，也不能僅僅把秦國的成功歸功於商鞅變法。戰國時期可以大致分為四個階段，如下圖所示。

首先呢，不是其他六國沒有變法，而是他們的變法都比秦國早很多，而且不乏好的變法。

最早進行變法的是魏國。魏文侯在位期間，相國李悝實行變法，史稱“李悝變法”。首先改“地”，提出“盡地力之教”，使魏國經濟迅Sagitar飛，擁有了強大的經濟基礎。其次改“軍”，提出“食有勞而祿有功”，類似於商鞅變法的軍功爵制，軍隊也越來越強。魏國在戰國初期大有一掃天下之勢。

繼魏國變法後，進行變革的是楚國。楚悼王在位後期，任用吳起為令伊，實行變革，史稱“吳起變法”。變法的大刀首先揮向了宗親貴族，規定“凡封君之子孫三世無功，取消其封號”，一改之前朝政被貴族所統治的局面。第二，精簡機構，裁撤冗官，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第三，改革軍制，建立武卒制。吳起變法使楚國在短期內由羸弱變強勝，各諸侯國為之一振。

再次還有南韓國相申不害進行的變法，史稱“申不害變法”。法家在戰國時期重要代表。他主張強調君主的統治之“術”，即任用，監督，考核臣下的方法，建立了官吏的任免考核制度。申不害在南韓變法十幾年，國家太平，兵力強盛。

另外，還有趙國的趙武靈王改革軍制，推行胡服騎射；齊國的鄒忌改革，廣開言路，整頓吏治，建立稷下學宮。都不同程度的推動了了本國發展。

這麼多有力的變法，為什麼會被秦國打敗？

因為以上變法都“中道奔殂”，沒有堅持到底。但秦國不同，商鞅變法改革徹底，即使是君王交替，商鞅被殺都一直在沿用，使得秦國國力迅速增強。再加上戰國後期，其他各國內政腐敗，混亂不堪，而秦國安定平穩，秦國不掃天下，誰又能掃天下呢？

各國都在變法，都想做霸主，只不過沒有秦國徹底、持久，要麼半途而廢，要麼進行的不全面不徹底。等到秦國發展起來後，其他各國也就失去先機，想學秦國，為時已晚，秦國不會坐等他們發展起來後再一決雌雄。

齊國有鄒忌主持變法，他的主子齊威王也相當給力，曾說過：“能當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能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與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這氣魄，別說是一國國主，就是你我這樣的凡夫俗子也難做到吧。

其他均各國不甘落後，楚國有吳起變法，魏國有李悝主持變法，南韓有申不害變法，燕國有樂毅主持改革，而趙國沒發現能人，趙武靈王親自主持改革，主要成就是胡服騎射。

變法除了有深度和廣度區別，還有反對力量強弱的問題。變法總會涉及到利息問題，一旦處理不當，這些人會群起而攻之，主持變法的人身敗名裂是常有的事。

等秦國發展起來後，其他各國再想發展，已經失去先機，秦國不會給他們成長機會。

好比是資本主義思想在多個國家都有萌芽和發展，最後能成功的只有一小部分國家。

後來那些被淪為殖民地的國家，再想學歐美走資本主義路線，結果只會遭到極力阻撓，他們只希望保持現狀，利於他們殖民統治。

總之，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旦錯過，就只能等著下一個“風口浪尖”。

關東六國的問題不是沒有變法，而是沒有長時間的貫徹變法。

因為秦國變法，最關鍵的三條法令：設立郡縣制；承認土地私有；獎勵耕戰。（這是商鞅變法的核心內容）

六國都有普遍實行。

比如設立郡縣制，就是春秋末年楚國最先開始推行的，然後在戰國時期被法家吸納，並不是商鞅首創。

還有獎勵耕戰，也是老概念，李悝在魏國變法時，對這一政策落實的非常到位，這也是魏武卒能橫行當時的主要原因之一。商鞅在秦國玩這招時，魏國已經玩了50餘年了。

也就是說，六國學秦國變法，是偽命題。變法原本就起自關東六國，尤其是魏國變法的影響極大。秦國本身也是被魏國打得鼻青臉腫，才認識到變法的必要性。

因此，並不存在關東六國去什麼不學秦國變法的問題。六國失敗的關鍵，在於沒能長久貫徹變法，導致變法半途而廢。

那麼，為什麼秦國就能堅持，六國卻半途而廢了呢？這裡面的因素很多。

人為因素是一方面原因，楚國變法失敗就敗在了人為因素上。繼而導致制度不如秦國。

另一個很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是地緣。

為什麼這裡要突出地緣方面的影響呢？

因為戰國時期，變法的決定因素是土地，有土地才能有耕地和人口，才能足兵足食，才能刺激士兵的積極性。

一個國家不能長持續性擴張地盤，就無法持續性的貫徹變法。秦國所具有的地理優勢在於它佔據了關中和巴蜀兩大膏腴之地，這才是秦國崛起的基礎，也是秦國可以獨抗六國的資本。

換而言之，秦國的那塊地，太好了，天然就有持續推行變法的優勢。

楚國也有這種優勢，但是楚華人不行。而其它五國相比秦楚，就沒有這種地緣優勢了。

以魏韓舉例說。魏韓兩國都有變法，其中魏國變法相對最徹底。但相比於秦國，魏韓普遍存在一個問題：土地不夠用，擴張又會導致被周邊國家群毆。

比如魏國，自李悝變法後，每每向四周開拓地盤時，必然會被趙、韓、秦、齊圍剿。魏國在這種圍剿下，先是被齊國雙殺，緊接著又被秦國奪去了最富庶的河西地，地盤嚴重縮水，最終失去了稱霸的資本。

南韓亦是如此，從一開始就沒有持續變法的基礎。每當南韓想有一定動作，就會被揍。

乘勢而起的齊國當然也沒撈到好，它的東面是大海，南面是越楚，西面是魏趙，即使齊國已經很謹慎的不去碰各個老牌強國，只是吞併了二等的宋國，它最終仍然被五國聯軍圍剿，搞得差點要滅國。

到了戰國後期，真正能和秦國扳手腕的國家只剩趙國和楚國。

楚國前面說了，人不行，沒前途。所以僅存的希望，只有趙國。當時的趙國，也確實給予了秦國相當大的壓力。

但趙國也有問題，它的問題與韓魏一樣。地緣不如秦國。

趙國自趙武靈王改革軍事，攻滅中山，北驅遊牧部落後，擴張了大量領土，但也就是在這個時候，趙國的擴張到了瓶頸期。

它再想擴張，就只能動燕、齊、魏的蛋糕。

可這三個列強，哪裡是那麼容易佔便宜的？

後來趙國與秦國賭國運失敗，與其把責任全歸咎於趙括冒進，倒不如說秦國自從佔據關中和巴蜀兩大糧倉後，它打一開始就佔了上風。無論趙國能不能打贏長平之戰，它的贏面也遠不如秦國。

比如邯鄲之戰後，秦國損失極慘，可秦軍關閉函谷關，閉關修養，很快就恢復了元氣。

而趙國呢？即便打贏了邯鄲之戰，也辦法再恢復往日的雄風了。東面的齊國打他，北面的燕國打他，南面的魏國也打他。國力就這麼一點點的耗空。

總的來說。

①：變法本身就起於六國，問六國為什麼不學秦國，這是偽命題。本末倒置了。

②：秦國變法的厲害之處在於永續性，不是先進性。而永續性這點是六國學不來的。

另外，秦國還有一點優勢也是關東六國學不來的。這個優勢是秦國特殊政治導致它可以吸納更多的外籍士族入秦效力。

春秋戰國時期，秦國的實力在初期是最弱小的，但其強大的開始就是商鞅變法。

秦國用了商鞅的治國策略之後，歷代君主堅持實施，終於成為能憑一己之力與六國抗衡的龐然大物。

但是正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六國在見到秦國逐漸強大的同時，他們又在做什麼呢？

春秋戰國時期變法不是秦國獨有的策略，但秦國是最成功的一個

“窮則變，變則通”，這是共識，不是春秋戰國時期某一方勢力獨自悟出的。

當幾百年的混戰，各方都奈何不得其他勢力的時候，自然就會有人以變革的方式來強大自身，最先開始這項舉措的不是秦國，而是齊國的管仲。

管仲在不放棄農業的基礎上大力發展商業，和北韓半島等地做生意，使得經濟積累迅速雄厚起來，著實讓齊國得到了不小的實惠。

但商業不直接創造價值，所以齊國一直以來都是經濟條件不錯，國家的戰力往往並不是特別強。

但是這樣的現實給其他國家都上了一課，清楚了變法所帶來的好處。

在秦國商鞅變法之前，最先開始變法的是魏國，叫做“李悝變法”。

李悝變法的舉措主要是有四個方面：

第一，廢除貴族世襲制度；第二，廢除井田制；第三，建立法治；第四，設立武卒。

從這四點來看，目的非常明確，想要透過自上而下的改革來使得國家各方面的活力被激發，比如廢除“井田”的目的就是調動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廢除“世襲”，就是要給更多的底層百姓以進身之路。

這樣的舉措雖然簡單，但十分有效，使得魏國在當時成為了第一大國。齊國不敢與之爭鋒，秦國更是經常受到它的欺凌，秦魏之間的世仇和其有很大原因。

李悝的變法為各國都建立了一個榜樣，原來舊有制度是如此不堪，只有徹底粉碎掉這些桎梏，才能使得國家變得強盛。

其他國家自然也不能坐以待斃，也開始紛紛變法。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兩股勢力。

第一是法家其他兩派在南韓、齊國的嘗試。

諸子百家中同一家裡也有不同的流派，法家當時也是一分為三，商鞅、申不害以及慎到分別代表法治、術治和勢治。

商鞅透過維護固定法治的權威，來為社會建立固定的秩序，而其他兩派其實重點在於教授君王御下之術、為官之道等等，把這些內容凌駕於固定法規之上。

結果不言而喻，無論是南韓還是齊國都沒有成功，因為沒有觸及到本國固有弊病，實力提升並不明顯。

第二是吳起在楚國的變法。

吳起的經歷很複雜，在魯、魏、楚三國都出仕過，並且身居要職，而他本身曾經是儒家傳人，但因為不孝被逐出門牆，改投兵家，在魏國時期也受到了李悝法家思想的影響。

所以，吳起到達楚國之後，一年時間就身居高位，開始在楚王的支援下展開變法。

有意思的是，吳起的變法和李悝的變法基本一樣，貴族世襲不能超過三代，也就是“減爵祿”，同時整頓吏治，建立法治權威，還有加強軍事訓練。

這些舉措其實和李悝基本一樣，但楚國的舊勢力非常強大，以至於在楚王死後立刻追殺吳起。最終不顧吳起身邊楚王的屍體，將其與楚王遺骸一同射殺。

但更有趣的是，吳起之死使得新任楚王有了一個藉口，那就是這些貴族侮辱先王遺體，罪同叛逆，於是幾乎將最頑固的貴族屠戮一空，使得吳起變法的措施施行比其活著的時候更順暢。

楚國也成為了當時的強國之一，軍隊南征北討，戰無不勝，一時風頭無兩。

再之後，才是秦國開始重用“商鞅”變法。秦國也是在這一時間認識到變法的必要性。

商鞅的變法明顯和李悝非常像，施行法治、耕戰等策略，訓練新軍，幾乎是李悝變法核心的一次翻版，只不過更貼切秦國的現實而言。

秦國透過變法迅速強大了起來，不僅戰勝了不可一世的魏國，還奪回了曾經失去的大片土地和人口，天下卑秦的局面被改寫，各諸侯國開始正視這一正在崛起的新星。

六國變法為何不能像秦國一般：核心思路偏移與勇氣的缺失

從實際情況來看，秦國的變法是最持久也是最成功的。秦國的強大不僅僅在於其變法思路的精準，也在於時間的持續。

而這些是其他國家變法所沒有達到的。

秦國變法主要有兩個思路：

第一個是在思想上的統一。

以律法來進行管理，需要注意，這個“律法”不是今天意義上的“法律”，它不維護普通人的利益，只是作為管理社會的工具而已。

在秦國，只有認同法家思想的人才能得到任用，儒家、道家等等學說都是被排斥的。

而透過一系列改革使得更多的普通人能透過戰功、農耕等方式得到更好的生活，極大提高了全體社會的積極性。

舊有貴族不得不重新考慮自己的地位，他們連安詳的死去都無法做到，必須重新取得戰功才能成為永久的貴族；而普通百姓本身就是近乎一無所有，能透過努力改善生活環境，自然有極大的積極性。

第二個是對國內經濟形勢看得非常準確。

不同於齊國想要透過外貿的手段來積累財富，也不同於一些國家依戰爭或者政策吸引更多人口來投奔，秦國當時的情況是土地夠用，人口稍有欠缺，但最根本的是生產力低下，不能完全開發已有土地。

所以當務之急是如何調動生產的積極性，使得土地能物盡其用。

可以發現，秦國在強大之後，並沒有像齊國、楚國那樣開疆拓土，而是奪回那些原屬於自己的土地之後，加固自身，和三晉、楚國這些鄰居修好。

其實說起來也是幸運，當時秦國最窮，土地開發也最無力，所以才給了他們這樣一段自我完善的時間，而這些是其他諸侯國所沒有遇到的。

而其他諸侯國並沒有堅持貫徹變法，是因為他們和秦國的環境不同。

當時天下諸侯國主要的話語權在中原地區，他們看不起兩個諸侯國，一個是秦國，地處邊陲，成為“戎秦”；另一個是楚國，地處南疆，被稱為“荊楚”。

中原諸侯人認為這兩個地區和那些茹毛飲血的四夷沒什麼區別，文化上極為落後。

楚國和秦國的環境也不同，楚國是大國，它和中原諸國交惡不是因為他不能融入，而是他太強大了，並且桀驁不馴，經常不給面子。

而秦國卻是因為自身的弱小，其他諸侯國看不上它，認為它沒有資格和自己並列，這就是“天下卑秦”的境況。

所以，對於其他諸侯國來講，變法是強國的手段，但如果不變法最壞也就是進步得比較慢而已，其自身還是讓人畏懼的大國。

但是秦國不行，它必須要透過變法來改變自身的處境，否則隨時都有被滅國的風險。

也就是說，其他國家的變法是為了強國，而秦國的變法是為了生存。

那麼，其他諸國自然沒有秦國那種“破釜沉舟”般的勇氣，孤注一擲的決心，這才使得各國變法雖然能取得一定成效，但“人亡政息”是常態，其成果短短几年就化為烏有。

未來在黑夜隱匿，於此靜待曉光。

東方六國並不需要學習秦國的變法，因為他們先變法，比如魏國的李悝變法，楚國的吳起變法等，商鞅變法實際是跟那些人學習的，然後發揚光大。由於秦國變法太成功，反而掩蓋其他國家變法的光芒。

問題來了，為何他們的變法不如秦國那麼成功呢？

1.秦國極缺人才，人才來了能得到重用

秦國地理位置偏，本土文化怎麼也趕不上中原的先進，人才自然不夠用，於是四處招納其他國家的人才。秦穆公時期，用五張羊皮換回來的百里奚，就是一個例子。

百里奚是虞華人，自幼家貧，後來做了虞國大夫。“假途滅虢”事件中，虞君貪小便宜，不聽百里奚的勸告，被滅國，百里奚也成為晉國俘虜。後來他被作為陪嫁家臣送往秦國，路上逃跑，不巧被楚國抓住。由於會放羊，就被安排放羊，放得還不錯。秦國知道了這個人，就用五張羊皮換回這個奴隸。

百里奚入秦時大概70來歲，這個年紀在古代算很老的了，秦穆公求賢若渴，和百里奚談了三天，就將國家軍政大事都交給他，封他為大夫。他推薦的蹇叔，也被封為大夫。

任人唯賢，不拘一格，唯才是用。百里奚也沒讓秦王失望，他在職期間，對秦國以後的發展幫助很大，讓秦國的政治、文化和農業都大大改善，為以後吞滅六國提供了基礎。

2.變法的決心大

對於變法內容，秦孝公全力支援。自古變法，都會碰到很多阻力，多來自於既得利的那一方。秦國貴族自然不願意利益受損，多方阻撓，秦孝公不為所動。太子犯法，處罰太子老師，秦孝公也不插手。

一個政令的頒佈，如果朝令夕改，或者主政人搖擺不定，就算實行下去，效果也會打折扣。

3.秦國政策執行一致性，並不因為換了大王就推倒重來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商鞅變法後，人被處死，變法的內容卻被秦惠王繼續執行，保證了法律的穩定性，社會也避免混亂。秦惠王去世後，商鞅的變法內容仍然被保留。其他六國對變法的傳承，遠不及秦國執行地那麼連貫。

小結:

商鞅的變法，不僅功在當時秦國，而且利在後來的漢朝，漢承秦制。後來有唐承漢制，宋承唐制等等，對整個中華民族影響深遠。

戰國時代之東方六國聯合起來都打不過秦國，為何不學習秦國也來個變法？

題主幫東方六國想的辦法是找對了方向，卻沒有抓住關鍵。何為找對方向？變法！秦國崛起的根本在於變法，沒有變法，它什麼都不是，很可能早早地被東邊的魏國摁在地上爬不起來，或者長期處於秦孝公前期的樣子——割地賠款，忍辱偷生。

所以必須肯定，變法這條路才是根本，是東方六國崛起的必由之路。但是，變法不是隨便就變的。正如，誰都知道降龍十八掌厲害，但是又有幾個人練出降龍十八掌？單單是喬峰的內力，世上就很難找出第二個。如果勉強去學，弄不好會走火入魔，練成降龍十巴掌就貽笑大方了。

同樣的道理，戰國時期的變法也是這樣，誰都知道變法，誰都想變法，而且都在變，但是結果呢？變來變去，結果有的變得來自己老媽都不認識了。

東方六國裡，變法稍微好點的是趙國，但是隻有軍隊改革，沒有政治改革，彷彿建在沙灘上的城堡，經不起考驗，長平之戰一蹶不振；魏國，最先變法，最先吃螃蟹，魏武卒橫行一時，但是改革不徹底，終被秦國超越；南韓，改革太晚，大家都改了它才想起來，加上先天不足，難以成功；楚國，一把好牌被自己人打爛，地大物博，但傳統世族太強大，既得利益改不動…

所以，失敗者總有失敗者的理由，總之東方六國都在變法的道路上失敗了，所以最終為秦所滅。

變法還是要有天時地利人和的，這裡筆者不展開，簡單歸納一下：

天時，不早也不晚，太早了不知道需要什麼，太晚了來不及；

地利：合適的地理環境，可以抵禦外強，不被打擾；

人和，舉國上下的高度認可，最關鍵還有最高統治者的決心意志。

上述三個方面，戰國七雄 ，唯有秦國獨具全部，焉有不勝之理！

秦國的變法是戰國七雄中執行的最徹底、最成功的，但卻並不是最早的，秦國是借鑑了很多別國先前成功的變法經驗，根據本國國情制定出的合適變法方案，像魏國李悝、楚國吳起的變法經驗對商鞅變法影響很大，商鞅加以總結推出的一套更為切中時弊且精密的變法舉措。

列國的變法

商鞅變法之前，已經有很多國家率先變法以圖富國強兵實現霸業，比較有名的是魏國和楚國的變法。

魏國李悝的變法內容主要有四點，一是“廢除世卿世祿制”，二是推行“盡地力之教”，三是實行“平糴法”，四是頒佈“法經”。

楚國吳起變法的內容主要有三點，一是取消貴族的特權，二是大力整頓吏治，三是打擊貴族結黨營私。

商鞅在李悝和吳起的影響下，在秦孝公的支援下頒佈了廢除世卿世祿制的法案，建立新的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接著廢除井田制實行土地所有制，又按照二十級軍功爵位制度激勵將士。

李悝變法側重於經濟領域的改革，在政治方面的實際操作力度並不大，而吳起在楚國的變法僅側重於政治層面的改革，並沒有涵蓋到經濟層面，只有商鞅的變法涵蓋並落實在了政治、經濟、軍事、社會各個領域的變革，甚至在商鞅死後，其法也繼續保留了下來，所以在各國相繼變法的歷史背景之下，唯有秦國堅持到底，脫穎而出成為黑馬。

秦國之所以能夠實現大一統，除了商鞅變法在制度上的有力保證，造就了一個龐大的國家機器支撐更大規模的兼併戰爭外，也是時代的必然選擇。

第一，春秋戰國時期是民族融合加速，天下大一統的觀念逐漸形成，北狄、南蠻、西戎、東夷和華夏民族之間的不斷交融，聯絡更為緊密，在文化上的認同也越來越強。

第二，上百年的兼併戰爭令各階層人民都希望治世的出現，大規模的兼併戰爭令許多百姓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嚴重阻礙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天下一統是民心所向。

第三，各國地區之間的聯絡加強，經濟發展相互依存，春秋戰國時期生產力不斷提升，農業耕作和農業灌溉技術大幅提升，使得農業的生產率有了極大的提高，推動了社會分工和商業的發展，各國之間的經濟往來日益頻繁，為統一事業奠定了必要的經濟基礎。

很多時候六國並不是沒有搞類似於秦國的變法，而是變法在六國當中多少都搞過，只是搞不起來。

商鞅的變法其實就是一條，把國家變成戰爭機器。為了把國家變成戰爭機器，他實行了郡縣制、承認土地私有、獎勵耕戰等措施。透過郡縣制，地方官全部由秦國中央政府任命，而不是分封的地方諸侯，這樣一來地方官員就自然要聽從秦王的政令，當國家要動員的時候便能最大限度地動員地方力量；承認土地私有，把土地分給廣大農民，使之變為農民的私有財產，農民就會好好經營自己的土地不會令其荒廢，所謂“有恆產者方有恆心”就是這個道理；透過獎勵耕戰，保證了國家在戰爭中最為重要的兩個要素：士兵和糧草。

這些改革其實在六國都有過，之所以沒能成功，是因為他們的改革都缺了一個靈魂——公平。其實我們縱觀整個中國古代史，唯一一次成功的改革也只有商鞅變法成功了，為什麼呢？因為商鞅變法做到了公平。

國家的發展，說白了就是做蛋糕以及粉蛋糕的問題。在戰國時期來說，做蛋糕就是擴張吞併別國的土地把蛋糕做大，而分蛋糕的問題就在於在擴張的過程中，誰的功勞多，誰的功勞大。功勞多的就多分點蛋糕，功勞少的就少分蛋糕，沒有功勞的就不分蛋糕，如果有公平的制度，那麼全國上下所有人都會想著如何去建功立業，為國家把蛋糕做大。

如果沒有公平的制度，有些人明明立了很大的功勞結果得不到什麼，而有些人明明沒有什麼功勞甚至給國家的利益帶來了損害還能得到很多的蛋糕，那麼這種不公平的制度就會使整個國家的人逐漸都不會去想著如何做大國家的蛋糕，而是做大自己的蛋糕，為了做大自己的蛋糕不惜犧牲國家的利益。人人都為了做大自己的蛋糕不顧社會國家的利益，那麼國家又怎麼會好起來呢？

而商鞅變法最為成功的地方就在於他做到了公平。當時的秦華人，無論是什麼出身，只要在戰場上立了功就能當官成為貴族，即便是貴族如果沒有為國家建功立業，最終也會變成平民。如果打仗不行就好好種地，種地種的好也能得到相當的獎勵，這就是商鞅的獎勵耕戰。在這套獎勵制度實行的同時，又透過種種政策保證了其中不會發生作弊的情況，即你立了功不會少你的，你謊報了軍功就會嚴懲，同時也提出了在當時一個非常先進的觀念“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即便是太子嬴駟犯了罪，最終也對他進行了懲罰，使得這套制度深深地刻在了每一個秦人的心中，成為了國家的靈魂。

在商鞅變法後的秦國，每一個秦人要麼熱衷於作戰，要麼熱衷於務農生產，而這兩樣正是當時戰爭的核心要素：士兵和糧草。在最大限度地保證了國家兵源和糧草的同時，秦國的軍功制也保障了軍隊計程車氣。殺一個敵人就能獲獎，殺兩個敵人就能當官，殺得越多官就可以當的越大，甚至能光宗耀祖成為貴族，這些想想都會讓人興奮，因此秦華人作戰的時候甚至連鎧甲都可以不要，直接光著膀子上陣殺敵，為的就是能多拿幾顆人頭多得幾份獎勵，六國計程車兵在秦華人眼裡就不是士兵，而是一顆顆的人頭，是自己通向人生巔峰的捷徑，所以秦華人在當時也被稱為虎狼之師。

當一個國家每一個人都在為做大國家的蛋糕而努力的時候，這樣的國家又怎能不強大起來呢？秦國的變法達到的就是這個效果。所以公平是改革能進行下去的保障。

商鞅的秦國變法的時候，他的這些招數六國早就玩過了。

魏國的問題在於地緣很差，地處四戰之地，北面是趙國，東面有齊國，南邊是楚國，西面是秦國。魏國在最早的兩代君王魏文侯和魏武侯的時候勵精圖治，也有過稱霸的時候，只是到了梁惠王時期開始四處出擊，四面樹敵。往北打趙國，往南打南韓，還要跟齊國和西面的秦國死磕。其實以當時魏國的實力也確實是天下第一，任何一個國家跟魏國單挑是基本沒有勝算的，但是如果兩個強國聯手魏國就吃不消了。問題就在於梁惠王沒有意識到這點，同時與多個國家開戰，結果運氣也非常差，遇到了一個大軍事家孫臏所在的齊國，被齊國吊打了兩次元氣大傷，恰好此時秦國變法已見成效，又在與秦國的河西之戰中失去了河西的大片領土，從一個一流國家徹底淪為了二流國家，之後便被周邊國家不斷地摩擦，最終失去了稱霸的資本。

齊國地處東海之濱，從春秋時期就是傳統強國，在齊威王時期也曾風光無限，甚至一度與秦王並稱東西二帝。然而到了齊湣王時期也是各種作，到處擴張太過於明顯，成為了其他國家的公敵，在燕國名將樂毅的進攻下幾乎亡國，之後便一直苟延殘喘到了最後。

趙國在經過武靈王的改革後稱為了軍事強國，之後便到處征戰，拿下了不小的地盤。但趙國的改革也多隻是在軍事領域，而社會經濟領域的改革非常少，這也就造成了趙國的綜合實力有些畸形。這個問題在長平之戰中體現的尤為明顯，趙國如果堅守秦國是沒有機會的，但是趙國架不住糧草不如秦國，堅守耗不下去才不得不選擇了主動出擊。結果在這場賭國運的大戰中慘敗，失去了爭霸的資本。

楚國是六國當中領土面積最廣、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最有實力統一六國的國家，但是楚國的問題就在於利益層力量太大，各種改革實際上難以推行。楚國的貴族擁有的領土太多，導致楚王的動員能力實際有限。在戰國初期吳起曾經在楚國進行過改革，結果最終歸於失敗，就是因為楚國貴族力量太強大，吳起的改革動了他們的蛋糕，最終吳起為楚國貴族所殺。

其實吳起的改革就是法家的改革，他學的是當時魏國的制度，即獎勵耕戰，根據這個制度，平民立功可以當官當貴族，貴族沒有立功就會逐漸變為平民。那麼作為貴族會怎麼想呢?他們想的就是自己最好啥都不做也能一直當貴族當下去，然後一堆人供養著自己，每天過著富足的生活。而對於底層百姓來說，無論多努力也還是百姓，成不了貴族。這樣的情況持續下去，那麼整個社會就會失去發展的活力。於是楚國便在這樣的制度下逐漸走向了衰落，最終被秦國逐漸蠶食。

至於南韓來說，雖然也有申不害的變法，但國家體量太小，很多時候改革剛有點成效就遇到了大戰，前期經常被魏國按在地上摩擦，後期經常被秦國按在地上摩擦，改革積攢的一點資本隨便一次摩擦就給摩擦沒了，在戰國七雄當中一直都是最弱的存在。

其實六國變法各有各的問題，也各有各的特點，在爭霸的過程中，秦國並不是沒有遭遇過挫折，比如長平之戰的時候按照白起的說法秦軍傷亡過半，當時秦軍參戰至少有60萬人，按照這個說法秦軍傷亡也有30萬人以上了。之後在進攻邯鄲的戰役中秦國又損失了不下30萬人馬，兩戰加起來秦國損失了有60萬人之多，這換在當時除了秦國外的任何一個國家都會導致一蹶不振，但是秦國在守住了函谷關後，閉門發展了段時間就恢復了過來。原因就在於秦國的制度公平，即便是國家遭受了重大損失，只要全華人民團結一致，元氣便很快就恢復了。

因此綜合以上來說，六國各有各的問題，也各有各的情況，雖然其變法多少與商鞅有異曲同工的地方，但其實都缺了公平這個靈魂，導致最後變法的效果大相徑庭了。

如果變法能夠這麼快的平移，那就不叫變法了。因為變法是無法學，也學不會的，國情不同。

看歷史書，你不能光看到秦國因為變法而變得強大，你要看到變法之時付出的代價有多大，你就知道這是東方六國無法學到的。

秦國變法付出多少代價？

1、連坐加誅連：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

2、凡是對變法有異議的全部移到邊境去。

3、處罰貴族，只要貴族有違法的就必須處罰，連太子也不例外。

4、加重刑罰，據一些材料記載，那幾年犯法的人太多，殺的河水都紅了。

這樣的代價，這些處在秦國強大壓力之下，風雨飄搖的六國他們付得起這樣的代價嗎？如果付得起這樣的代價，那開始變法的前幾年，老百姓表示受不了，貴族也表示受不了。這個痛苦的過程中，秦國突然進攻，怎麼辦？

堅持十年才出成效。

這是第一方面代價六國未必能付出來。

第二方面國君未必支援，商鞅變法是得到秦孝公鐵了心的支援，不管怎麼樣都支援。商鞅這樣的人不好找，同樣秦孝公這樣人也難找。只有一個不足以推行變法，需要兩人都具備才有可能推動，那麼六國有這樣的條件嗎？

六國沒有這樣的條件，也付出不這樣的代價，所以他們明知秦之變法很好也無法去複製。

為什麼不學習秦國變法？其實變法一開始就不是秦國先起的頭，其實當時的儒家，名家，縱橫家，兵家，道家都參與了變法，戰國末期的時候甚至形成了“黃老獨盛，壓倒百家”的局面。

其實戰國時期的變法發起者，或者說變法第一人應該是李悝，最開始變法的國家也是魏國。公元445年，魏文侯繼位，李悝為宰相，之後李悝開啟了變法。

接下來就是趙國的公仲連，公仲連的改革主要途徑有三：首先，教化人民，呼籲人民大眾來積極參加到變革當中；其次，建立選官制度，或者說是建立完善，嚴格的選官制度；第三改善財政方面，民強才能國富，國富才有力氣在這亂世之中與敵人對抗。

不僅如此，公仲連還推薦了牛畜欣，荀欣，徐越等三位名士，這三位名士也同時向趙國的君主提出了相關的變法政策，最後都被趙烈侯採用，並予以封賞。

還有楚國的吳起，無歧視衛國左氏人，熟讀兵法，是一位用兵奇才，是當時非常傑出的軍事家，魏文侯當時就濰坊欣賞吳起的才華，並任命吳起為西河守，等到魏文侯去世之後，吳起受到了強大的政敵打壓，在無能為力的情況下，只能選擇投奔他國，後來到了楚國，被楚悼王重用，一年之後，就升職成為令尹，並開始主持實施變法。

齊國的變法則是由齊威王自己想出來的，因為在齊威王繼位初期，當時齊國國內的情況十分慌亂，無論是平民百姓，還是朝廷官員，一出現戰事全部都是亂了陣腳，沒有什麼好的主意。這個時候齊威王一看這也不行啊，所以齊威王淳于髡和鄒忌的幫助之下，對齊國開始進行了內部的整頓，同時開要求廣開言路，鼓勵臣民向君主提出意見，或者是出謀劃策。

南韓的變法發起者是南韓宰相申不害。南韓當時的局勢和齊國的有些相似，當時南韓的問題是政治混亂，法律和法令前後不一，或者自相矛盾，使得大臣和百姓們不知道該怎麼做，所以韓昭侯就任命申不害為宰相，開始實施改革。

申不害提倡的是：將南韓改變成由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既然法規條文不夠明確，那麼以後就統一按照君主的意思來執行，這樣就不會再出現不明確的問題。申不害的中心思想是主張以“術”治國，“術”其實就是說君主要運動的方法，一系列的手段。

燕國的變法開始於燕王噲，當時六國的改革基本已經完事的差不多了，大家都開始致力於縱連橫，開始要搞聯盟了，而當時的燕國還沒有實施變法，導致國弱民貧，十分的危險，後來直到昭王繼位，才正式開始整治燕國內外，燕國才開始好轉。

商鞅變法是在前361年才開始在秦國實施改革的，但是也是戰國時期，最徹底的變法，其實商鞅變法的實質其實是“利出一孔”，這個觀點其實早在春秋時期就已經成型了，管子管仲曾在《管子·國畜第七十三》中就有提到過。

商鞅變法的內容大家都知道，但是早在商鞅變法之前，春秋時代的魯國早就已經開始了土地私有制，其實商鞅當時推行的變法，只是順應了時代傳統文化，並融合力法家的思想，打造了具體明確的軍功體系，而其他過國家的改革相對於秦國來說就比較片面，這也是為什麼秦國的變法比其他國家效果更好的原因。

我們看到的只有秦國的變法成功，秦國的變法多麼徹底，作用多麼強大，但是其實變法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因為首先變法到底能不能成功就不一定，而且就算成功了，也不一定就是和當時的這個國家，比如說子之變法，就把燕國給變的一塌糊塗，最後直接滅國了。

還有就是推行變法的大臣也是十分危險的，吳起就是被叛軍所殺，還有趙國曾經有三次變法都沒有成功，剛開始有點好轉，就在長平消耗沒了。申不害還沒改革完呢，就被圍攻了。所以即使是採取了變法，也不是每一個國家，都是秦國。

戰國時期東方六國各國都有在自己的國國家實行變法，比如齊國的鄒忌變法，楚國的吳起變法，燕國的子之變革，南韓的申不害變法，趙國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這些國家的變法，都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該國強盛一時。

只可惜這些變法只是片面的，或者只是針對國家某個方面的變法，而且在支援變法的國君去世之後，這些變法就受到各國封建勢力的阻擾而停滯下來，所以六國的變法相當於都失敗了，這些變法如曇花一現，沒實施幾年就停止了，都沒有使得國家徹底的強大起來。

（商鞅劇照）

而六國為什麼不學習秦國的變法呢？因為各國都有各國的國情，秦國的商鞅變法，是一場深刻，全面，成功的變法，它對秦國的政治，軍事，經濟都進行變革，商鞅在支援他變法的秦孝公去世後，更是被秦國貴族所謀害，最終遭“車裂”而死，因為商鞅的改革實在得罪和侵犯太多人的利益了。

可不過商鞅雖然死了，但他的變法並沒有停止，秦惠文王即位後還是實行商鞅變法，所以秦國國力大增，擁有了統一六國的力量。

而反觀六國的變法，只是片面的變革就因為支援變法國君去世停止，說明六國的封建貴族勢力過於強大，或者國君支援變法的力度過小，導致六國都不能成功實行變法。

六國只是片面的變法都失敗了，又怎麼可能去學習商鞅這種全面的，深入的變法呢？所以變法想法雖好，但要實行起來，還是要實事求是，結合國情，還有國家掌權人的堅定的大力支援才有可能成功。

（秦孝公劇照）

商鞅變法為什麼能在秦國實施成功呢？

公元前475年，歷史進入了戰國時代，各國的兼併戰爭越演越烈。在這種背景下，各國只有富國強兵，增強國家實力才能生存下去，不然就會被強國所吞併。

而地處西北的秦國，由於遠離中原，國力發展緩慢，中原的強國都看不上秦國，認為秦國是蠻夷之地，不稀罕跟秦國結交。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此時秦國可謂是內憂外患，外有中原六強國環繞，內有蠻夷作亂，秦孝公為了富國強兵，改變秦國落後的現狀，釋出《求賢令》，尋求能人異士主持變法。

商鞅因此從魏國來到秦國，他向秦孝公闡明瞭他的“強秦之術”，更是以自己的超群口才，駁倒了秦國反對變法的保守貴族，從此他深受秦孝公的支援和信任。秦孝公任命他為左庶長，此職位是秦國重要的軍政大臣，商鞅執掌秦國的軍政長達20餘年，商鞅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援下，先後進行了兩次變法。

（秦始皇劇照）

這兩次的變法以廢井田，開阡陌，獎勵耕戰，推行郡縣為主要內容，由於秦孝公的支援，和長期變法的順利實行，商鞅變法已經深得民心，秦國已經適應和廣泛接受了商鞅變法，而且商鞅變法確實使得秦國國力大增，所以即使商鞅身死，他的變法依然在秦國實行，經過百年的沉澱和發展，秦國的國力空前強大，足以吞併六國。最終在公元前221年，在秦始皇手上，秦國一統六國，建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大帝國。

魏國、楚國、趙國、南韓都是變過法的，別的不說，趙武靈王胡服騎射題主應該聽過吧。若連這個都沒聽過，那題主得再讀讀書了。

與其說六國為何不變法，不如說說六國為何沒有變成秦國。

秦國成為霸主，那已經是戰國中後期的事情了。早年被戰國第一強國魏國（魏國是最早變法的）堵住了東出的路，秦國的河西之地都丟了。

楚國的強大更不用說，整個春秋史可以看出楚國的崛起史。

南韓這個小國也曾爆發過。

齊國東方第一國，秦齊東西二帝足以說明。

燕國一戰差點滅齊。

趙國是戰國後期唯一能和秦國掰腕子的。

西周幾百個諸侯最後變成7個，真當都是充話費贈來的地盤？

秦國的成功是不可複製的。賈誼說的好，嬴政是“奮六世之餘烈”，才能“吞二週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

沒有六世，嬴政做不到（當然，這事畢竟沒發生過，沒準在另一次元成功了你）。

一項計劃再完美，若交給一個白痴來完成，很大的機率失敗。這是計劃不行，還是人不行？

一項破綻百出的計劃，結果執行人“主角”模板上身，完成了計劃，這是人的成功，還是計劃?畢竟，這個人是按照計劃來做的，哪怕這個計劃是瞎胡鬧的。

適者生存，不僅能用於生物進化，放到國家方面也是可以的。

戰國七雄不同的生存壞境、不同的政治環境、不同的外部環境，必然造成七國的不同。放到現在也一樣，僅說南北人的差異之大就可見一斑。

其他六國失敗了，原因各種各樣。

相比其他六國，秦國有以下優勢

君權高度集中

自秦孝公開始到秦始皇，除了始皇親政之前一小段時間呂不韋專政以外，大部分時間權利都是集中在君主手裡的，只有這樣的政權才能夠透過一人之手強行推動改革不至於被內部利益集團破壞，而其他的六國在這段時期內並沒有出現強勢的君主，甚至一度出現“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齊有孟嘗”的四公子傳奇，與各自的君權分庭抗禮。

禮制的不完善

秦國地處蠻夷，民智尚未開化。與東方六國相比，秦國的民風彪悍，不服教化，宗族等級觀念不像六國那樣森嚴，周朝的禮制推行也不是很完善，這樣的體制比較容易能打破。

偏安一隅，國內穩定

秦國地處西陲，憑藉山河之險和東方六國保持距離，戰國時期在秦國境內的戰爭屈指可數，當東方六國相互傾軋的時候，秦國可以安心的發展內政，開疆拓土，而政治改革只能在穩定的環境中進行。

基於以上原因，商鞅的變法才能夠在秦國實現。

商鞅變法在秦國而不在其他國是因為當時只有秦國有強烈變法願望，秦國也十分需要商鞅來變法，而其他國一沒有強烈要求變法的志向，二沒有變法能人和變法的國內環境。

戰國秦獻公時期，為收復河西，獻公親率秦軍在河西與強大的魏國交戰，結果秦軍大敗，秦雖俘虜了魏相公叔痤，但獻公卻中毒箭而亡，獻公臨終將國君位置傳給其子贏渠梁即秦孝公。這次大戰秦國大敗，國力進一步被削弱，戰後以魏為首的六國圖謀瓜分了秦國，孝公繼位後面臨著被滅國瓜分的壓力。孝公面對六國欺負的恥辱，立志發奮圖強，並向天下頒發招賢令，欲求賢能助秦變法圖強。秦魏之戰後，秦釋放了魏相公叔痤，公叔痤回魏後不久將離世，彌留前向魏君推薦其極有才華的手下衛鞅繼仼魏相，並囑魏王如不用衛鞅務必要殺了他，但魏王不以為然，沒有重用衛鞅，也沒聽從公叔痤的意見殺了衛鞅，讓衛鞅自生自滅，衛鞅之後被魏國奸官殘酷迫害差點沒命。正在絕亡之際，遇到了秦國發岀的求賢令，決定投身秦國以一試身手，於是歷盡艱險來到了秦國，多經周折見到了孝公，幾經試探，探明秦君有變法強國的決心，於是真誠向孝公提出了自已的變法設想，被孝公賞識，委衛鞅以重任，全力支援衛鞅在秦實施變法，從此孝公與衛鞅聯袂上演了千古傳奇的君臣合奏大戲，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商鞅變法。經過變法，奏國迅速掘起成為戰國一霸，不但在孝公有生之年收復了河西失地，實現了報仇雪恨的願望，經孝公之後幾代秦人的不懈堅持變法，終於滅了戰國各雄，實現了統一大業。

商鞅變法是戰國時期最後一波變法，也是列國中變法中最深徹的一次變法。列國變法是春秋向戰國的轉折點，首先掀起變法浪潮的是魏文候時期的魏國，魏文候時期首用法家名士李悝在魏國掀起變法大潮，使得魏國在短時間內強盛起來，一時間成為傲視諸候的超級大國。各諸候國目睹了魏國因變法而強盛後，紛紛下決心在自己的封國內啟用法家士推行變法，繼魏國李悝變法後，楚國開始吳起變法、齊國啟用慎到推行整肅吏治變法、南韓啟用申不害變法……最後一波便是秦國啟用衛鞅推行商鞅變法。

商鞅變法為什麼在秦國而不在其它國?問題的來由可謂曲折，秦國在沒推行商鞅變法前，列國變法的道路並不是那麼順暢，那時列國的變法由於君主的關係沒有處理好多數走到半路就胎死腹中，這些國家的變法雖然是進行了區域性革新，但這些國家的面貌也大大改觀。

許多名士都認為列國變法是成功的，然而當時魏國丞相公叔痤府中庶子的法家之士商鞅似乎在這“成績單”中看到許多不足，從各國變法大臣與君主、開始變法之國與已經因變法而強盛起來的國家之間產生的矛盾導致的必然和偶然來看，要實行深徹變法，必須有雄主堅信無移支援變法大臣才能做到。

商鞅變法之所能在秦國展開且深徹推行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秦孝公堅定不移信任商鞅變法能使秦國富強起來，且不遺餘力地支援商鞅變法在變改中重新配置的利益分割。

而之前其它諸候國在變法過程中，之所以沒能深徹變法導致中途失敗的原因就是因為君主對變法大臣的不信任受到既得利益者挑拔所導致的。吳起在楚國推行變法時，信任他的楚王命太短，沒幾年楚王便死，結果吳起慘死。申不害在南韓也沒得到韓候的信任，結果也因韓候的畏首畏尾落得個申不害慘死，南韓險些被魏滅國。

商鞅變法能在秦國，除了有些運氣的偶然因素，更有秦國有秦孝公這樣的雄主必然因素。商鞅一開始聞《求賢令》而來，他並不知道眼下秦國這位君主是不是一位能支撐他大刀闊斧進行變革的雄主，於是三次見秦孝公言兩道，對秦孝公進行“孝核”也就不奇怪了，因為能找到一個是一國之君又是知己的人實屬太難。但秦孝公條件完全符合商鞅的“擇友”條件了，於是才有了商鞅變法。

秦國變法後於各國。但其變強根本原因無外兩點。一是變法內容設定合理並且循序漸進。二是決策者意見統一，能夠貫徹始終。

戰國初期的魏國於公元前445年－前396年開始變法。主要在用人、井田、法制、軍事制度方面開始改革。變法使魏國在短時期內強大並在戰國初期雄霸一時。

（李俚）

公元前386年－公元前381年。楚國也由吳起主持了一場主要針對用人和軍事方面的改革。變法也令楚國強勝一時，但由於觸犯貴族階級的利益。楚倬王死後，吳起也被貴族殺死。

（吳起）

公元前356年，公元前350年。秦國商鞅吸取各國變法的利弊。開始主持以費井田，重農桑，獎軍功，設郡縣等一系列變法。秦孝公死後商鞅也被殺。商鞅之死是秦惠文王為穩固王權，緩和貴族與統治者的矛盾。但秦惠王及繼承者沒有廢除商鞅變法的內容。這才令秦國強盛，完成了統一六國的大業。

（商鞅）

秦國變法時間較晚，吸取了其它各國變法失敗的經驗教訓。當各國意識到秦國強大後，又被秦國遠交近攻的國策弄的疲於奔命。已經沒有時間沒有精力打擊本國權貴開展變法了。於是秦國率領滿懷希望的農民毫無懸念的戰勝了被六國權貴者驅趕的奴隸。這到是和美國如今的做法一致。打壓其他國家。美國利益優先，最大化。

變法的首要條件是巨大的矛盾，其次是變革內容的先進性。變法成敗的關鍵因素是決策者及繼承者們對變法的絕對擁護和貫徹執行。題主問題描述中的華為，只能說是一個新興經濟體。未來如何發展取決於繼承者的決策。其他公司只能說矛盾尚未凸現或者沒有達到變革的需要。不管怎麼說如今的新興經濟體只能說處於創業過程。還談不到變革。

戰國時期各大強國均有變法意識，但各國的制度、文化思想、地方環境各不相同，無法完全複製他人之法。再就是變法需要有精通制度和文化的人才來執行，六國變法都無法徹底，並非沒有那樣的意志，實在是幾乎沒什麼人能同時擁有才智和魄力去推動。

所以題主的問題可謂本末倒置，何以呢？商鞅最初入侵，正是攜帶魏國李悝的《法經》入秦，根據秦國的實際情況，以《法經》的學術為基礎，改法為律，製造出一套適合秦國的變法。商鞅最初以王道遊說秦孝公不成，改用霸術遊說，終得到秦孝公重用，在秦孝公大力支援下變法得得以實施，而他的變法成就了秦國的崛起，也招致秦國舊貴族不滿，最終身死。在當時變法的阻力之大超乎常人所想象，若非商鞅有那樣的才智和魄力絕無法做到。

試想一下，《法經》本為魏國著作，若魏華人真有心推動變法，何必捨近求遠去套用秦國的變法呢？除去軍功制度、賦稅制度、連坐法跟李悝不同外，像削弱世卿世祿的腐敗制度和農業經濟改革方面，商鞅的變法跟李悝都非常相似。

除去秦國和魏國的實際情況有些差異外，商鞅的變法跟李悝沒有太大區別，主要還在於執行力度、舊貴族的政治態度等全國的方方面面原因。秦國能夠變法成功一大方面是原先的政治制度落後於魏國，政治結構相對更為簡單，秦國舊貴族勢力也不是人們理解的那種王公貴胄，大多也只是有田有地的地主而已。這些人對秦國政治的影響力，遠遠不如六國那群時刻干擾著君主的權貴。商鞅能選中秦國，秦國能夠使用商鞅，可謂天作之合。除去魏國不提，商鞅去到燕國、齊國、趙國、楚國都有很大可能沒法成功。

就以比商鞅早一個時代的吳起來講，他的變法一樣是深受李悝《法經》影響，企圖限制舊貴族權力來達到富國強兵的考過，制定明確公平的律法來穩定統治。這種思想可以說是戰國以來各國變法的核心思路，當時舊貴族對君主權力制約過甚，國家無法有效運用全國資源征戰。所以各國君主都在探索著如何進行中央集權，最終秦國的三公九卿官僚制度和帝制就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誕生。

吳起的變法最初使楚國一時富強，但是楚悼王一死，楚國舊貴族紛紛向吳起下手，把吳起亂箭射死，並誅殺與吳起有關的七十多家人。自此楚國再也沒有什麼大規模強國的變法，據說屈原曾經提倡變法，但影響力甚微，可不必計較。

商鞅同時期有南韓申不害變法，齊國有鄒忌變法，慎到亦遊歷於齊國和楚國。他們都曾針對國家的現狀給出過治國方針，申不害國治兵強，使南韓強盛一時，但南韓的先天性不足，處於四戰之地，終究只能被秦、魏、楚折磨殆盡。

鄒忌的變法交雜仁道，相對商鞅的做法就太過溫和，沒能夠從本質上改變整個國家體制。但齊國也確實在鄒忌變法後勝強一時，後來一度跟秦國東西稱帝。

但要明確一點，各位法家變法或多或少都受李悝所影響，各位法家也都是非常有智慧的人物，針對時政構思有效方針。但是商鞅和秦國在當時是獨一無二的，鄒忌、慎到、申不害到了秦國可能也沒有效方針能讓秦國崛起，或是他們缺乏商鞅那樣的魄力。而商鞅到了別的國家，究竟又有幾個君主看得上他的霸術呢？各國的文化思想和政治制度又能接受商鞅的做法到什麼程度呢？

故而，商鞅和秦國的成功在當代幾乎沒法複製。

首先，從大環境上來說每個國家有每個國家的國情以及掌權的貴族，不一而同。

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大致屬於法家的變法。

對於兵制採用立功晉爵制，使得奴隸，平民階層有出人頭地的機會於是紛紛入伍立功。

採用一系列措施來提高政府公信力，最著名的莫過於徙木立信。

對於民生採用分地到戶的措施，使得秦國本身是奴隸階層或者平民階層有地可耕。

綜上不難看出任何一條措施都是觸犯當時貴族固有階層的利益。分了貴族的兵權，分了貴族的土地。變法的結果使得秦國強大但變法的代價卻也是慘烈的。

秦國變法的成功有兩個先決條件，第一 國君嬴渠梁大力支援，並掃清障礙。

第二 變法取得的成果使得秦國強大。

因此，其他六國因為各國國情不同，或是君主不當權例如同時期齊國，或是變法阻礙太大君主制衡不了貴族例如楚國。又或是變法不徹底例如南韓申不害變法等等原因。

商鞅變法致使秦國強盛，而其餘六國為何不效法？其實，某種制度的存續有三個因素：適合、有效、執行；其餘六國真的沒有效法嗎？我們來分享一下：

商鞅變法被認為成功的有三條：設立郡縣制；承認土地私有；獎勵耕戰。

這三條其實是戰國群雄普遍實行的，郡縣制是楚國末年最早開始實行的，本身就是作為君主直轄的領土進行管理，在戰國時期被各國採用；承認土地私有，魯國的初稅畝也是最早的；而獎勵耕戰，孔子所倡導的“足兵足食足信”是國之根本。

所以說商鞅變法並非是秦國強盛的主要因素。

前面說了一個制度的存續有三個因素，適合、有效、執行。“適合”就是這項制度能夠平衡各方利益；“有效”就是這項制度能否獲取更大的利益；“執行”就是徹底的貫徹執行。而三個因素中，“有效”是最為關鍵的。

從戰國各國變法的制度而言，都是適合的，但是其有效性是一時的。而又只有秦國能持久持續有效。為什麼秦國可以，其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秦國的“地緣”因素。保持商鞅變法有效性合理性持續性的根本，就是秦國的“地緣”，這是其它六國所沒有的條件。

戰國時期，土地有著決定性的因素，有土地才有耕地和人口，才能足兵足食。秦國佔據了關中和巴蜀之地，這才是秦國崛起的基礎。反觀其餘六國的地理環境，即使變法成功向外開拓時，都會遭遇來自不同方向的絞殺。

最早崛起的魏國向四周開拓必然觸及到趙、韓、秦和齊的利益，最後被齊國雙殺，被秦國奪去了最富庶的河西之地。而乘勢而起的齊國，去觸碰其它老牌強國，而沒有選擇吞併宋國，失去了進一步強大的機會。後期，能真正與秦國抗衡的就只有楚國和趙國，而趙國的地緣僅次於秦國，也是最有希望抗衡秦國的。而趙國的失敗直接原因是與秦國賭國運以及趙括的冒進。當然秦國佔據關中和巴蜀糧倉最終握有絕對的勝券。

魏、齊、趙這些同樣變法的國家因為各種因素無法獲得變法帶來的持續有效性，也就無法一以貫之的執行下去了。秦國只有對於楚國是制度取勝，因為他們體量相當，這個時候制度的優劣就體現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