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後人只關注其《國富論》而沒有讀懂其《道德情操論》的結果。

現在的經濟學如果用中國的武功來形容的話，它就是一個殘篇，缺了一半的秘籍。現在的經濟學的基礎就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然而國富論只是亞當斯密寫《道德情操論》時分立的一個獨篇，因為當時亞當斯密雖已經感覺到社會的問題的根源方向所在，可惜受制於西方宗教和西方的哲學體系，至死沒有突破那層屏障。其實亞當斯密的一輩子幾乎所有的精力都是放在了《道德情操論》上直到死亡。

現在的經濟學，缺了致關重要的一部分。那就是人的精神因素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及理論。而這種精神因素的部分，我稱之為價值經濟學。

價值經濟學所研究的就是人的精神在社會活動中的作用，包括經濟學。因為經濟學是脫離不了社會學的，而社會學的根本就人的研究。

舉個例子在商品的交易過程中。是如何產生這種交易的，也就是交易的前提是什麼，馬克思說的什麼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這是在扯淡，交易的前提就是稀缺和需求。稀缺就是你沒有，需求就是你需要，你需要則是價值的體現，也就是這物品在你的精神產生價值的判斷。你希望獲得這樣的產品。也就是在實際交換過程中所反映的不僅是物的交換，還有精神因素的交換和滿足。比如為什麼鑽石會那貴，僅是稀缺是不夠的，還要是有需要，那鑽石在交換中如何定價呢？

現在經濟學中的交換邏輯一直沒有通順。就是自然資源的定價問題。比如鑽石的價格？誰能給出一個合乎邏輯的鑽石定價的方案給我。如果是參考以前成交價就不要提了，鑽石是沒有標準價格的。因為自然資源都是沒參與人類勞動過後交換過的原始產品。這類的產品用現有的經濟體系的價格都是模糊的。是不能形成標準的價格體系的。完全是根據人的需求來定價的。而人的需求這部分則是價值經濟學內的問題。鑽石可以交換成功就在於，個人的需求判斷，和個人身價的評估，也就是個人的精神判斷的價值和個人財力的多少。就是我喜歡，我想要，但我只有這麼錢，或者我認為它只價值這麼多錢。這都屬於價值經濟學。用現有的經濟學是解釋不了的。

說個笑話吧。

我跟同學說準備炒股，需要學習些啥知識然後再進股市？他說你先看《國富論》，再看《資本論》，然後是凱恩斯和博弈論的一些書，然後給我列了個書單。

我一看都是大部頭的書，頭比書還大。問他，看完這些然後炒股能賺錢麼？他說看完你就悟透人生了，不用炒股了！

亞當斯密是現代經濟學創始人，他的成果使得經濟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今天我們看到的很多經濟學研究成果都或多或少有亞當斯密的影子。但這不能說沒有實質性的發展。現代經濟學主要是研究資源最優配置和社會效率問題，這也使得經濟學理論成為一種“可以解釋一切”的學科。亞當斯密提出社會分工這個最重要的資源配置基礎，後來的經濟學家也做了大量其它方面的研究。不談經濟學成果，經濟學知識的普及也更是當年無法比擬的，這方面也可以說是經濟學發展的一個佐證吧！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

市場發展的起點，生產力條件下，市場需要充足的勞動力。

市場要獲得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必須讓大部分人保持相對貧窮的狀態。

要使大部分人始終保持相對貧窮的狀態，就必須讓貨幣始終處於結構性不足的狀態。

1）模型：1個人靠賺錢養老，至少要賺100至200萬。理論上，全社會每個人都賺足養老金，需要的貨幣總量超過1400萬億至2800萬億。但實際居民淨存款（居民存款減去居民貸款）只有24萬億。因此，這就註定只有1%的人口可以透過賺錢方式攢夠養老金。剩餘99%的人會結構性的賺不夠。因為結構性的賺不夠，所以大家努力工作，不計成本的來搶1%的門票，使市場始終能夠獲得充裕的勞動力資源。

2）債務貨幣的自我約束

貸款是銀行的資產，是（貸款）貨幣，是起點貨幣，是政府、企業、家庭的負債。貸款轉移支付之後，才會產生我們通常認為的存款貨幣。因此，每個自己要獲得權力，先要承擔義務。趨利避害是人類的本性，如果貸款人不能把貸款的成本轉嫁出去，它一定不會選擇貸款——主動減少貨幣（貸款量）發行量。這就形成了市場的自我約束。例，美國政府理論上都已經陷入了破產，但它依然不願意發行貨幣（向銀行系統借債）。同理，中國政府寧願被制裁也要通過出口獲得貨幣（別人的債務，自己的資產），而不是自己發行國債（自己的債務），產生貨幣。

3）目的實現，手段失效

經濟學的目的是讓社會富裕。但經濟學的手段是讓市場貨幣結構性不足（拮据），從而倒逼懶惰者努力工作，創造更多剩餘價值。但當大量剩餘價值創生，貨幣不足必然導致消費不足，最終剩餘價值會因此成為過剩產能，進而引發經濟危機。因此，實際經濟危機都會發生在問題解決之後，即一個經濟體已經完成了工業化和城市化，債務危機會隨之發生。比如，美國城市化拐點後的10年滯脹，比如拉美完成城市化後的債務危機，比如前蘇聯完成工業化和城市化之後的解體與經濟破產，比如日本完成城市化之後的失去的二十年........手段失效的根源在於目的已經實現。

4）經濟的終極危機

債務（資產收益要求）每年增速大於5%，意味著訂單增速只有長期處於5%以上，市場才不會發生問題。但真實訂單會在城市化拐點後出現結構性下降，債務向上，訂單向下是終極危機。這個終極危機的發生點在全球城市化率達到50%（2008年）之後。

1）、中國製造以提貨權投資新零售平臺，假設投資100萬億提貨權，第一年分紅10萬億提貨權，把中國製造獲得的股權定義為200萬億市值。另外，沉澱的90萬億提貨權投向農業，可以解決食品安全問題；投向教育，可以解決教育難的問題，投向人工智慧，可以解決中國製造智慧化升級的問題，投向醫療可以解決看病難的問題......當所有的問題獲得解決。創新專案形成的新智慧資產和生產能力，將可以給中國製造帶去持久的分紅，將可以給社會帶來更多的福利，將可以給華人帶去更多高薪職務。

****提貨權是中國製造的貨物欠條|白條，進入一個系統就會轉化為真金白銀,使中國製造可以服務華人*****

2）、提貨權不是法幣，在統一系統內，無法提現，就就無法跑路。創新者只能按照他們的承諾完成創新，才能獲得獎勵。資金100%可追溯，使財務、稅收、分銷等所有方式發生根本性改變，實現智慧化和無人化。

3）、未來不需要經濟學理論——金融理論本身就是中介——去中介。

提到亞當，一般人會想到夏娃，但財經人士會脫口而出：“斯密？”14歲上大學，16歲讀碩士，27歲當教授，凱恩斯、馬克思、恩格斯都是他的學生，現代經濟學說見到他都得叫爸爸，這麼厲害，他到底幹了些啥？

1764年，斯密遊歷歐洲，對歐洲的發展感到驚奇不已，三年間，他拜訪了重商學派、重農學派的代表人物，於1767年回國後閉關10年，開始了對於社會經濟動力源泉的深入思考。

1776年3月，《國富論》問世了。

這部鴻篇鉅製總結了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經驗， 對當時所有經濟思想進行了反思，堪稱經濟學界的十項全能。

都說千萬不能和學財經的人打架，因為他們有看不見的手，創造這隻手的人正是亞當·斯密。

斯密認為，所有看似利他的經濟行為，本質都是利己，比如麵包師努力改良麵包配方，讓我們吃到了更好吃的麵包，但實際上，他的主觀意願只是增加收入。

社會中每個人“主觀利己，客觀利他”的力量，匯聚成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推動社會和諧高效的運轉。

有趣的是，這竟然與兩千年前法家韓非子的思想有些許相似。在《韓非子·備內》一文中，韓非寫道：“醫善吮（shun三聲）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醫生為病人吸膿血，不是因為有骨肉親情,而是利益驅使。

不過韓非子認為君主要利用人的逐利天性治國，斯密卻倡導自由經濟，人們自覺按照價格機制，做有利於自己的事，社會就會發展，國家不用瞎操心。

為此，他在書的扉頁上寫著：獻給女王陛下！請您不要干預經濟，回家去吧！國家要做守夜人，夜晚來臨的時候去敲鐘，入夜後監督偷盜行為。只要國家不干預經濟，經濟自然就會發展起來的。

有人說：《國富論》出版後的200多年，經濟學家基本都在沿用斯密的方法分析經濟發展規律，他們任務就是在《國富論》的架構上做一些小修補。

他的“看不見的手”理論被認為是“經濟學CROWN上的寶石”，至今仍是至理。

從這一點看斯密主要是社會學家，這可能是讀懂斯密著作的一個關鍵。但又不是那種只會做問卷調查者，可以說他看透了人心，按照社會中人的實際生產關係研究出更好的發展道路。現代西方經濟學早就偏離斯密，跟亞當斯密走的不是一條路。斯密思想是一整套體系，自下而上，他的書越讀到後面越精彩，越超越前人，哪些以為讀前面幾頁或者從中挑一段的就懂了的人，恐怕是人云亦云。道理說到底也簡單，一家人各有想法，還是齊心協力幹好活才有好生活，一華人，天下人何不如此？難在誰願意花這麼大力氣去了解世人，為世人著想啊。

亞當斯密生活在舊時代的尾聲與新時代的開始，他的經濟學留下了這個時代交替的深刻烙印，可惜他那些徒子徒孫並沒有讓經濟學與時俱進。

這個舊時代就是前科學時代，當時近代科學已經產生，但基本沒運用於生產，即使歐洲也是男耕女織。前科學時代勞動生產率增長極其緩慢，在每代人看來，財富蛋糕總是那麼大，遇到天災人禍還會明顯減少。直到十九世紀，一個饑荒在歐洲還能餓死上百萬人。

既然財富蛋糕不會明顯擴大，人們爭的就是怎麼切。所以整個中古時代人們嚷嚷的就是公平，平等這些概念，潛在目標是自己能多分一點。一群人分多了，必然有一群人分少了，所以社會鬥爭不斷。

一般來說，當時普通人都著眼於用權力來解決這個問題，認為好皇帝好國王能制定出好的分配方法，實在不行的話就推翻之。亞當斯密提出由社會透過交易來讓分配更合理，是一大飛躍。其基本思想仍然是古典的——如果分配得當，大家積極性高，才能多生產。在他的經濟學理論中，社會總財富還是不變的，如果要顯著提升，也只能透過殖民多搞幾片地方來實現。

亞當斯密去世時，英國已經搞起了工業革命，但是範圍很小，效果也沒那麼顯著，不足以讓他更改其基本理論。幾十年後，工業革命已經發展到這種程度，即使分配方法完全不變，由於社會總財富不斷增加，每個階層的財富水平都在提升。拿中國來說，今天農民的生活水平基本都高於解放前的地主，生產率提高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二戰以後，人類進入全新時期。很多國家包括中國都只有相對貧困（相對於其他人群的貧困），基本沒有絕對貧困（掙扎在死亡線上的貧困）。科技在社會財富增加中所起的作用，發達國家能達到百分之七十，中國也超過百分之五十。

也就是說，怎麼切蛋糕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怎麼把蛋糕做大。但是經濟學遠遠落後於這個時代，類似“減稅能刺激經濟發展”的舊時代觀點仍然流行。而一種新技術投入生產，到底給社會增加多少財富，沒幾個經濟學家算這個賬。

不懂得科學技術在今天的決定性作用，就是經濟學沒有實質性提升的根本原因。

西方經濟學一直陷在形而下的窠臼中而無法自拔，比如西方經濟學一直把人假設成完全理性，把人當成個物件一樣算來算去，但人是一個活生生的生命而不是物件，這才是基本前提，方向都錯了又怎麼可能有進展？經濟學要進展必須要以活生生的人為中心，一切離開人的研究都是空中樓閣，而從這點出發，東方哲學恰恰與這一中心契合。

經濟學自斯密以來，不僅有發展，而且有很大發展。這可以從300年來世界經濟發展成就來證明。試想，如果沒有經濟學的進步和影響，經濟成就如何形成？反之，如果沒有對經濟現象進行歸納論證，又哪有經濟學的進步？所以，經濟學與經濟生活，是一個硬幣的兩面，缺一不可。

經濟學識，在社會現實中，就只會有那些認知學識，在現實社會中的價值受一個時空範圍的制約，或已有的本就不足，現實中就會把藝術嫁接進來，做魔術，把簡單的複雜化，把失德骯髒的和低劣的反覆包裝美飾化，用欺騙或借用愚昧來維持自己的存在和社會知識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