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遊牧民族在軍事上佔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優勢：他們的機動靈活性；後勤保障方面；騎兵在力量上優勢；居住環境及財產負擔上的優勢。由於最近比較忙！以下就簡單的敘述一下你的提問（遊牧民族在軍事上的優勢，只限於熱兵器使用之前）。

機動靈活性：遊牧民族的騎兵可以以極快的速度攻打農耕民族，打的過就打、打不過就跑。等大批農耕民族的軍隊趕過來時，人家搶完人和財物早就沒影了，你想追又追不上。

後勤保障:他們不需要後勤保障。古代生態環境好，大多數地方都長有青草。戰馬可以隨時隨地的吃飽，人餓了喝點酸奶、吃些乾肉或者直接喝馬奶。農耕民族就不一樣了，大軍未動、糧草先行。

騎兵在力量上的優勢：一個人騎著馬以飛快的速度撞向你時，你是什麼樣的感覺。人手中武器加上馬的速度一下子就把步兵打殘了。訓練有素的重灌步兵除外，但他們必須要有長矛兵，或者農耕民族也裝備一支同樣的騎兵隊伍。

居住環境及財產上的負擔:我們農耕民族是有建築和財產的。當遊牧民族打過來時，我們的建築是搬不走的，老百姓們又捨不得他們的財產逃走（有時都來不及逃）。但遊牧民族就沒有這方面的負擔，危機關頭最多損失些牛羊，馬奔跑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他們可以趕著馬匹一起逃走。

萬里長城作為中華民族的象徵足以引起世人的由衷的讚歎，但賦於歷史學的準確含義，卻是農耕文化與遊牧文化長期爭鬥的“分水嶺”。在探尋悠久歷史的文明衝突之前，首先讓我們先劃出歷史上農耕世界與遊牧世界的分水嶺。

除中國以外，在歐亞大陸還存在著其他一些農耕地區。西亞的美索不達米亞地帶最早培植出麥類農作物，發展成種植小麥、大麥的中心。這個中心形成後逐漸向東西方其他適宜農耕的地方擴充套件。向東，一條線到達伊朗中部和北部並伸展至阿富汗境內，與中國的北方農耕地區處於同一水平線上。另一條線到達俾路支，直至印度河流域。向西，一條線進入愛琴海和希臘，給這些以航海貿易為主的民族注入了一些農耕因素，然後偏北的一線由巴爾幹進入多瑙河和萊茵河流域，再向東進入烏克蘭平原，向西越海進入不列顛島。偏南的一線沿地中海進入南歐。將上述分界連線起來可以看出，整個歐亞大陸，以興安嶺、燕山、陰山、祁連山、崑崙山、興都庫什山、高加索山和喀爾巴阡山為界，大致可分為兩部分。沿此界往南地區，雨量充足，河渠充盈，土地肥沃，適宜農耕，形成一個農耕世界；沿此界往北的地區，雨量很少，但草原遼闊，冬季白雪覆蓋的山巒，到夏季卻牧草叢生，適宜發展牧業。在這個地帶形成了一個遊牧世界，產生了獨特的遊牧文化。

遊牧文化與農耕文化有著很大的區別，後者的生產增長率大於前者，而且農耕生產方式趨於定居，使隨著生產發展而來的社會、文化方面的發展有較大的和較為穩定的連續承襲的可能。生產的發展為手工業、金屬開採、冶煉、開鑿河渠、社會管理、宗教祭祀等方面的發展提供了基礎。這就使農耕地帶富庶並且文明瞭起來。而遊牧地帶的生產增長卻較為緩慢，不能分出較多的社會勞動力用於遊牧以外的各種活動。遊牧民族雖然也有階級分化，但分化有限，基本上落後於農耕民族整整一個社會形態。原始部族制度牢固存在，停留於一種淳樸卻落後的狀態。這種狀態決定了遊牧民族具有三個特點：1、富於掠奪性、破壞性；2、富於機動性、戰鬥力強；3、易被農耕文化所同化。

遊牧民族屬於非定居民族，他們必然隨著季節和氣候的變化進行大規模的遷徙，以尋找並暫時居住在水草豐茂、適於放牧的地區。而藉助被遊牧的馬匹的力量，又使這種遠距離的遷徙成為可能。因此，遊牧民族具有很強的機動性。機動性，即使在現代化戰爭中也是戰鬥力的標誌。它可以使軍隊在敵方準備不足的情況下迅速突擊，也可以在形勢不利時立即撤離。而且即使是訓練有素的步兵，在沒有火器的時代也很難抵禦騎兵的衝擊。這一切有利條件，加上游牧民族特有的勇猛與剽悍使他們具有很強的戰鬥力，在對農耕民族的戰爭中，他們往往取得勝利。不論是歐洲大陸上的高盧人，還是中國的中原王朝，在與遊牧民族的戰爭中，常常疲於招架難以抵禦他們的進攻，只有在這些民族發生內訌分裂或走下坡路的時候，才能保證邊境的安定。

由於遊牧民族物質生產極為落後，處於半野蠻狀態，因此，一旦在戰爭中取得勝利，必然大肆掠奪、屠殺，甚至用自己落後的生產方式改變農耕的生產方式，其具體表現就是元朝式的改耕地為牧場和滿清式的跑馬圈地。遼、金都曾逼迫宋進貢金帛，元、清也都在取勝後大肆屠城以實行恐怖政策。所有這些都使農耕地區的生產力和社會文化遭到嚴重的破壞，非數十年的休養生息不能恢復。遊牧民族戰敗農耕民族後，由於其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遠較農耕民族落後，所以往往被征服者所同化，這種同化有時是自覺的、主動的，有時是不自覺的、非主動的，但其目的與結果都是為了加強其統治的穩固性。法蘭克人在征服西羅馬的過程中，皈依了基督教，高盧人就不再把他們視為異族而加以排斥，相反，卻對他們表示出極大的歡迎。鮮卑人滅掉西晉後，主動漢化，他們易漢服，用漢姓，說漢語，最後被完全同化。滿人入關後也接受了明朝的典章禮儀，奉孔學為國學，除了最後流於形式而存在的滿文外，大概只保留了服飾上的差異。蒙古人為了保持自己的特權，他們頑固地用蒙古、色目、漢人和南人的種族等級區別法與漢族的“華夷之辯”相對抗，打破儒家的傳統，視知識分子如末流，在社會上形成了“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娼、九儒(這大概是

“臭老九”的最早來源)、十丐”的風氣。所有這一切都為漢人所無法容忍。因此，一百多年後，蒙古人又乖乖地被趕回了草原。即使如此，元人也並不是完全沒有被同化的現象。耶律楚材推行科舉制，主張學習漢人的統治方式，他不愧是當時統治者中少有的有識之士之一。

遊牧民族有自己獨特的文化特徵，但是由於其生產方式的落後，加之總是處於遊動狀態，因此他們難以創造出先進的文化與航海文化或農耕文化並立，其結局或是被同化，或是極為緩慢地發展，然而由於它與周圍民族所處的特殊關係，對其他文化的產生及發展卻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從宏觀文化學的視角觀察，遊牧文化因為在其幼年時期不斷對商業文化和農耕文化進行強制性文化輻射，在群鷹搏擊、萬馬奔騰的歷史長河中，精力超前耗盡，在先進文化的同化過程中，已化為歷史的煙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