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自王陽明之後，至今並沒有什麼值得稱道的發展。
從儒學發展的歷史來看，儒家四聖，孔子、孟子、朱熹、王陽明，他們分別代表了儒學發展的不同階段。孔子是創始人，孟子是奠基者，朱熹是建設者，王陽明是改革者。
儒學發展至宋明時代，達到頂峰，和科舉制度緊密結合，有了一整套成熟完備的教育、選拔、考核機制。以至於清未被歐洲瞭解認識之後，認為是最好的人才選拔方式。在思想領域，除忠孝仁義之外，更增加了追求真理（儒學中稱之為“理”）的內容。朱子主張求理於外物，陽明主張求理於內心，最後以“心即理”達到了內外的平衡。傳統儒學至此，臻至化境。
由於陽明心學有脫離體制，不安分的成分，在滿人入關後，有清一朝，視之為異端，被徹底摒棄。朱子學說，卻被推崇備至。這樣一來，就把知識階層的頭腦禁錮於四書五經之中，而對漢人知識分子的思想控制，更加變本加厲。為了服務其統治政權，一時八股文盛行，文字獄遍地，出現了萬馬齊喑的場面。學界流行考據和復古，讀書人只能皓首窮經，鑽進文字、金石考據的舊紙堆裡，不敢對外面的世界多看一眼。這時的儒學不但沒有進步，反而倒退了。
清朝滅亡後很快趕上了“五四運動”，在“打倒孔家店”的呼聲中，儒學被放到了社會的對立面，在許多人的心目中，成了阻礙社會發展進步的絆腳石，必欲除之而後快。
新中國成立後的三十年，歷次運動無不承“五四”之餘風，欲徹底斬斷與儒家的聯絡。這時的儒學，似乎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被稱為中國最後一個儒家的梁漱溟不得不靠邊站；被譽為“新儒學”開山祖師的熊十力（《新唯識論》、《體用論》作者）也遭到批倒鬥臭，最終含恨而亡；馮友蘭本可以成為中國新儒學的代表人物，可惜“入世”過深，沒有了靈魂。
唯有跟蔣逃往臺灣的錢穆，在蔣的庇護下得以安坐書齋著書立說，可惜他只能算是一個儒學的整理者、研究家，對現代儒學的發展並無太大建樹。至於後來的南懷謹之流，儒學的“野狐禪”而已，被李敖罵作騙子和神棍。
所以，隨著中國即將重返世界顛峰，以中國傳統儒家思想文化為基礎，結合世界各民族優秀的思想，兼收幷蓄，在習主席“人類命運共同體”論述的指導下，創造一個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國式的思想理論體系，勢在必行。
儒學自王陽明之後，至今並沒有什麼值得稱道的發展。
從儒學發展的歷史來看，儒家四聖，孔子、孟子、朱熹、王陽明，他們分別代表了儒學發展的不同階段。孔子是創始人，孟子是奠基者，朱熹是建設者，王陽明是改革者。
儒學發展至宋明時代，達到頂峰，和科舉制度緊密結合，有了一整套成熟完備的教育、選拔、考核機制。以至於清未被歐洲瞭解認識之後，認為是最好的人才選拔方式。在思想領域，除忠孝仁義之外，更增加了追求真理（儒學中稱之為“理”）的內容。朱子主張求理於外物，陽明主張求理於內心，最後以“心即理”達到了內外的平衡。傳統儒學至此，臻至化境。
由於陽明心學有脫離體制，不安分的成分，在滿人入關後，有清一朝，視之為異端，被徹底摒棄。朱子學說，卻被推崇備至。這樣一來，就把知識階層的頭腦禁錮於四書五經之中，而對漢人知識分子的思想控制，更加變本加厲。為了服務其統治政權，一時八股文盛行，文字獄遍地，出現了萬馬齊喑的場面。學界流行考據和復古，讀書人只能皓首窮經，鑽進文字、金石考據的舊紙堆裡，不敢對外面的世界多看一眼。這時的儒學不但沒有進步，反而倒退了。
清朝滅亡後很快趕上了“五四運動”，在“打倒孔家店”的呼聲中，儒學被放到了社會的對立面，在許多人的心目中，成了阻礙社會發展進步的絆腳石，必欲除之而後快。
新中國成立後的三十年，歷次運動無不承“五四”之餘風，欲徹底斬斷與儒家的聯絡。這時的儒學，似乎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被稱為中國最後一個儒家的梁漱溟不得不靠邊站；被譽為“新儒學”開山祖師的熊十力（《新唯識論》、《體用論》作者）也遭到批倒鬥臭，最終含恨而亡；馮友蘭本可以成為中國新儒學的代表人物，可惜“入世”過深，沒有了靈魂。
唯有跟蔣逃往臺灣的錢穆，在蔣的庇護下得以安坐書齋著書立說，可惜他只能算是一個儒學的整理者、研究家，對現代儒學的發展並無太大建樹。至於後來的南懷謹之流，儒學的“野狐禪”而已，被李敖罵作騙子和神棍。
所以，隨著中國即將重返世界顛峰，以中國傳統儒家思想文化為基礎，結合世界各民族優秀的思想，兼收幷蓄，在習主席“人類命運共同體”論述的指導下，創造一個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國式的思想理論體系，勢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