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阮元生當乾嘉盛世，為乾隆五十四年（1789）進士，歷任山東、浙江學政，會試副Quattroporte及浙江、河南、江西巡撫，因政績卓著，又先後被任為湖廣、兩廣、雲貴總督。阮元晚年入京，拜體仁閣大學士、太子太傅。道光二十九年（1849）壽終，諡號“文達”。阮元歷次出任顯官要職，是清代中後期號稱“三朝元老”的名聲顯赫的封疆大吏，但《清史稿》稱他“海內學者奉為山斗焉”，卻是因為阮元“身歷乾嘉文物鼎盛之時，主持風會數十年”，又是一位在學術上獨領風騷幾十年的學者。阮元（1764—1849）字伯元，號雲臺，江蘇儀徵人。他幼年時就聰慧好學，六歲受業於姑父賈載清，從而對經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阮元治學走的是戴震指引的路徑，他是透過音韻訓詁去理解古代經典的內容、意義。但他善於博採眾家之長，向當時著名學者請教。如早年他曾多次向戴震的學生王念孫請教文字學和音韻學的有關知識，從中受益很多。任山東學政時，他曾多次邀請當時著名學者焦循前往，倆人一起遊覽山水，共同切磋學問。因此他能把乾嘉學派中各派的優秀學風有機地融合起來，得以在經史、文字、天文、歷算、輿地、金石和校勘各個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詣，成為乾嘉學派的後起之秀。第二部分阮元的學術博大而又精深。阮元自己說“餘之學多在訓詁”，他努力探究了語言文字的起源，找出了異字同義以及聲近語同的根源。他提出“循音求義”的主張，強調最初語言只是簡單的聲音，聲音一樣，意思也會相似，而記錄這些音節的文字，作為一種符號，雖然形體不同，但在實際運用中卻是經常可以相通的。在此基礎上，阮元又總結出怎樣尋求本字、假借字為什麼可以相通、字的含義隨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等一系列音韻訓詁方面的規律。他的這些言論，很多是發凡起例的創見，具體體現了他的卓越見識。憑藉精湛的學術修養和封疆大吏的地位，阮元每到一處都十分注意保護文物。在學術研究上，他繼承前人的傳統，善於結合金石、鐘鼎文字來考證，開拓了一條金石與文獻結合的新途徑，並做出了可喜的驚人成就。例如，他任山東學政時曾去拜謁漢代大經學家鄭玄的祠墓，並主持加以修復。在積沙中發現一方刻石，是金朝承安年間（1196—1200）重刻唐代萬歲通天元年（696）史承節所撰碑文。透過校勘考證，訂正了范曄《後漢書·鄭玄傳》的幾處錯誤和遺漏，成為校勘學史上的典型範例。至於古書上所涉及的“明堂”、“辟雍”、“封禪”等問題，阮元認為“明堂”、“辟雍”是上古未有宮室時，一種粗糙簡陋的建築，上圓下方，以水環繞，而各種儀式便在這兒舉行。“封”是南郊祭天，“禪”是北郊祭地。這些解釋，得到了當時學者的普遍讚許，認為他的研究不拘泥固執，所以能窺見古人大體，從而撩開了自漢儒以來披在這些問題上的神秘面紗。第三部分阮元生於乾隆中葉而卒於道光晚年，這已經是清朝由盛而衰的時候。阮元任兩廣總督時增設炮臺，籌劃海防，嚴禁鴉片，當時英夷飛揚跋扈，曾經用兵船掩護不法商人到海口滋事，而阮元堅決封其艙停止其貿易往來，英華人看到兩廣海防嚴密，無機可乘，不得不交出罪犯，才得以照舊通商，在阮元任期內兵船不敢再進犯兩廣。阮元“蓋鴉片戰前，林則徐未至粵時，不奪國體之一大臣也”。鴉片戰爭及阮元為官的所見所聞，使他震驚，但他畢竟是一位學者型的有思想的大臣，這一切使他產生大敵當前的預感，促使他深思。因此，阮元儘管一生精研訓詁、從事考證，但他的目的是透過這種方式，以達到“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聖人賢人之義理明”的目的，他是要推求義理，發揚一種精神，這種精神正如他自己所說“餘之說經，推明古訓，實事求是而已，非敢立異也”，是一種實事求是的積極進取的實踐精神。阮元闡發義理，運用歷史分析和統計歸納的方法。如“仁”是理學家探討的核心問題，但他們脫離事實而空談心性，鑽得越深，越不明白，針對這種空談狀況，他只將孔孟平日裡談到“仁”的語句，都集中排比起來加以論述，寫成《論語論仁論》和《孟子論仁論》，很容易歸納出孔子、孟子兩位聖人的仁的原意，糾正了後世人尤其是理學家們對古經的歪曲和錯誤。歷史分析法，阮元更是運用得得心應手，如關於性命之說，他站在反理學玄虛的立場上，用歷史的眼光，透過分析，探尋孔孟性命之說的真諦，切於實際，清晰地透視出理學的虛偽，從而看出理學根本不是來自孔孟和古經，從根本上抽掉了理學大廈的理論根據。在孔孟學說統治中國2000多年，違揹他們的學說就是離經叛道的形勢下，這是有力的攻擊，是釜底抽薪的最有效的辦法。阮元追尋義理，究本窮源，以期還古聖賢者的本來面目，他強調實事求是，注重實踐，甚至解釋“學而時習之”都貫徹著這種精神。阮元所談的義理，補偏救弊，作用很大，在學術界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第四部分阮元作為“乾嘉學派”的後起之秀，在學術上做出了巨大成就，他的著作有《研經室集》《詩書古訓》《曾子註釋》《考工記車製圖解》《儀禮石經校勘記》《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小滄浪筆談》等10多種。他還憑藉自己的地位和威望，一生所到之處提倡文化教育、學術研究，注意選拔、培養人才和廣泛傳播文化科學知識。為了進一步推動學術研究的發展，他做了不少編書、刻書的工作。從乾隆五十八年（1793）起陸續在浙江組織人力編成《經籍纂詁》106卷，在江西刻《十三經注疏》416卷，在廣東刻《皇清經解》1400卷，這三套書彙集了中國古代大量的訓詁學資料及乾嘉學者的重要著作，不僅被當時的學者奉為科律，而且在今天對我們研究古代典籍、古漢語和典章制度，仍起著指導作用。第五部分為培養人才，阮元一方面在浙江創辦詁經精舍，在廣東創立學海堂，選高材生讀書其中，藉以廣泛培養人才；另一方面透過主持科舉考試，培植有才華的青年。如清代著名學者郝懿行就是他在嘉慶四年Quattroporte會試時所錄取的門生，後來在阮元的指導下寫成《爾雅義疏》，對後世影響極大；而少年肄業學海堂的陳澧，撰寫《漢儒通義》時就尊用阮氏《性命古訓》的通例。為普及科技知識，阮元除在學堂中開課，還首次編輯《疇人傳》46卷，它是一部科技人物傳，記載了中國上古至清初歷代天文、數學家280人（包括西洋學者）的生平事蹟和他們的科學成就，堪稱是一部誕生於18世紀的中國科技史，它開創了中國總結科技發展水平的先例，促進了中國近代科學技術的進步。阮元作為封疆大吏，以自己的實踐，靠著實事求是的作風，不僅“扮演了總結18世紀漢學思潮的角色”，而且繼往開來，推動了當時學術研究和文教事業的發展，為中國文化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對後世也影響巨大。
第一部分阮元生當乾嘉盛世，為乾隆五十四年（1789）進士，歷任山東、浙江學政，會試副Quattroporte及浙江、河南、江西巡撫，因政績卓著，又先後被任為湖廣、兩廣、雲貴總督。阮元晚年入京，拜體仁閣大學士、太子太傅。道光二十九年（1849）壽終，諡號“文達”。阮元歷次出任顯官要職，是清代中後期號稱“三朝元老”的名聲顯赫的封疆大吏，但《清史稿》稱他“海內學者奉為山斗焉”，卻是因為阮元“身歷乾嘉文物鼎盛之時，主持風會數十年”，又是一位在學術上獨領風騷幾十年的學者。阮元（1764—1849）字伯元，號雲臺，江蘇儀徵人。他幼年時就聰慧好學，六歲受業於姑父賈載清，從而對經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阮元治學走的是戴震指引的路徑，他是透過音韻訓詁去理解古代經典的內容、意義。但他善於博採眾家之長，向當時著名學者請教。如早年他曾多次向戴震的學生王念孫請教文字學和音韻學的有關知識，從中受益很多。任山東學政時，他曾多次邀請當時著名學者焦循前往，倆人一起遊覽山水，共同切磋學問。因此他能把乾嘉學派中各派的優秀學風有機地融合起來，得以在經史、文字、天文、歷算、輿地、金石和校勘各個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詣，成為乾嘉學派的後起之秀。第二部分阮元的學術博大而又精深。阮元自己說“餘之學多在訓詁”，他努力探究了語言文字的起源，找出了異字同義以及聲近語同的根源。他提出“循音求義”的主張，強調最初語言只是簡單的聲音，聲音一樣，意思也會相似，而記錄這些音節的文字，作為一種符號，雖然形體不同，但在實際運用中卻是經常可以相通的。在此基礎上，阮元又總結出怎樣尋求本字、假借字為什麼可以相通、字的含義隨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等一系列音韻訓詁方面的規律。他的這些言論，很多是發凡起例的創見，具體體現了他的卓越見識。憑藉精湛的學術修養和封疆大吏的地位，阮元每到一處都十分注意保護文物。在學術研究上，他繼承前人的傳統，善於結合金石、鐘鼎文字來考證，開拓了一條金石與文獻結合的新途徑，並做出了可喜的驚人成就。例如，他任山東學政時曾去拜謁漢代大經學家鄭玄的祠墓，並主持加以修復。在積沙中發現一方刻石，是金朝承安年間（1196—1200）重刻唐代萬歲通天元年（696）史承節所撰碑文。透過校勘考證，訂正了范曄《後漢書·鄭玄傳》的幾處錯誤和遺漏，成為校勘學史上的典型範例。至於古書上所涉及的“明堂”、“辟雍”、“封禪”等問題，阮元認為“明堂”、“辟雍”是上古未有宮室時，一種粗糙簡陋的建築，上圓下方，以水環繞，而各種儀式便在這兒舉行。“封”是南郊祭天，“禪”是北郊祭地。這些解釋，得到了當時學者的普遍讚許，認為他的研究不拘泥固執，所以能窺見古人大體，從而撩開了自漢儒以來披在這些問題上的神秘面紗。第三部分阮元生於乾隆中葉而卒於道光晚年，這已經是清朝由盛而衰的時候。阮元任兩廣總督時增設炮臺，籌劃海防，嚴禁鴉片，當時英夷飛揚跋扈，曾經用兵船掩護不法商人到海口滋事，而阮元堅決封其艙停止其貿易往來，英華人看到兩廣海防嚴密，無機可乘，不得不交出罪犯，才得以照舊通商，在阮元任期內兵船不敢再進犯兩廣。阮元“蓋鴉片戰前，林則徐未至粵時，不奪國體之一大臣也”。鴉片戰爭及阮元為官的所見所聞，使他震驚，但他畢竟是一位學者型的有思想的大臣，這一切使他產生大敵當前的預感，促使他深思。因此，阮元儘管一生精研訓詁、從事考證，但他的目的是透過這種方式，以達到“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聖人賢人之義理明”的目的，他是要推求義理，發揚一種精神，這種精神正如他自己所說“餘之說經，推明古訓，實事求是而已，非敢立異也”，是一種實事求是的積極進取的實踐精神。阮元闡發義理，運用歷史分析和統計歸納的方法。如“仁”是理學家探討的核心問題，但他們脫離事實而空談心性，鑽得越深，越不明白，針對這種空談狀況，他只將孔孟平日裡談到“仁”的語句，都集中排比起來加以論述，寫成《論語論仁論》和《孟子論仁論》，很容易歸納出孔子、孟子兩位聖人的仁的原意，糾正了後世人尤其是理學家們對古經的歪曲和錯誤。歷史分析法，阮元更是運用得得心應手，如關於性命之說，他站在反理學玄虛的立場上，用歷史的眼光，透過分析，探尋孔孟性命之說的真諦，切於實際，清晰地透視出理學的虛偽，從而看出理學根本不是來自孔孟和古經，從根本上抽掉了理學大廈的理論根據。在孔孟學說統治中國2000多年，違揹他們的學說就是離經叛道的形勢下，這是有力的攻擊，是釜底抽薪的最有效的辦法。阮元追尋義理，究本窮源，以期還古聖賢者的本來面目，他強調實事求是，注重實踐，甚至解釋“學而時習之”都貫徹著這種精神。阮元所談的義理，補偏救弊，作用很大，在學術界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第四部分阮元作為“乾嘉學派”的後起之秀，在學術上做出了巨大成就，他的著作有《研經室集》《詩書古訓》《曾子註釋》《考工記車製圖解》《儀禮石經校勘記》《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小滄浪筆談》等10多種。他還憑藉自己的地位和威望，一生所到之處提倡文化教育、學術研究，注意選拔、培養人才和廣泛傳播文化科學知識。為了進一步推動學術研究的發展，他做了不少編書、刻書的工作。從乾隆五十八年（1793）起陸續在浙江組織人力編成《經籍纂詁》106卷，在江西刻《十三經注疏》416卷，在廣東刻《皇清經解》1400卷，這三套書彙集了中國古代大量的訓詁學資料及乾嘉學者的重要著作，不僅被當時的學者奉為科律，而且在今天對我們研究古代典籍、古漢語和典章制度，仍起著指導作用。第五部分為培養人才，阮元一方面在浙江創辦詁經精舍，在廣東創立學海堂，選高材生讀書其中，藉以廣泛培養人才；另一方面透過主持科舉考試，培植有才華的青年。如清代著名學者郝懿行就是他在嘉慶四年Quattroporte會試時所錄取的門生，後來在阮元的指導下寫成《爾雅義疏》，對後世影響極大；而少年肄業學海堂的陳澧，撰寫《漢儒通義》時就尊用阮氏《性命古訓》的通例。為普及科技知識，阮元除在學堂中開課，還首次編輯《疇人傳》46卷，它是一部科技人物傳，記載了中國上古至清初歷代天文、數學家280人（包括西洋學者）的生平事蹟和他們的科學成就，堪稱是一部誕生於18世紀的中國科技史，它開創了中國總結科技發展水平的先例，促進了中國近代科學技術的進步。阮元作為封疆大吏，以自己的實踐，靠著實事求是的作風，不僅“扮演了總結18世紀漢學思潮的角色”，而且繼往開來，推動了當時學術研究和文教事業的發展，為中國文化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對後世也影響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