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人之於國也》中最後孟子勸說梁惠王沒有成功。

梁惠王，即魏惠王罃。惠王六年從安邑遷都大梁，因稱梁惠王。梁惠王即位之初， 魏國經過魏文侯時期的李悝變法以及魏武侯時期的發展，成為戰國初年最為強大的國家，但到他在位的後期，魏國遭遇一連串的軍事、外交失敗，國力大減。

公元前361年，在梁惠王執政後期，由於魏國在幾次重大戰役中慘遭失敗，失去了昔日的強盛。梁惠王為振興魏國聚集人才，孟子被“招賢”應邀來到魏國，於是孟子與梁惠王之間有了《寡人之於國也》這一次傳誦千古的政事問答。

在這場問答中，孟子委婉含蓄地用“五十步笑百步”的類比來證明他的“移民移粟”與鄰國的君王不用心相比並無本質區別，所以也就產生不了顯著效果。 對梁惠王提出了仁政思想：不違農時，保護魚類，按時砍伐，鼓勵養蠶，繁興六畜，生產糧食，興辦教育。做到這些，“斯天下之民至焉”。梁惠王應是心有所動， 孟子自然也不願放棄實現自己政治理想的機會。 孟子在大梁居住了一年多， 在此期間，梁惠王應是將孟子作為貴客相待，孟子也經常不失時機地向他宣揚仁政思想。

但是孟子在大梁一年多的時間裡，未見相關法令的真正實施。 梁惠王知道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為這勢必會因觸犯到貴族的權益而受到激烈牴觸。 在戰國時代， 趙武靈王推行“胡服騎射 ”政策 ，在變革之初也是遇到巨大的阻力 ；楚悼王任用吳起為令尹，主持變法，打擊大貴族特權和利益，楚悼王死後，在楚悼王的靈堂上，貴族們射殺了吳起，可以想見改革所遇到的阻力之大，反對之烈；商鞅在秦國變法，也遭到舊貴族的反對，秦孝公死後，商鞅被車裂。 而此時已年過八十，在位將近 50年的梁惠王即使是心有餘，但力已不足。

其次梁惠王在位前期還能夠招納賢人， 銳意整軍， 魏國也因此一度人才濟濟。 但梁惠王之世也是魏華人才大流失的時期， 魏國先後逼走了吳起、孫臏、 商鞅、 犀首、 張儀、 范雎、 尉繚等名士， 更有大批實幹士子流失， 其中十之八九流失於梁惠王時期。 隨著人才的流失， 魏國也開始走下坡路， 國勢日漸衰退。 以至於梁惠王後期 “東敗於齊， 西喪秦地七百餘里， 南辱於楚”。 同時， 梁惠王是戰國之世最好收藏珠寶且以此為榮的國君， 歷史上曾有“惠王問寶 ”的典故 。 由此也可看出他平庸昏聵 ，紈絝浮華，外在言行豪爽大器，而內在精神卻狹小不能容才。 孟子雖然受到梁惠王的禮遇，但只是流於表面，並未真正的被賞識、重用。

還有 孟子的政治理想是“施仁政，行王道”，“王道”即儒家提出的一種以仁義治天下的政治主張，與霸道相對，是孟子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 但在戰國之世，孟子所述“唐虞三代之德” 的仁政學說被認為是 “迂遠而闊於事情”，“王道 ”是不會受到君王真正認可的 。 所以他的仁政學說也就沒有得到實行，雖然他在《寡人之於國也》一文中勸諫梁惠王行“王道”：“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希望君王能夠減輕人民負擔，賦稅徭役適度，遵循自然規律，人們豐衣足食，養生喪死無憾，重視倫理道德教育，勸導百姓依禮而行。畢竟戰國斯時帝王們還是喜歡比較直接快速見效的“霸道”的。

後來梁惠王去世，梁襄王繼位，《孟子 》中記載 ：“孟子見梁襄王 。 出 。 語人曰 ：‘望之不似人君， 就之而不見所畏焉。 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 ’吾對曰：‘定於一。 ’‘孰能一之？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孟子見過襄王后認為這位魏襄王看上去不像個國君的樣子，沒有國君應有的威嚴。 然後又以“卒然問曰”，點出梁襄王缺乏威嚴沉著的人君氣度。 面對這樣一位國君，孟子雖然以淺顯明白的語言向他宣講仁政愛民的思想，但最終也是未見結果，不久，孟子就離開了魏國。

孟子，關注蒼生，心繫百姓，胸襟博大，主張民貴君輕、以民為本，是其仁;機智聰穎，旁徵博引，因勢利導，層層推進，歸謬反駁，執經行權，是其智！ 孟子的思想深深地影響著中國千年的歷史，即使在今天仍然有著很高的價值。

孟子沒有說服梁惠王，以下為我對於梁惠王沒有接受孟子建議的分析

戰國時期的社會混亂度遠遠超過了春秋時期，諸侯間的征戰，已經從爭奪霸主，變為兼併土地。梁惠王要施展一番雄心壯志，招納賢人，實行強國政治，好在混亂的戰國中以力稱雄。在這樣殘酷的大背景之下，道德仁義被視為蔽履，而儒家所追求的“王道”、“民本”價值則可能成為空泛的口號。孟子當時享有盛名，而梁惠王接見當初，就問“您會對中國帶來什麼好處？”正是忽視了仁政與道德價值，只追求國家利益的一種表現。以利益為最高價值，則在政治實踐中，會把其他儒家所認為更高的政治價值——如民本、仁政、道德、禮樂放在從屬、甚至可以隨意犧牲的位置上，這是儒者所不能接受的。

孟子反駁“何必曰利”，提出“仁義”為最高價值，並不是不懂得為政與強國之道，而是一針見血的指出梁惠王在戰國的環境下，如同其它諸侯一樣追求“強國”，其背後之目的，不是真正實現國富民強的王道政治，而只是滿足自己“大欲”的一種私心，它帶不來人民的幸福安樂，只能帶來無窮的戰爭與動亂，其出發點是相當卑劣的。站在對立的立場上，孟子接下來提出為政需要“後利而先義”，這才是政治執行的常態。儒者之義利觀，並不是完全忽視“利”，而是“利”需要符合“義”的價值、不能為追求“利”而違背“義”，否則就可能導致安定秩序的崩潰，司馬遷說“利誠亂之始也”，正體現了這一道理。當然，梁惠王顯然不是一個真正把“仁義”當作是政治最高價值的君主

《寡人之於國也》中最後孟子勸說梁惠王成功沒有？為什麼？

言輕莫勸人，能勸說的人，一定是志同道合的，孟子勸說梁惠王是成功的。

因為孟子從幾個方面進言說了，只有實行仁政，保護資源和人力的重要性，才能得民心，得民心，才能得天下。總而言之，就是“以民為本”……

附:配圖、第八次百萬爆款認證

《寡人之於國也》中最後孟子勸說梁惠王成功沒有？為什麼？

答：話出自《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勸說梁惠王最終沒有取得成功。為什麼？

因為孟子所講的統統是王道，是對百姓養生喪死無遺憾之事，用仁慈治國家，無起戰事。這就是在講孝道，大孝之人，孝天下人民。

而梁惠王則需要霸道，當初，韓、趙、魏三家分晉，梁惠王即魏國也是屬於強大的，他已經咽不下：東邊被齊國打敗並且長子申的戰死；西邊丟失了七百里土地給秦國；南邊受辱於楚國的局面。

這就好比，一個賭徒，急於獲得眼前利益，已經分不清方向，儘管在孟子的勸說下，有一時的清醒，但僅僅靠孟子一人之力，終究沒有獲得翻盤的機會。因為梁惠王不能象佛陀所說的那樣“放下”，他揹負太多，已經放不下了。

運用王道者即是人活得有尊嚴，一切以人性為重，人的生命為重。運用霸道者，一切以權力為中心，貴權貴財，一切以佔有為目的，兩者不可同日而語。敬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