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者沒有聯絡。

《文心雕龍》是講述如何寫出優美文章以及如何鑑賞文章優劣的書籍，這是一本工具書。古時候真正的大作是解讀經史子集，也就是成一家之言的文章，詩歌駢文等與現在的散文地位類似，而《文心雕龍》是對後者的解析，類似於現在的《高考滿分作文解析》或者是《如何寫出好作文》之類的參考書，只是更加高階罷了，和學識品行沒有什麼關係。

《文心雕龍》這部作品如何跟學識精深，品行端正聯絡起來？要想找出其之間的聯絡，需深入理解《文心雕龍》的內含，我們應從以下幾方面理解：

《文心雕龍》是中國南朝文學理論家劉勰創作的一部文學理論著作，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第一部有嚴密體系的“體大而慮周”的文學理論專著。

劉勰在《文心雕龍》的《原道》這篇中，認為美並下始於人為美，在人為美之外，先有客觀的自然之美存在，他明確指出：孔夫子之以偉大，就在於“寫天地之輝光，曉民生之耳目矣”。這就是劉勰的文學觀所以合於唯物論的基本立足點。劉勰從客觀美德觀點出發，正確地回答了文學上兩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文學與現實的關係，內容與形式的關係。在《明詩》裡說：“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在《詮賦》裡說：“原夫登高之旨，蓋睹物興情”。在《物色》裡說：“物色之動，心亦搖焉”。都提出了客觀的物，為創作物件，認為文學是反映客觀事物的。這不就從中折射出品行端正之意。

此外，劉勰又不主張自然主義的模化外物，認為感物寫形，是帶有主觀愛憎的。因為“情以物遷，詞以情發”，所以進一步說："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詞必巧麗”。這就不僅合於唯物論，而且帶著辯證觀點。從中可以看出，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探討了人為美與客觀美的關係，文學與現實的關係，內容與形式的關係。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文學從古人的口中媚媚道出；文學被當陽橋頭的張飛一聲吼出；文學在潯陽江頭的琵琶琴絃上回蕩；文學是屈原在汩羅江畔的那一串串沉痛的叩問……《文心雕龍》把這種文學性的感觀全然表現出來，能夠引起讀者共鳴，可見其學識精深。

《文心雕龍》將古典的才智和韻律以文字的形式呈現得淋漓盡致，讓人賞心悅目；它有關寫作的具體建議直到今天仍具有無可厚非的價值；它有關文學批評的精闢更是具有深度和廣度。更有價值的是《文心雕龍》向世人表達了一種文學觀，也是它真正魅力之所在。

我們只有深刻理解《文心雕龍》的內含，才能悟出其中的學識精深，品行端正的意境。文學既是物質和精神世界的紐帶，又是它們的出發點和最終歸宿，而它們相應的也是文學的根源。文學源於生活，而又高於生活。文學的真實足以穿透時空，足以穿透心靈。

隨著中國全面深化改革不斷髮展，隨著世界經濟的全球一體化，文化審美的平面化與市場化，以及網際網路傳媒與大眾資訊傳輸擴張，人的精神世界與審美精神的世俗化，形成當今社會的主流文化。

而今弘揚與傳播中華傳統文化，對於人們精神世界的改變，重新完善自我審視與人文需求，無疑是前所未有的當務之急。《文心雕龍》對當今時代的人文引導，仍然具有深刻影響，透過正確學習與運用它的思想，指導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人文道德修養，以及端正品行、覺悟人生都有非凡意義。

《文心雕龍》是中國南朝文學理論家劉勰創作的一部理論系統、結構嚴密、論述細緻的文學理論專著。它的文學思想綱領及核心是儒家、道家的思想。全書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以孔子美學思想為基礎，兼採道家，認為道是文學的本源，聖人是文人學習的楷模，“經書”是文章的典範。把作家創作個性的形成歸結為“才”、“氣”、“學”、“習”四個方面。

《文心雕龍》指出文章與天地同時產生，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並從天地萬物都有文采的角度，論證作文也要講文采，提出文質並重的主張，認為聖人為了闡明“道”而創制文籍的。“道”是聖人要闡明的物件，文章是聖人用來闡明“道”的工具，聖人是用來溝通“道”與文章的橋樑。聖人在品德、文章兩方面都是後人學習的榜樣。“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是聖人文章的特點，應奉為寫作的金科玉律。從聖人的著作看，寫文章有繁、簡、顯、隱等四種手法，其適用場合和文學效果各不一樣。主要要做到兩條：一是明辨事物，做出正確的判斷；二是文辭以體實為要，不可專好詭異。總之，是要做到內容與形式的完美統一。

傳承於世的經書是聖人之“道”的文字表現，也是文章的典範，在文學創作中具有重大的意義和作用。宗法經書，對寫作有六種好處，即能使文章做到情深、風清、事信、義直、體約、文麗（即“六義”）。

《文心雕龍》從很深的人生意義與人文關懷和高度去彰顯文學界意義,《原道篇》從天地人三才的高度去說明文學產生的觀點，《序志》的末尾提出：“生也有涯，無涯惟智。逐物實難，憑性良易。傲岸泉石，咀嚼文義。文果載心，餘心有寄。”

劉勰寫作《文心雕龍》是心靈的寄託，人格的彰顯。特別重視君子處世，樹德建言的職責，是一種不得不為之的悲壯使命感，明顯地受到孟子的影響。孟子提出要效法孔子對於當時的邪說進行批評，更加突出了“士”的神聖批判職責，以及相應的自尊自立人格精神。正是儒家的這種人文憂患意識與責任精神，融入了《文心雕龍》之中，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文心雕龍》與屈原賦《離騷》、司馬遷作《史記》一樣，都是思古人，述往事，思來者，發憤著書，昇華人格，體驗生命的精神結晶，充滿著感人至深的人文情懷。

劉勰虔誠的孔聖情結與同樣虔誠的佛教情結，結合得如此完美。以往研究者認為佛學對於《文心雕龍》的正面影響作用不大，但從今天看來，佛學《文心雕龍》作用可謂巨大，正面作用上它彌補了儒學在信仰方面的不足，體現在對於人文精神的深化，以及人格意志的培養。劉勰認為，儒、道、佛在“道”的問題上是可以相通的。他把“河圖”、“洛書”的傳說看作是“神理”的產物，所謂“神理”，也就是《滅惑論》中所說的“幽數潛會，莫見其極，冥功日用，靡識其然”。同時他又把儒家經典看作是聖人神道設教的工具，可以“經緯區宇，彌綸彝憲，發揮事業，彪炳辭義”，如此地加以推崇，甚至帶有某種神秘的宗教色彩，不禁使人聯想到佛法的廣大無邊。

劉勰藉助於他深厚的哲學修養而形成的方法論，具有深湛的哲學與佛學的修養，對於儒玄佛的思維方式瞭然於心，深契其中三昧。因此，他的文學理論具有藝術哲學的高度，可以說是一種美學精神的建構，文學的本體肇自天地自然，天地皆有其文采，人在天地兩儀之間，為天地靈氣所鍾，人文來自於天文與地文。聖人的經典所以偉大，並非來自於漢儒所說的迷信，而是天地自然界之道的呈現，聖人的意義在於秉承了天地自然界之道，以施行教化，以自然之道來矯正“訛、濫、淫”的文風，是《文心雕龍》的基本精神與立論依據。重新找回了文學的自然活力與人文精神，借用古老的《周易》思想，強調文學不能脫離自然，不能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從而扭轉了當時文學脫離自然，失卻靈魂的弊端，高揚了文學的人文精神。

《文心雕龍》傳導了自古以來的中華人文精神特點，即以自然為人文的本體，它的博大精深，最重要的體現在這種人文憂思與人文情懷上面，沒有這種心胸與情懷，只是將美學與文藝學當作一門知識與工具理性，恐怕永遠也不可能達到這樣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