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個問題，我想從另一個視角來探討一下。希望可以提供若干思路。

什麼是迷因？

迷因是科學嗎？迷因吸引了許多研究者‍，來自從計算機科學到微生物學等五花八門各種領域，並形成了一門新的學科：迷因學。構成迷因的一個共同特質，它的命令： 複製我 。

迷因是複製因子，而模仿是它的主要傳播方式。

不同的研究領域，以及差異化的思維，研究學者們提出了不同的定義。從語言學、社會學、心理學、計算機科學等多個角度闡述迷因學。總體而言，迷因具有模仿、複製、傳播和非遺傳性的特點。

“所有生命的核心要素不是火，不是溫暖的吐息，不是什麼‘生命的火花’；而是資訊、詞語、指令。”

1986年，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如是說。

有機體的細胞是一張高度複雜的通訊網路中的節點，不停地傳送、接收、編碼與解碼。演化本身包含了有機體和環境之間持續不停的資訊交換。

道金斯提出，“如果你想理解生命，不要去琢磨那些顫動伸縮的黏糊糊的原生質，而要研究一下資訊傳播。”

生物學家認為，模仿是人類進化的關鍵環節。在文化方面，模仿行為一脈相承，極大地推進了文化演繹。人的模仿行為源於內心的好奇、仰慕和創造等，生物學家道金斯（Dawkins）借用模仿理論及達爾文的物種進化理論，在自私的基因基因（The Selfish Gene）書中提出迷因（MEME）一詞，用於研究知識與藝術文化的進化，將迷因定義為文化基因或者模仿基因。道金斯（Dawkins）認為，迷因是一種類似於生物基因的文化複製因子，透過模仿的方式在人類大腦間傳播。他指出，迷因的表現形式多樣化，可以是流行曲調、妙句、服裝時尚、建築風格，也可以是做事情的方式等。

科學家‍講述著“生物圈”這樣的宏大概念：一個由地球上全部生命形式構成的實體，內部充滿了資訊，處在不停的複製和演化當中。

諾貝爾獎獲得者，生物學家雅克·莫諾（Jacques Monod）揭示了信使 RNA 在基因資訊轉錄中的作用。

正如同生物圈立足於無生命的物質世界，一個“抽象王國”亦將崛起在生物圈之上。那麼誰會是這個王國的居民？——思想。莫諾寫道。

“思想已經擁有了有機體的一些特性。與有機體類似，它們傾向於保持自身結構並繁衍後代；它們也會合並、重組、分離其內容；事實上它們也會演化，而選擇無疑在這一演化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宗教思想影響著數量龐大的人群，可以作為傳染性思想的典型例子

複製因子在我們的大腦中不停的繁衍生息，透過語言或者行為傳遞，形成人類文化。

回顧一下，那些簡單的複製因子是怎麼影響我們的言行。

“人多力量大”，“善惡有報”，“福相”，“手機控”，“學而優則仕”等等。

再如：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從開始的少量資訊，到現在鋪天蓋地的輸入，你的意識發生了什麼變化？它又是如何影響了你的諸多決策？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於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於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於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詩經·秦風·無衣》

朗朗上口，且易於渲染。複製具有強大的感染力。押韻和節律尤其是“複製”，結合情理有助於迷因生存。正如同力量和速度有助於動物的生存。

和基因一樣，迷因和外界環境相互作用。例如，取火的迷因，穿衣服的迷因，耶穌復活的迷因等等，迷因的作用可以非常強大。在向世界施加作用的時候，迷因改變了與其自身生存機會息息相關的外部條件。構成摩斯電碼的迷因便獲得了強烈的正反饋效果。比如，“三思而後行”，心肺復甦術技巧、飯前洗手的習慣等，這些迷因對人類宿主有好處。但是迷因所產生的效果與基因相比，往往更加複雜。迷因在複製過程中可能會留下令人印象深刻的流毒和觸目驚心的附加破壞。例如：秘方藥、通靈療法、占星術、惡魔崇拜、種族神話、迷信和計算機病毒（特例）。而有些迷因甚至發展到戕害其宿主，比如自殺式炸彈襲擊者，他們認為會在天堂中獲得回報。

疾病，尤其是傳染病或許是最好的類比。大家對流行病學都還一竅不通的時候，就已經將它的詞彙應用到資訊的“物種”身上了。一種情緒是有感染力的；一段曲調是難以抵抗的；某個吻是情不自禁的。“憑藉彼此相望的目光，恐慌在人群裡傳染。”

彌爾頓這樣描寫慾望：“夏娃的眼睛放射出富有感染力的火焰。”

迷因如此強大，你我深受傳染，甚至我們都是它的產物，不受自我意識控制。——好吧，你可能會下意識的反駁，至少會覺得不舒服。為什麼會抵抗，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你會覺得自我被邊緣化了。把一個人說成只是基因用於製造更多基因的手段，已經夠難聽了。現在人類又要被認為是迷因傳播的載體。沒人喜歡被稱為傀儡。反正我一上來就不喜歡這一說法，說什麼我的大腦只不過是個糞堆，是為了讓別人的思想的幼蟲生長更新的場所，然後再把複製品透過各種資訊渠道散播出去。如此往復。以此類推，那究竟誰說了算，是人還是人的迷因？

弗洛伊德在潛意識裡涉及到這一問題，其中在暗示和力比多概念闡述中，他認為：意識不是我們說了算。

“不眠的夜裡，思緒湧入我的腦際······它們來自何方，又往何處？我不得而知，也與此無關。”

——莫扎特。

後來據證實，這段引語根本不是莫扎特說的。它已經擁有了自己的生命，稱得上一個相當成功的迷因。

迷因突然而來，又迅速消逝。究竟誰是主人，誰又是奴隸？

基因起碼擁有物質基礎。迷因則是抽象、無形，以及無法計量的。基因的複製準確得幾近完美，而演化正有賴於此：一點點變化必不可少，但是變異必須罕見。迷因很少能夠原封不動地複製，其邊界總是模糊不清，其變異的狂野靈活程度放在生物界足以致命。術語 “迷因” 被應用到了大大小小豐富得可疑的各種實體身上。貝多芬第五交響曲，荷馬的《ODYSSEY》、輪子、反猶太主義以及書寫等等都是迷因。

迷因理論的發展如火如荼，但依然存在諸多缺陷，其爭論的焦點在於：迷因是否真的存在、迷因是否有固定單位、迷因是怎樣傳播點三個方面。

反對者認為，由於目前無法瞭解迷因的組成結構、不能確定迷因存在的型別，難以界定迷因單位等等，所以應該摒棄迷因的觀點，否則無法對其展開量化研究。

最後：模仿是否是迷因傳播的唯一方式。依然存在質疑。

卓別林

達爾文發現了物種進化的模式，但是他沒有提出此模式最初是怎麼形成的。日光之下，無新鮮事。在資訊化爆炸的時代，我們面對的問題，愈來愈來的顯現出一個共同點，就是基數龐大，極其容易星火燎原。文化是如何傳播的？又是如何形成影響力的？迷因在統計學意義上，試圖窺探其傳播和發展過程。

參考資料：

維基百科：Meme

理查徳·道金斯《自私的基因》

詹姆士·格雷克《混沌：開創新科學》

張頔：網際網路迷因的流行病傳播模型研究

總體來說，有以下下幾點關係:

1-大眾傳播是文化傳播的最佳載體。

2-大眾傳播是是維護主流價值觀的有力工具。

3-大眾傳播是處使大眾文化興起的重要平臺。

這個本人還是有點發言權的，目前在文化廣播影視新聞出版局工作，簡稱文廣新局。

伴隨著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世界大潮，文化產品和服務的國際流動越來越頻繁，文化服務貿易在國際貿易格局中的比重越來越重要。由此可見，跨文化傳播在當今世界已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了。

跨文化傳播，既是處於不同文化背景的社會成員之間的人際交往與資訊傳播活動，也涉及到各種文化要素在全球社會中遷移、擴散、變動的過程，及其對不同群體、文化、國家乃至人類共同體的影響。

簡單來說，跨文化傳播就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互動，形象的說法就是個人與陌生人的交往關係。因而這可能也要求我們在過程中放棄一些個性，與群體的普遍性保持一致。

在現實中，有這樣一種情況，我們雖有文化歸屬感，但並不能很清晰地認知我們所屬的文化群體，直到遇到了來自其他文化的人並與之交往，我們才能在一個文化參照框架中確認自己的文化特點。從這個意義上講，跨文化傳播首先要基於人與人之間的文化差異以及文化陌生感，或者說它就在有文化距離感的個體間發生，滿足精神領域的需要。

最初建立起對跨文化重要性的認識仍要感謝教授關於她在德國交流時的感受的分享，那些節約與分類的習慣深深觸動著我，也因此我彷彿明白了跨文化學習和交流的誘人之處。這讓我們學習到了別國的經驗，將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做到有機統一，而不是固守著犧牲環境發展經濟再回頭治理環境的想法。唯一的疑問是，我們中華泱泱大國，作為古國早在古代就將文化傳播到各地供別國學習，如今已經淪為一個所謂的借鑑他國經驗的拾人牙慧者嗎？在想起我的親身經歷後，我給出了否定的回答。初中時我有幸參加了學校的遊學，前往澳洲學習。我們坐校車上學，放學便在家門口的空曠地帶玩橄欖球。雖然我從來從沒接觸過橄欖球，但玩著玩著也就懂一點了。當然，最令我深有感觸的，則是主人對我的招待。第一天的晚飯自然是典型的西式晚餐，火腿腸，土豆泥等等，偶爾拿這個當正餐的我吃的並不快。令我沒有想到的是，經歷了第二天早上的西式早餐之後，寄宿家庭第二天的晚餐給我帶來了驚喜。一頓雞肉炒飯，很有家鄉的味道，在這種很少吃飯食的國度，主人竟用這種方式讓我體驗賓至如歸的感覺。我想，正是跨文化交流給這種飲食文化的交流創造了平臺。西餐在中國的普及我們都感受到了，可是有時候我們體會不到中餐在西方的滲透，而這次，我在異國體會到了中餐的味道。跨文化的交流與傳播，讓各種文化的交匯與滲透變為可能。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價值觀，在交匯過程中難免會發生碰撞，我們需要培養寬容心，從而尊重彼此的文化，包容文化差異。我們需要摒棄傳統的思維定式和模式化，用適當的方式去接受別國文化。文化間的差異本不是壞事，但如果我們不能做到借鑑創新，包容交匯，那麼這種小碰撞最後就會變為衝突，正因如此，也唯有彼此交流，以禮相待，才能轉化為共同進步的動力。

就文化和傳播的關係方面，有著這樣的一種觀點：文化即傳播，傳播即文化。傳播是創造、修改和改變一個共享文化的過程，雖然不能否認其中存在文化體制內專制、權力支配關係，但仍能把文化推向開放、互動、溝通、理解，而文化就是按照某種方式互動和創造某種互動的方式。

就在這文化的傳播中也不可避免的存在著障礙，不僅僅在於個體間的空間距離和社會文化距離，個體與陌生人的疏遠，文化間的衝突，更突出的則是同質化所帶來的褊狹的傳播機制，以及同質化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

然而即使存在著這些障礙，也無法阻止一些成功的誕生，如孔子學院。孔子是中國古代文化的代言人之一，與中國的傳統文化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孔子學院在海外的成功創辦開闢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新路子，這種傳播模式在全球化發展日益密切的時代背景下賦予了中國傳統文化新的生命力，是中國軟實力的重要品牌。

在文化輸出中佔有一席之地必然是翻譯了。翻譯是跨文化傳播的重要橋樑，是文明交融的必由之路。翻譯的優劣直接影響跨文化傳播的發展程序。(1)佛教傳入中國的事例:佛教經典的翻譯工作直接影響了佛教在中國的傳播。起初，印度僧侶把佛經引入中國時，由於對中國文化知之甚少，用梵文諧音翻譯成漢文(如羅漢，蘭若，菩提)，一系列與儒家傳統相去甚遠的詞彙在當時的中國難以流行；經過一代代譯經者與中國文化的深入磨合，佛經譯文中出現了一些符合漢地用語習慣的詞彙(如唯識，法門，俱舍)，深度契合了華人的文化傳統，至此佛教開始了黃金時代！(2)晚清民國時，西方文學名著的翻譯:早期的西文翻譯家林紓的譯本極度保留了中華文化的影子，可以說是將西方名著的故事用文言文進行中國式的再創作。(如《黑鬼籲天錄》(現譯《湯姆叔叔的小屋》，《撒克遜英雄劫後錄》(現譯艾凡赫))。這種“高雅”的譯法，在封建士大夫文人階層中大受好評，但不僅損壞了原著的意蘊，也難以波及底層中國老百姓，自然影響力不大後來的西文翻譯者們秉持了尊重原著的準則，用通俗易懂的白話文，按照中國平民大眾的用語習慣翻譯出了適合中國讀者的作品，將西方文學的果實移植到了中華文明的參天大樹綜上所述，翻譯是跨文化傳播的生力。軍和急先鋒。只有為大眾服務，尊重各自文化傳統和用語習慣的翻譯，才能切實促進跨文化傳播事業的蓬勃發展！

從上述例子中不難看出翻譯對於文化傳播成功與否的決定性作用，這就要求我們對翻譯必須保有謹慎的態度，並且在發現不恰當後就及時改正，而非固守舊譯，這樣才更有利於理解。這不免讓人想到關於“龍”的翻譯的爭論，龍作為深刻體現中華民族包容性的圖騰，是中國古代人民創造力和想象力的結晶。遠古時代，中華先人分為不同的氏族，每一個氏族都有一種圖騰信仰(就是把某種動物作為氏族象徵的早期宗教活動)。中華民族的主體—華夏族的圖騰是蛇，因為上古傳說中，華夏族的創造者—伏羲和女媧都是人頭蛇身的仙人。華夏族在發展過程中，與周邊不同圖騰信仰的部族發生了交流與摩擦，經過不斷的鬥爭與磨合中，華夏族取得了勝利，眾多的部族實現融合。作為最主要部族的華夏族，沒有把蛇圖騰強加給別的氏族，而是以蛇為主體，將馬圖騰的面孔，鹿圖騰的角，魚圖騰的鱗片，鷹圖騰的爪子複合起來，創造了一個嶄新又偉大的圖騰—龍，而不是像西方的dragon一樣冷血而恐怖。

圖的對比之下我們不難看出前者是祥瑞的圖騰，是中國龍；而後者則是西方文化中的邪惡的象徵dragon。因而我認為把龍翻譯成dragon，應該說是一種錯誤。中國的龍是祖先的象徵，是民族共同的圖騰信仰，是民族凝聚力的紐帶。西方的dragon是以會飛的蜥蜴為模板，創造的冷血怪獸！在基督教中dragon就是魔王，撒旦！龍是神靈，dragon是鬼怪，兩者只是形似，而神不似！至於翻譯成loong，倒是無可非議，既在發音上接近，又不至於像long那樣因有著讓人印象深刻的意思而不能讓人立刻反應還有代表龍的功能。而且既然在孔夫子的翻譯上我們有這個自信翻譯成Confucius，而不懼怕外華人的不理解，那為什麼在龍上就不行呢？難道只因西方文化中已有“龍”的存在，並且是以dragon來代表的嗎？這實在是荒謬的。羅素曾說中國文化的核心精神在於追求自由，那我們便不應被他華人的理解與否所束縛，更應從我們自身的文化出發，當我們帶著這種自信前行時，我們便可以反駁馬悅然中國文化傳播不再因為翻譯滯後而受阻礙。

當然，傳播過程中我們仍要注重原則。一、理性傳播尊重文化的多樣性。二、對等傳播平和看待文化差異性。三、和平傳播擯棄話語霸權。四、有公信力的傳播切忌急功近利。

直接影響歷史現代化變革。分不清容易誤導弄不明白，嚴重水土流失和影響後代傳承。

日本就是個典型的例子 誤導後代 所以影響力很嚴重。

文化：是非常廣泛和最具人文意味的概念，

傳播：是指兩個相互獨立的系統之間，利用一定的媒介和途徑所進行的、有目的的資訊傳遞活動。

關係：1、文化是人類創造的。

2、文化是人類創造的特質。

3、文化是人類群體的產物。

4、傳播是文化存在與流變的載體。

5、傳播是文化價值實現的主要手段。

6、文化在於傳播,傳播的載體是文化.

7、傳播對文化的代際傳承有著深刻的影響。

8、傳播技術和形態直接塑造著文化生產的方式。

文化傳播的含義：指人類文化由文化源地向外輻射傳播或由一個社會群體向另一群體的散佈，並使一定的受播者得到影響的過程。文化傳播的意義：文化傳播是文化變遷的動力，文化變遷是社會發展的標誌，文化傳播促進了多元文化的生成和發展，同時加速了全球化程序。

文化傳播的功能：政治功能、經濟功能、教育功能、溝通和社會化功能、文明傳承和進化功能。

人類傳播文化發展的程序：口語傳播時代、文字傳播時代、印刷傳播時代、電子傳播時代。

文化在於傳播,傳播的載體是文化.二者是互為一體的.沒有傳播的文化是沒有力量的,沒有文化的傳播是沒有內涵的.文化與傳播何為一體,就是最佳結果.

關注胸毛哥，給你不一樣的呵護

文化是大小不同、水質各異的飲用水庫，傳播是自來水管道開關。再好的文化內容，沒有傳播渠道引入千家萬戶，深入到眾人心中，也不能發揮應有作用。

過去是傳播渠道單一壟斷，有好內容傳不出去。現在是傳播渠道廣泛細密，一方面是深耕細作的好內容不多或難以廣傳，另一方面是魚龍混雜，擠佔管道，好內容不能廣泛播灑出去、深入裨益人心。

這是一個必然的自由競爭，大眾選擇過程。因為有史以來大眾從來沒有過網際網路這樣的發表表現平臺，現在都想出來露一把，表現一下自己的才華意願，這很正常也很好。

隨著人們鑑賞力的提高和需求口味的改變，必將篩選出若干文化優質“水源”，流入千萬張口中，更好地解渴營養億萬顆心靈。

人們的文化消費意願也一定是先吃上、再吃飽、再吃好。營養、環保、健康最重要。

這是必然趨勢，也需要人們在最佳化文化內容和傳播渠道兩個方面共同下功夫。

我們期待著更加健康有益的文化內容，期待著更加高效便捷的傳播渠道。此兩者雙強之時，就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日！

首先，應先弄清文化的內涵。所謂文，古代和今時的理解不同。中國古代的文，是契於道德、心性的學問。文以載道，文學悖於道德，就不能叫文。宋代周敦頤說：“不知務道德而第於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不符合於道德的文學，文辭再美，也只是藝而已。這是古時對文的界定。現代則不同了，詩文辭賦，無論是否符合道德，都在文的範疇了。顯而昜見，古代的文，讀之有益。現代的文，就未必了。所謂化者，就是教化了，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教育。古代的文，無疑可以育人。今天的文，那就得看看是什麼文了，有些文還不如不讀。那麼傳播呢？就是普及文的方法和手段，學校、媒體、影視、戲劇等固然是最主要傳播媒介，但家庭、社會等又何嘗不是傳播的渠道呢?文化與傳播兩者之間的關係，沒有文化的傳播是沒有品味的傳播，是庸俗的傳播，甚至是讓人墮落的傳播。而文化沒有了傳播這個媒介，就成為故紙，就是塵封的寶貝。

要對“文化”這一包羅永珍之概念做出精確的定義並不容易，例如古今中外由人類集體的經驗和智慧高度概括而來，並在不斷被去偽存真地完備和趨同的三大知識體系——哲學、宗教和科學皆可納入廣義的文化範疇（約定俗成的文化資訊體系）。就個體而言，我們通常衡量一個人有沒有文化，就意味是否接受過一定的全日制教育、具備可與他人交流或可被理解的常識和邏輯，以及具備一定的審美力、綜合判斷力等文化素養。

無疑，文化的最大特點是可被繼承和可被傳播性。無論文化作為一種知識體系還是純個人綜合性的智力水平，均與文化本身所具備的歷史性、經驗性、知識性、繼承性、交流性、傳播性、啟蒙性、被模仿或被學習借鑑性、開放性、融合性、可塑性或再創造性以及可持續發展性等等演化屬性相關，所以文化就此功能或啟蒙意義而言，可以分為強勢文化和弱勢文化（此概念借用女作家豆豆長篇小說《遙遠的救世主》一書）。因為，人與人之間（交流性文化）、個體與族群之間（風俗習慣或宗族文化，例如客家文化）、族群與社會之間（區域性文化或潮流文化）、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制度性文化）、國與國之間（傳統與現代文化、中西比較文化、國際性多元文化）的所有博弈，均可定義為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之間的博弈，而博弈的均衡點（納什均衡）恰恰在於兩種或多種文化之間的開放性碰撞→接觸→溝通→交流→相容→整合而獲得的暫時性的共識，然後再傳播→繼承→試驗→修正→推廣和再博弈。所以，文化與傳播的關係是同一的，即文化與資訊一樣，本身就具備傳播與共享之互動屬性。

身處於全球多元文化碰撞與交匯，網路資訊和資訊化共享的大時代，現在流行的一種說法是對的：你關注什麼，就是什麼。反過來，你當下的價值取向或觀點立場會決定你到底關注並選擇什麼資訊而強化這一價值取向或觀點立場，由此而形成你自身獨特的文化意識——世界觀和方法論。

不斷關注、觀察、學習、檢驗、反思、批判而獲得的確定性和系統性的資訊，本質是一種資訊熵。而資訊熵更本質地，指的是被你的文化意識焦點所定焦而獲取被觀測系統（泛指廣義的、包括自身的身心靈系統以及與之糾纏的客觀的微觀與宏觀系統）的資訊，再被思維不斷強化而形成的意識流（夏農：資訊是確定性的增加），這一意識流又會潛移默化地改變著你自身的思維定勢（世界觀與方法論）而指導自身如何應對不確定的將來。對個體而言如此，對關注不同議題、不同領域或共處於不同文化語境的不同輿論參與者（或公眾）而言同樣成立。個人以為，批判性地關注和獲取那些由你自身定義是否有價值的文化資訊或知識而提升儘可能遠離偏見的智慧，這才是文化傳播真正的價值和意義。套用尼采“我為什麼這麼聰明，是因為我從來沒有思考過那些不是問題的問題”之句式，則可陳述為：別人之所以比你有文化（智慧），是因為他從來不關注那些他認為沒有價值的資訊。反之，一切容易給你帶來負面情緒或容易造成你思維混亂的文化資訊，則可被你定義為垃圾資訊或文化垃圾。

所以，這也是我一直信奉的世界公共知識分子、著名批評家薩義德在其《世界·文字·批評家》一書中的文化批評理念：“批評必須把自己設想成為了提升生命，本質上反對一切形式的暴政、宰制、虐待；批評的社會目標是為了促進人類自由而生產的非強制性的知識。” 如果身為知識分子而偏離薩義德這一普世性的文化批評目標，那麼，歷史會最終做出裁決：你的文化傳播與批評之真正意義是什麼。

——馬丁林隨想錄《文化傳播與批評的真正意義是什麼》，2019/08/26晚於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