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如今的流行都是古人玩剩下的，那麼古人到底有多會玩？一起去看看吧。

男子化妝，古代美男子很多。雖然沒有“美顏相機”、也沒有強大的整容醫院，依然有很多美男子名流青史，這是因為古代美男子會化妝啊。魏晉時期的美男子尤其喜歡化妝，並且追求病態美，這種審美隨著朝代更替也消失不見。

簪花，宋朝時期無論糙漢子還是文藝男神都喜歡簪花，皇帝還賞花給大臣戴，簪花也是分級別的，並且促進了初代“永生花”的誕生，宋朝之後簪花之風逐漸消失。

服食五行散，愛磕藥也是古人的流行事兒之一，五行散這種“毒藥”在當時威名赫赫，上到王公貴族下到市井富商皆服食，但很快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

在中國古代有許多活動或行為風靡一時，成為一種流行，成為一種時尚，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現在已經不被重視或忘記。這其中就吸鼻菸壺、鬥草、鬥蟋蟀等。

一、吸鼻菸壺

鼻菸傳入中國是在明代隆慶年間，有四百多年的歷史。據清朝趙之謙《勇廬閒詰》中提及，明萬曆九年（1581年），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攜帶鼻菸、自鳴鐘、萬國圖等貢禮，進行傳教活動，後進貢給皇帝，但從現存明代宮廷檔案“利瑪竇所獻方物”的名單中未見鼻菸的記載。剛傳入時中文稱為稱“士拿乎”、“士那富”、“西臘”、“布露輝盧”、“科倫士拿乎”等，均為外來語譯音。

到了雍正年間，雍正皇帝根據鼻菸是用鼻子來聞的特點，把“士那乎”命名為“鼻菸”，至此，鼻菸開始有了中國名字。 鼻菸傳入宮中後，隨著皇帝賞賜給大臣們鼻菸以及鼻菸壺，開始向上層。後來，鼻菸越傳越廣，不僅大臣府宅人等，連中小衙門中的人都聞起鼻菸來。

清末民初，北京鼻菸鋪很多，集中在前門大柵欄、隆福寺、鼓樓、崇外大街等地。較著名的有鼓樓大街的“汪睜大”、“誼蘭和”，崇外大街巾帽衚衕的“公利和”、“公益和”等鼻菸店。其中前門大柵欄的“天蕙齋”是北京最著名的鼻菸店。清道光年間五口通商後，廣州有商行利用中國產的菸葉原料仿製進口鼻菸，自此，鼻菸開始在社會上普及起來。到了晚清末年，鼻菸慢慢被旱菸、水煙、紙菸代替，最終被社會淘汰。

鼻菸壺作為一種文化，現在成為了收藏品。

二、鬥草

鬥草又稱鬥百草、鬥花，是中國古代民間的一種快樂遊戲，最早可以追溯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在宋代，人們在端午、春社以及清明，都有鬥草活動。

破陣子

宋 晏殊

燕子來時新社，

梨花落後清明。

池上碧苔三四點，

葉底黃鸝一兩聲。

日長飛絮輕，

巧笑東鄰女伴。

採桑徑裡逢迎，

疑怪昨宵春夢好。

元是今朝鬥草贏，

笑從雙臉生。

浣溪沙

宋 李清照

淡蕩春光寒食天，

玉爐瀋水嫋殘煙，

夢迴山枕隱花鈿。

海燕未來人鬥草，

江梅已過柳生綿，

黃昏疏雨溼鞦韆。

鬥草的範圍很廣，花草、樹木、蔬菜、水果都可以選來鬥。鬥草的玩法分為文鬥和武鬥兩種。所謂文鬥，就是對花草名，是古代女孩子之中的最流行的一種。女孩們採來百草，以對仗的形式互報草名，比賽誰採的草種多、對仗的水平高，誰能堅持到最後便是贏家。武鬥的玩法則比較受男孩的歡迎，比賽雙方先各自採摘具有一定韌性的草（多為車前草），然後相互交叉成“十”字狀並各自用勁拉扯，以不斷者為勝。

在唐代，鬥草不僅僅是婦女兒童的最愛，成年男子也對此頗好。李商隱、李白的詩中都曾提到過鬥草。“如何鬥百草，賭取鳳皇釵”，“百草巧求花下鬥，只賭珠璣滿鬥”。

現在已經很少有人玩這個遊戲了。

三、鬥蟋蟀

蛐蛐兒，學名叫蟋蟀，人們在平常一般會叫它促織。因為一聽見蛐蛐兒叫喚就表示秋天到了，天氣會逐漸變涼，提醒人們該準備冬天的衣服了。所以有“促織鳴、懶婦驚”這樣的說法。蟋蟀，很早就引起了古人的注意和觀察。在《詩經》中，就有一篇《蟋蟀》。人們已觀察到秋季天氣轉涼，蟋蟀就會躲進屋裡的規律，寫下了“蟋蟀在堂”、“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之類的詩句。漢初成書的《爾雅》，釋“蟋蟀”為“”，亦寫作“蛩”，音瓊。蛩，指蝗蟲一類昆蟲。蟋蟀像蝗蟲但又比它小，所以漢魏人稱之為“吟蛩”，即善於吟叫的小蝗蟲。

魏晉時代，則常稱之為“促織”，亦稱之為“趨織”。 從“蟋蟀”這個名字的來歷，我們可以得知，這小小昆蟲之所以會引起人們的興趣，一開始並不是因為它爭強好鬥，而是由於它能發出如音樂般悅耳的鳴聲。正所謂“境由心生”，這小蟲的鳴聲被不同的人聽到往往會產生不同的感受。勞動婦女們聽到它，就想到秋氣轉涼，彷彿蟲聲是在提醒她趕緊織布、縫製寒衣。深宮佳麗、異鄉遊子聽到它，則會覺得它在訴說著哀愁，心中生出悲涼的感覺。杜甫就曾感嘆地唱道：“促織甚細微，哀音何動人！”人們從什麼時候開始養蛐蛐以欣賞它的聲音，這已經很難調查清楚了。不過，鬥蛐蛐兒是開始於唐代的。據說天寶年間，宮女在玩賞蟋蟀的過程中，發現雄性蟋蟀有好鬥的特點，於是鬥蛐蛐兒這個遊戲率先在宮中流傳起來。傳到社會上之後，和賭博聯絡在了一塊兒，就像現在的賽馬一樣，賭徒的命運寄託在了動物身上。

南宋，在鬥蛐蛐兒的歷史上是著名的時代。這個時候，鬥蛐蛐兒從地域上來說已經衝出了京師的範圍，從階層上來說也不再限於貴族，普通民眾，甚至於和尚也喜歡這種遊戲。民間稱為“活佛”的濟公，不但奉行“酒肉穿腸過，佛祖心頭坐”，還喜歡鬥蛐蛐兒。他有一隻名為“鐵槍”的蟋蟀不幸死去，他不但把它好好安葬，還鄭重其事地為它作悼詞、祭文。這個時期，還出了位有名的“蟋蟀宰相”，即南宋末期的權相賈似道。當襄陽城被蒙元軍隊圍攻的時候，他把情報藏起來不報給朝廷，也不派去援兵，卻整天躲在家裡和自己的小老婆們鬥蟋蟀。有人嘲笑他把鬥蛐蛐兒當做“軍國大事”，他聽到一點也不臉紅。賈似道作為南宋重臣，因鬥蛐蛐而誤國誤民，落得個千古罵名。然而，他作為鬥蟋愛好者，卻認真總結前人經驗，編寫了世界上第一部研究蟋蟀的專著——《促織經》，稱得上是中國昆蟲學研究的開創者之一。這本書詳細地介紹了捕捉、收買、餵養、鬥勝、醫傷、治病、繁殖蟋蟀等方法。

明清兩代長達五百多年，鬥蛐蛐兒的風氣一直持續不衰，尤其是在明宣德年間非常繁盛。宣德皇帝因為喜歡鬥蛐蛐兒而被稱為“蟋蟀皇帝”。他曾經下命令讓官府進獻蛐蛐兒，加重了百姓負擔。

清代文學家蒲松齡根據這段歷史寫成一短篇小說，名《促織》。清朝的王公貴族，在入關之後就開始喜歡上了鬥蛐蛐兒這個遊戲。每年秋季，京師會架起寬大的棚場，在官方的組織下開局賭博，無數賭徒的眼睛都盯在了小小的蟋蟀身上，北京城此時成為全世界最大的一座賭城明清兩代又相繼出過多部有關蟋蟀的專著，不過大多數都是在賈似道《促織經》的基礎增加了一些內容，並沒有新的突破。

自清末以來，由於政局不穩，到新中國成立前夕，鬥蛐蛐兒的風俗已接近絕跡。近些年來，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民間鬥蛐蛐兒的風俗又開始恢復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