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董仲舒於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在漢武帝時開始推行，要回答一個問題，首先找到問題的原因所在，也就是為什麼漢武帝要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一項政策的頒佈，首先是從國家利益角度出發，而國家利益無非就是政治，經濟，軍事，下面我將從以上三個角度來談這項政策的利弊

政治上，它維護了封建專制統治，因為它神化了王權，儒家的春秋大一統思想，仁義思想和君臣倫理觀念與漢武帝時的歷史形勢和任務相適應，適合做統治工具。

經濟上，以黃老之術為治國之本的漢朝在經濟上十分自由，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小，稅收很輕，大量的財富集中於民間，漢武帝為了將民間財富充入國庫而收取重稅必須要有法理基礎，而這項政策恰好為其提供了法理基礎，但也招致一定程度的民怨沸騰

軍事上，儒家的思想為徵稅帶來了合法的基礎，使得漢武帝能聚集大量財富，為之後對匈奴進行戰爭奠定了經濟基礎

漢朝以漢武帝即位啟用董仲舒實施“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為治國理政的大政方針。

其獨尊儒術是在罷黜百家的基礎上實施的。董仲舒在景帝時做過博士官是漢代有名的思想家，政論家，他看到漢朝建立以來發生的幾次王國謀反事件總結應大力宣傳大一統思想以鞏固強化中央集權的地位。他將各家學說和陰陽五行等迷信思想融合為一體，使儒學學說變化了為封迠迷信政治服務的工具。並提出“天人三策”建議。即天有意志，人間事按天意存在，變化，皇帝是天意代表，人服從皇帝即是服從天意，以此維護皇權權威。並排斥諸子百家說其為不順天意妨礙皇權。以獨尊儒術正治朝綱，在政府裡專門設定傳授儒家學說機構，培置專職攻讀儒家經書機構培養自己官員。至此，獨尊儒術使其大力鞏固了皇權權威，中央集權成為漢朝乃之以後中國社會的正統思想。

獨尊儒術，在當時對加強鞏固封建政權，強化中央集權，強化皇權權威等等對統治者是有利的，對當時封建政治是有積極意義的。

獨尊儒術，是在“罷黜百家”將儒家融入陰陽五行迷信色彩把君權神化，把戰國以來諸子百家自由宣傳爭鳴學術思想和政治主張的權利剝權了，起到了禁錮人們頭腦的壞作用。在以後的各個朝代統治者不斷對儒家學說的大量補充發展使長達兩千年之久的仃滯不前突現其獨尊儒術的弊病所至。

漢朝獨尊儒術是董仲舒“大一統”思想的一個部分，它的利弊主要都體現在對皇室政權的維護上，具體表現如下：

在西周時期，“禮樂制度”還未崩塌，人民對於天子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還深信不疑。隨著東周諸侯割據以及秦末農民起義的爆發，尤其是陳勝、吳廣的起義，讓所有人看到了庶民逆襲的可能。劉邦建立漢朝後，本想透過分封同姓王來維護漢室的穩定，卻又導致了漢景帝朝的 “七國之亂”。儘管漢武帝用“推恩令”來瓦解諸侯王的勢力，可思想上的教化則更能長治久安。

雖然“君權神授”的概念並不是董仲舒首創，但是他在漢武帝那個時代再次提出來就顯得非常合適了。董仲舒結合了神學思想，強調了“天子”是秉承上天的旨意來管理民眾，以此來突出君主地位的合法性。除此之外，他還利用“天人感應”的理念讓民眾相信君主的一切都會由上天來監督。上天一定會根據君主的“業績”好壞，分別給出不同的天象。不得不說，這是一個非常高明的方法。

（董仲舒劇照）

其實在漢武帝之前，利用這種“天人感應”來“安撫”民眾的方法就已經存在。漢文帝、漢景帝多次在日食、地震、水災等自然現象發生後做“深刻”的自我批評，並且釋出相應的惠民詔令，如減租減賦、賜食等等。

帝王們真的相信這些所謂的“天人感應”嗎？這其實並不重要。他們恰恰在利用這個機會安撫百姓。既表明了自己會聽從上天的安排進行整改，也防止了因災疫產生的國家動盪。董仲舒在這樣的環境下又把“天人感應”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面的高度，就是要讓這種思維在民眾的腦里根深蒂固。

（漢武帝劇照）

“無為而治”之思想在漢初確實起到了非常明顯的作用，它使得人民可以安於生產，迅速擺脫了秦末戰爭帶來的危害。不過，這也滋生出新的問題。“文景之治”後地主、豪強、商人的倔起讓他們與國家產生了非常大的矛盾，所以漢武帝才使用鹽鐵官營來抑制商人，使用酷吏來打壓地主、豪強。另外，“無為而治”也是他向匈奴開戰最大的障礙。

客觀地說，漢武帝所行的儒家之舉並非純正意義的儒家治國，也就是所謂的“外儒內法”。不過，以當時的社會環境來說，實現純儒家治國是不太現實的事。雖然漢文帝和竇太后所信奉的黃老之說很大程度影響了漢初的社會，但是百家之言仍然有不少人在擁護。也就是說，在漢武帝即位之初，國家並沒有統一的思想綱領。他為了施展自己的抱負，需要用儒家思想中的“禮、德”來教化民俗，也需要用法家的刑罰來制約民眾。因此，無論漢武帝多麼“曲解”正宗的儒家理念，他都用這種方法將民眾的思想統一，為所人有制訂了一個倫理綱常和行為準則。這不但為他後來大展鴻圖提供了基礎，也維護了國家的穩定。

（孔子照片）

西漢儒生有著明顯的時代侷限性：太崇尚復古。他們近似狂熱地向住恢復周成王、周康王時期的禮樂制度，而不考慮社會已經在發展，民眾的思想早跟成康二王時代天差地別了。

漢武帝獨尊儒術成就了儒生可以大量的登上歷史舞臺，他知道自己的策略並非純儒家治國，所以儒生的侷限性並沒有完全地體現出來。後來的漢昭帝、漢宣帝也是繼承漢武帝的做法，特別是漢宣帝，他對這種侷限性看得非常清楚。不過，當漢宣帝駕崩漢元帝即位後，劉奭便開始大量啟用儒生，而且更傾向於儒家治國。到王鳳家族開始專權後，又出現了一個人，他就是王莽，一個狂熱的復古儒生。

（漢朝儒生劇照）

王莽為什麼能篡漢成功？當然跟王氏家族強大的勢力有關。但是，一個外姓人改朝換代在當時的社會並非輕而易舉。最關鍵的原因：他得到了士大夫階層的支援。

在西漢晚期，社會的最大矛盾就是土地兼併導致的地權分配不均問題。因為漢成帝、漢哀帝的昏庸，這個問題始終無法真正解決（漢哀帝下過《限田法》的詔令，可效果不好，他死的又太早）。整個士大夫階層都希望有個人能站出來挽救國家，挽救民眾。

王莽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獲得了大量的支援，所有人都指望他進行一番改革，所以我們看到了“王莽改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對土地的整改。但是，他效仿的只是春秋時期的“井田制”，實施又不得法，最終得罪了所有人。

（王莽劇照）

綜上所述：漢武帝獨尊儒術後，民眾思想得到了統一，穩固、加強了皇室權力，維護了社會的穩定，同時也為自己後來的各項改革提供了保障。不過，西漢儒生盲目復古的特質也是王莽能篡權成功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