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正式起兵東征，是在他正式即皇帝位的章武元年（221）七月，而關羽失荊州是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十月，為東吳所害是當年十二月，也就是說，劉備伐吳之時距關羽被害已是一年半有餘。劉備若在關羽死時即刻出兵，尚可說是激於兄弟情誼，但遲至一年半後方才出兵，則將此番出征單純視作為弟復仇明顯顯得牽強。若從這一年半左右時間裡所發生的一連串事件，以及當時三方形勢來看，劉備伐吳委實是另有根緣。

從關羽失荊州至劉備東征這段時間裡，當時中國大地可說是風雲迭起，魏蜀吳三方都不太平。蜀漢這邊大將關羽遇難，荊州丟失，自是損失重大。而孫吳一方在取得空前勝利之後不久，大將呂蒙即因病去世，吳主孫權因怕劉備報復，一面向劉備請和，一面又對曹操稱臣。曹魏那面，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初曹操因病去世，其子曹丕繼承魏王之位，後又脅迫漢獻帝於是年十月禪位，東漢政權正式結束。曹丕稱帝的訊息傳到蜀中，次年劉備也稱帝，至是年七月，正式率兵東下。

在曹操去世，漢獻帝被曹丕所廢，曹丕稱帝，蜀漢也隨之建國的情況下，中國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魏、蜀、吳三方之間又展開了新的爭奪。以前曹魏尚可“奉天子以令不臣”，此時這一政治優勢不復存在，而蜀漢一方倒自謂是繼承炎漢正統，可以名正言順地“興復漢室”。東征伐吳實是雄才大略的劉備爭奪天下的重要舉措，在為弟報仇的旗號下掩蓋的是他爭奪天下的雄心。

劉備自赤壁之戰以後，軍事上一直較為順遂，從劉璋手中取得益州不說，還虎口拔牙，硬是從夙敵曹操手中奪得漢中，這不能不說是了不起的勝利。劉備未嘗不想借平定巴蜀、漢中的餘威，打著為弟報仇的旗號，名正言順地出兵伐吳，重奪荊州，進而為接下來的進兵中原做準備。另外，曹魏雖然難以攻取，但在當時新舊交替、內部還須重新磨合穩定的情況下，暫時還不會在自己伐吳的時候從背後襲奪漢中，自己可以沒有後顧之憂，能夠在前方放手一搏。事實也正是如此，在劉備伐吳將近一年的時間裡，曹魏一方雖接受了東吳的請和稱臣，但一直未出兵助吳，這固是坐山觀虎鬥，欲得漁翁之利，但也說明劉備興兵之初對曹魏一方的判斷是相當準確的。

在當時三方重新爭奪天下的新形勢下，伐吳在政治上師出有名，軍事上勝算較大，故劉備經過一番戰略選擇後，將伐吳作為自己重新爭奪天下歷程的起點。劉備東征，不是他獨斷專行，而是既定政策的執行，若從荊州的地理位置，從其在軍事上的重要性來看，更可說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三國時代有所謂“個人之義”與“國家之義”之別。東漢末年，天下大亂，尤其是因為原來維繫人心、構成人們價值標準的一套禮法體系逐漸崩潰，道德失去了先驗的基礎，重構價值體系的重擔便落到個人身上，以怎樣的方式踐行怎樣的道德成為個人選擇的事情。

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下，具體表現為：漢中央政權失去了天命論加於其上的光環，權威受到挑戰，國家之義的效忠物件出現裂變。可以說，從黃巾和董卓兩次對漢政權權威挑戰以後，直到魏蜀吳相繼稱帝，甚至到三國稱帝以後一段時間，由於多個權威的並立，在個人行為準則方面，“國家之義”相對於“個人之義”，基本處於相對從屬地位。個人多是基於自身的處境及經歷，選擇效忠的物件。國家之義雖然處於隱性地位，但並非毫不重要，它影響和制約著個人之義的選擇。

關羽

我們說關羽早年之降曹是“降漢不降曹”，因為曹操打著朝廷的旗號。而且即便是降曹，曹操與劉備在當時的割據混戰中也是分合無常，並都是作為漢臣，隨時有可能因為情況的變化而成為朋友的，這也正是後來曹操不殺關羽並允許關羽千里尋兄的一個重要因素。關羽的這次“投降”是在不違背國家民族大義的前提下成就了兄弟之義。

關羽鎮守荊州時，劉備已正式建立蜀漢，蜀漢與東吳和曹魏之間是敵對的國與國之間的關係。關羽不僅是作為劉備的義弟鎮守荊州，而且是作為蜀漢重臣，被交之以國家重任。面對諸葛瑾的勸降，關公的回答是：“安肯背義投敵國乎？”在後人眼中，這一死不僅是成就了國家大義，也是成就了兄弟之義。

關羽荊州不降寧死，雖然多了國家之義的成分，但兄弟之義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決定因素。後來劉備傾舉國之兵為關羽報仇，從對客觀形勢的理性分析，我們可以指出劉備的行動完全是一個戰略性的錯誤。難道劉備完全為了“兄弟之義”置“國家之義”於不顧（從國家之義講，曹魏應該是主要敵人），甚至也置自身事業發展的理性選擇於不顧（因為這一行動明顯過於冒險，如果失敗蜀國定將大傷元氣），而作出這樣的不合理行為嗎？

曾有文章分析這是劉備賭徒心理的一次集中爆發，因為在三國鼎立背景下，一方面失去荊州將再不可能爭勝天下，另一方面，曹強孫弱，進攻孫吳比進攻曹魏成功的可能性更大，所以劉備要用全部的賭本作最後一次賭博。

這可以構成分析劉備徵吳行動的一個考慮因素，但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

劉備

劉備在中原的群雄逐鹿中遭到挫折來到新野以後，對自己的戰略做了反省。由於客觀上已經與曹操為敵，他就必須選擇一個可以與曹操相抗衡的能夠吸引人心的口號和戰略。經過反省後確立的戰略及口號就是，利用自己與漢皇室沾親的優勢，以興復漢室作為號召，同時在具體做法上，對應於曹操行法家之刻薄寡恩，以仁義為標榜，以期達到收人心之效。但既然選擇了這一戰略，在行動上也必須與之相符合，在行動也便有了一些不得不的選擇，雖然劉備等人內心並不是為了純粹的仁義目的。對這一戰略，只看到其虛偽的一面是不夠的，而應看到這是一個精心選擇的戰略。

正是在這一戰略的影響下，才會有以下行為：

過襄陽，諸葛亮說先主攻琮，荊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

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先主，此到當陽，眾十餘萬，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眾，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先主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眾心。

（以上見三國志·先主傳）

劉備

也正是在這一戰略背景下，劉備認同了諸葛亮隆中對中所提出的戰略方針，並正是在這一戰略指引下，劉備有了一個可以與曹操相抗衡的意識形態力量，並逐漸由弱變強，最後稱帝。但既然以仁義相標榜，仁義的一些規則便構成對其國家戰略的制約。比如曹操可以不顧仁義而方便行事（在當時這稱為“達節”——是魏晉玄學的根本精神），而劉備卻不能。所以當孫權和魯肅要求其歸還荊州之時，他無法採取強 權和無賴的做法，只能找理由以拖延。因為如果從道德上如果找不到理由，在國內的統 治穩定便無法保證。

而在當時，國家之義逐漸失範，個人之義成為道德的主要內容，所以劉關張的桃園結義也構成蜀漢國家精神的重要內容。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當關羽丟荊州並身死以後，劉備必須要為關羽報仇。後人一般會分析劉備的徵吳行動主要為了奪回荊州，而認為其為關羽報仇只是一個用來鼓舞人心的口號和藉口。但實際上，後者的意義甚至更重於前者，因為這關係到蜀漢政 權的立國精神和合法性基礎問題。

趙雲秦宓看不到這點諫阻，諸葛能看到，只是平生唯謹慎，覺得過於冒險才諫阻。絕不是因為出生時說要聯吳，則到死還聯吳的原因。

伐魏無勝算，伐吳有勝算，關鍵是度的把握。個人認為，劉備伐吳是在為後人後事鋪路，為劉禪和蜀漢的生存空間作最後努力，伐吳不會滅吳（如果能），挾兵威逼東吳做出最大讓步，讓它以後老老實實當小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