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由大旱引發的糧食匱乏，瘟疫橫行，最終爆發了黃巾起義，加劇了東漢王朝的滅亡。

以筆者之見，社會動亂爆發的主觀原因是農民起義領導者的個人私慾以及統治者的腐朽無能。

客觀原因則是，在政治上，世家門閥壟斷了人才晉升的通道，朝堂內部，宦官當政，後宮干政，外戚干政，一片烏煙瘴氣。在經濟上，世家望族所形成的莊園經濟，完全實現了自給自足，並且兼併了大量土地，使得大量勞動力無家可歸，被迫流亡。在思想文化領域，當時玄學流行，起義軍喊出了“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口號，蠱惑了一大批底層勞動人民加入，使得起義軍隊伍迅速壯大。

東漢末年的黃巾起義給社會帶來極大的動盪，加速了東漢王朝的滅亡，進一步推動了生產關係的變革。

因為英雄豪傑輩出的緣故，很多華人對東漢末年的歷史充滿興趣。在他們眼中，那是一個群星璀璨、空前精彩的時期，在不吝讚美之餘，長恨此生不能生活在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以此建不世之功。其實，作為超級大亂世，東漢末年實在不值得推崇，原因無他，死亡率超高，場面太可怕。

曹操率十萬兵馬來戰，我軍僅剩5000精騎...

廣告

曹操率十萬兵馬來戰，我軍僅剩5000精騎...

東漢末年混戰不已，人口數量銳減

東漢末年的大動亂到底有多可怕，可以從損失的人口總數中窺見一斑。依據東漢中期的人口統計（6500萬左右），三國初年的人口估算（2300萬左右），那麼在短短數十年的時間裡，當時的中國損失了近60%、多達4200萬的人口（所有資料均參考葛劍雄的《華人口史》）！而造成人口銳減的原因，主要有戰爭、饑荒、瘟疫三種原因，在這裡筆者逐一做個簡述。

軍閥混戰是導致東漢人口銳減的主要原因。漢末天下大亂、諸侯紛起，強者著跨州連郡，弱者宰割縣邑，相互間征伐攻討，使得海內混亂不堪。而就在這無休止的混戰背後，則是累累白骨、赤地千里的慘重代價。究竟有多少人死於戰火，在歷史上沒有準確的資料，但依據前文所羅列的資料推測，至少在2000萬以上，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死於屠城。

董卓專橫殘暴，喜歡屠城

作為戰爭中恐嚇、削弱對手的一種手段，各地軍閥都對屠城樂此不疲，尤以國賊董卓為甚。董卓的涼州軍團軍紀最差，每每在攻克敵軍城池後，便將城中財物劫掠一空，將殘餘的百姓悉數殺光。其實，不僅董卓這類殘忍的軍閥喜歡屠城，就連一向宣揚“拯焚救溺”的曹操，也幹過這等為人不齒之事。

初平四年（193年），曹操以替父報仇為由，起兵討伐陶謙，並將刻骨仇恨發洩在徐州百姓身上，所到之處都以屠城作為報復，死於其手的百姓竟然多達數十萬（“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餘，泗水為之不流。”見《後漢書·卷七十三》）。雖然資料有嚴重誇大的嫌疑，但遇難者的數量絕不會低於數萬。

曹操攻打陶謙時，曾大肆屠殺徐州百姓

縱觀整個東漢末年，無休止的戰爭、大規模的屠城，導致天下人口數量銳減，以至於大江南北都是“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餘一，念之斷人腸”（見曹操的《蒿里行》）的慘景，生活在這個時代，能保住性命都是件奢侈的事情。

除戰爭外，死於饑荒的人口也是難以計數。由於各地軍閥大規模徵用青壯年為兵，再加上戰爭、天災的影響，使得各地普遍出現農田大量拋荒、糧食歉收的現象，從而導致饑荒蔓延。在當時的情況下，各地軍閥普遍嚴重缺糧，以至於出現“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見《三國志·卷一》）的現象。

袁紹等軍閥嚴重缺糧，不攻自破者極多

面對饑荒，士兵尚且不能填飽肚子，普通百姓的生存狀況可想而知。由於極度的缺糧，導致百姓們在飢餓感的驅使下，竟然開始以同類為食，導致“人相食”的現象屢見史端。比如興平元年（194年）六月旱災、蝗災過後，“是時谷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見《後漢書·卷九》）。這樣的記載還有很多，不難想象當時的慘狀。

戰爭、饑荒之後必然是瘟疫的大流行，而遇難者人數之多，同樣無法統計。在東漢末年短短30餘年時間裡，見諸於史冊的全國性大瘟疫共有12次之多，而在瘟疫來襲之時，往往死者相枕，闔家滅絕者比比皆是。作為時代的見證人，曹植曾在《說疫氣》一詩中，用極為沉痛的筆觸寫道“家家有位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

曹植曾在《說疫氣》一詩中描述瘟疫的慘景

在這一連串的瘟疫當中，尤以204-219年間的大瘟疫最為恐怖，直接把昔日人口稠密、經濟發達的中原地區變為“人間地獄”，連貴為上層階級的“建安七子”，竟然也有4人死於瘟疫。東晉史學家裴松之在為《三國志》做注時，曾描述過這場瘟疫的可怕性，稱“自中原酷亂，至於建安，數十年間生民殆盡。比至小康，皆百死之餘耳”，由此可見瘟疫的極端可怕性。

綜上，在無休止的戰爭、大規模的屠城、大饑荒、大瘟疫的連番打擊下，等到三國初年，人口總數銳減60%以上，許多地方更是赤地千里、十室九空。生活在這個時代，如果能平安過完一生，簡直跟中“六合彩”一樣幸運。正所謂“寧為太平犬，莫為亂離人”，雖然從藝術角度來看漢末三國很精彩，但沒有人真的想穿越到那個時代去生活，不是嗎？

瘟疫只是一個導火索

東漢末年，農業生產出現嚴重的土地兼併現象，直接導致地方豪強勢力的崛起，刺史制度的變動導致群雄割據。

中央政府政治黑暗，十常侍橫行朝野，對地方的控制越加衰弱，造成土地兼併問題日益惡化，皇戚和宦官之間的爭權更是加重了朝政的不穩。

時代的動盪不安，也使地方豪強有了崛起的機會，他們一開始靠著自己的財力組織自己的武裝軍隊保衛家園，後來就逐漸演變成擁有私人武力的軍閥，中央政府由於不修政事，對於這樣的情況，也是無能為力，反而需要他們維持地方穩定。

州牧的形成

刺史制度源自西漢武帝時期，本意是用等級低的官員監察等級高的官員，以達到制衡的目的，儘管刺史的權力越來越大，但是始終沒有統領一州的法定權力和信度。不過到了東漢靈帝時，他接受劉焉的建議，將各州刺史改稱州牧。於是，刺史成為地方的官員，從原本的中央和郡、縣之間加入州一級，成為中央、州、郡、縣的四級結構。州牧位居郡守之上，掌握一州的軍政大權。

州牧的出現讓中央的統治名存實亡，而各州牧為了快速的壯大自己，讓百姓陷於水火之中。

戚宦之爭

漢靈帝駕崩後，戚宦之爭又起。宦官蹇碩等意圖殺害外戚大將軍何進，改立太子劉辯弟陳留王劉協。

漢少帝劉辯順利繼立後，何進又與袁紹等士大夫企圖去除以張讓為首的十常侍及其他宦官。何進還令涼州董卓、幷州丁原帶兵增援。宦官們先發制人，在董卓軍到達洛陽前殺死何進。而袁紹則以為何進報仇為名率軍入宮，殺死十常侍等宦官二千人。

戚宦之爭應該算是東漢末年最嚴重的的問題，這讓本就岌岌可危的東漢政權更是雪上加霜。

再加上連年的天災和瘟疫，封建社會的人民很容易將這一切和上天的旨意聯絡在一起。社會危機日益深重，廣大農民與豪強地主及封建國家的矛盾激化。

巨大的矛盾衝突遇到瘟疫這個導火索爆發了出來，張角以傳道和治病為名大肆宣揚“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

深受瘟疫和當時社會環境毒害的廣大百姓，自是紛紛響應。

所以說引發動亂的原因還是東漢中央政權所做的決定和各種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