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說一下，這段歷史是虛構的。

歷屆政府都缺錢，大明朝傳至嘉靖本身的財政包袱就已經很重，再加上嘉靖道長的無度揮霍，不缺錢是不可能的。

即使嘉靖道長駕馭臣下有道，身兼大明的戶部尚書，可再高明的權術也解決不了經濟問題。

嘉靖道長的權謀手段再高超，可財政蛋糕就這麼大，拿走的越多，剩下的越少。

“改稻為桑”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搞錢。朝廷財政緊缺，只能從民間掠奪，而手無寸鐵的老百姓是最佳選擇。

嘉靖道長的底線是什麼？只要錢夠自己花，朱家王朝這家集團公司不在自己手裡倒閉就行。

所謂的清流，他們想要的也只是嚴嵩的權力，要打倒嚴嵩，就必須讓嚴嵩搞不到錢。

嚴嵩為了搞錢才想到“改稻為桑”這個剜肉補瘡的辦法。

但嚴嵩要讓下面的人賣力幹活就得允許他們往自己兜裡塞點銀子。

下面的官員為了銀子也為了政績就只能盡最大力氣從民間搜刮民財。於是上頭只要三分銀子，到了下邊就變成了七分銀子。

要了七分銀子，百姓沒有活路就會掀桌子。百姓掀桌子，嘉靖道長的地位不保。嚴嵩總經理的位置自然坐不住了。

可惜民力已經枯竭，只能從商人處掠奪；商人也被騰空，只能查抄貪官，還是不夠，嚴嵩父子就只能被嘉靖道長拿出來祭旗以平民憤了。

這段歷史應該算是半真半假，但嘉靖皇帝缺錢，那是真缺錢，大明朝廷缺錢也是真的，但由此說嘉靖皇帝混的太差，絕對是矯枉過正！

我們先說說嘉靖皇帝缺錢的事情，不只是他缺錢，是整個王朝缺錢，而且是自始至終，這與大明王朝的開國老祖定下來的規矩有直接的關係。嘉靖皇帝之所以窮，大家可以仔細看看這部電視劇的第24集，導演接海瑞之口把嘉靖皇帝窮的原因說的清清楚楚（以下是對白原錄）：

“從大明朝開國至今，親王、郡王、皇室、宗親遍佈於天下，按照規制，一個親王一年就要供祿米五萬石，鈔二萬五千貫，錦緞四十匹，竹絲三百匹，絹五百匹，紗羅一千匹，冬布一千匹，夏布還要一千匹，其他各種開支更是不勝繁舉，你們算過沒有，一個親王耗費國孥便如此之巨，那麼多的皇親國戚，耗費的國帑又是多少，這些皇室宗親、宮中宦官、各級官吏，所兼併之田莊佔天下之半皆不納賦，小民百姓能耕之田不及天下之半，卻要納天下之稅，這更是人人皆知，人人不言！！就拿浙江而言，每年存留糧米六十二萬九千石，可供給皇室宗親府衙祿米，卻要一百二十三萬石，以兩年存留之糧，尚不能供皇室府衙一年之祿米。北方俺達年年侵犯，東南倭寇年年肆虐，危機天下，可將士的軍餉糧草卻要東挪西湊，這些事情如果只參劾嚴嵩，參劾嚴世番，能說的過去嗎？”

學者們對明清社會經濟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統計，形成了如下一張表，大家可以看看，結論應該就非常清晰了。

嘉靖皇帝不是沒錢，而且皇室宗親太狠！從1480年到1602年，100多年件，朝廷總支出增加大約360%，但皇室宗親的支出膨脹了十倍！

追究原因也要到朱元璋那裡，他鼓勵皇室生育，而且是真金白銀的鼓勵，導致皇室規模完全失控。比如晉王系慶成王這一脈，第1代慶成王朱濟炫就有子女70多人，到第3代慶成王朱鍾鎰，1492年，他已經有了94個子女。到這一年慶成王朱濟炫的直系子孫就已經超過了760人。到明末的時候，皇室子孫子孫數量已經超過100萬。

這是電視劇已經說清楚的原因，實際上這還只是一部分原因。

另外一部分明朝的社會福利制度非常好，特別是對老人的福利好，有實實在在的物質福利補貼，只要你能活到七十歲，即使前面混的差一點，那人生也就開始開掛了。“民年七十之上者，許一丁侍養，與免雜泛差役；若貧無產業年八十以上者，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鬥；九十以上者，歲加賜帛一匹、絮一斤。”這個是官方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朝廷的支出。

另外，還有很多要花錢的地方，比如軍功賞賜、鄭和下西洋、南擊倭寇，北拒蒙古，然後是不是還跳出幾個王爺要造反等等。花錢的地方不是一般的多。

花錢的地方多，但明朝的稅率低、稅基少，明朝官方收入主要是兩大塊，一塊是農稅，一塊是商稅。我們從海瑞的描述中可以看到稅負其實不搞，農稅不過1/10，官方商稅更不過三十分之一。海瑞還沒說，其中還有很多國計民生的東西是免稅，比如食品、自織布帛、農器、婚喪嫁娶禮物等等，真正的良心稅好嗎？

再回到樓主的問題，嘉靖皇帝為什麼那麼窮？僧多粥少哇！沒辦法，嘉靖皇帝也要開源節流，為什麼要集中發動對倭寇的決戰，要做生意！彌補朝廷的虧空，要賣茶葉賣絲綢，要做國際貿易！所以識大體的胡宗憲，死也要幹掉倭寇之亂！面上看平倭之功在戚繼光、俞大猷，實際上是胡宗憲在拼命，也是嘉靖皇帝在拼命，為了大明王朝在拼命。

電視劇側重表現了嘉靖皇帝好大喜功、用度無數，但實際上嘉靖一朝，是明朝非常不錯的一段歷史，即使放到歷史長河中來看，嘉靖也算是一個出色的皇帝，只是海瑞對於皇帝的期望更高，畢竟按照嘉靖的智商來講，完全可以更出色，甚至完全有能力比肩“文景”吧。

所以嘉靖的窮，是真窮，但絕對不是因為能力不夠，混得差才窮，而是藏富於民所以國窮了。不過過度民富而國窮也未必是件好事，後來在年年天災、內憂外患之下，明朝的衰落崩潰也與大明獨特的體制密不可分，不過那是其他的問題了，與樓主的問題關聯不大，就不展開了。

希望回答能夠給樓主一些參考。

不止是嘉靖，明朝到了中期以後，財政狀況就沒怎麼好過。泱泱大明，為什麼總是缺錢呢。這是由當時的社會環境所決定的。史料記載，明朝一年的財政收入平均下來才幾百萬兩。當然，糧食，布匹另算。為啥明朝的歲入這麼少呢？

一來，明朝人口並不多。明實錄記載，明孝宗弘治元年，全國戶口也才911萬。這可是盛世之年。這麼點人口，朱元璋的子孫還不用交稅，收上來的賦稅自然不多。二來，明朝其實賦稅並不高。明朝的賦稅是歷代王朝中最低的，這也因此導致國家最後出現了財政危機，崇禎也無力迴天。

我們再來看明嘉靖時期，嘉靖皇帝是個乾綱獨斷的主。他左手控制著朝臣——嚴黨和清流，右手把持著國家財政，心如明鏡一般。雖然他很聰明，眼裡不揉沙子。但抵不住天災人禍，內憂外患呀。且不說天有不測風雲，時常有水災光臨大明。就光是北方的韃靼，南方的倭寇就讓嘉靖心神難寧。

這樣一來，開支已經不小了。可嘉靖皇帝卻還有個人愛好要填補。他喜歡修道煉丹，而且法號眾多。皇宮不是道觀，少不得經常大興土木一番。這樣一來，嘉靖手上的“流動資金”恐怕就更少了。

大明王朝中，嘉靖窮的那是叮噹響。嘉靖的大臣們卻一個個富的流油。內廷總管呂芳的義子楊金水，明裡替朝廷管著織造局，背地裡不知道收了多少銀子呢。這些銀子，一部分楊金水貪汙了，另一部分，悄無聲息的其實是進了嘉靖的口袋。

還有，嘉靖為什麼這麼喜歡嚴嵩呢？不只是因為他青詞寫的好，嚴閣老會替嘉靖搞錢呀。雖然嚴黨貪汙腐敗，但嘉靖一直放縱著。直到有一天，嘉靖發現，嚴黨竟然連自個的錢也想貪，（巡鹽使鄢茂卿收上來300萬兩鹽賦，卻只給嘉靖100萬兩），嘉靖氣的直冒青煙。這個鄢茂卿，直接讓嘉靖冒了青煙，真是人如其名也。

嘉靖離不開錢字，因為不只他缺錢，整個大明都缺錢。缺錢也沒辦法呀，現實無法改變，只能寄希望後輩了。還好嘉靖選擇了隆慶，隆慶又發現了張居正。張居正大大的改善了大明的財政狀況，不然，大明可能早就日落西山了。

但作為集權帝王，他逐漸感覺到了自下而上對權力下放的慾望，這才是嘉靖心理煩躁的根本，至於什麼江南織造局及其白手套浙江鉅富沈一石，浙江官員鄭泌昌、何茂才，他心裡早就有數，只不過是如同放養豬兒一般，等豬長肥直接宰殺罷了；但因為宰殺這些人，務必會影響到他自己的白手套嚴嵩，而徐階並非其備用手套，所以心裡很不舒服。

因為朱元璋，朱棣太厲害了，明朝的文官系統發展起來之後，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架空皇帝，抵制皇權，自己可以隨便腐敗，就是不準皇帝吃頓好的。

正常。國家的錢糧收入歸戶部掌管。皇帝的收入由內庫掌管，稱之為內帑。就是皇帝的小金庫。內庫收入主要是各大節日皇上收的禮以及各藩屬國的貢品，最後是查抄犯罪官員的家產。明朝實行的內閣六部制，加之官員認死理:國家的錢歸國家，皇帝的錢歸皇帝，國家的錢不是你一個人的，你要戶部可以不該。嘉靖帝修道煉丹能折騰，內庫折騰光了問戶部要，不給。理由:軍費花銷大。嘉靖帝之聰明當然明白要錢還是要天下。所以即使差錢兒也無可奈何。所以也只能除了修道，還折騰折騰官員出出氣罷了。

嘉靖缺錢固然有他自己修道建宮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以下幾點，

1.流通問題，明朝自朱元璋到嘉靖朝的稅收結構是完全的農耕社會結構，農業稅為主，即生產啥就交啥，所以收進國庫的不是錢，是各種產品，什麼大米，雞蛋，甚至木炭什麼的。而明朝對商人始終是打擊和歧視的，這些東西的變現是渠道很窄的。沒有流通，無法變現，自然國家就沒錢。官員的薪水還能發物品，但皇帝要花錢的時候，總不能帶著一堆農產品去辦事吧。所以後來張居正就憑一條鞭法裡的一些稅折算銀兩收，國家才開始國庫充實。

2.稅收政策，明朝有一個坑爹的政策就是士紳不用交稅，不用服徭役。對士紳來說，少了稅收負擔，時間短還看不出來，時間長了，貧者越貧，富者越富，有點什麼災的，士紳趁機兼併土地，而兼併後，他們又不用交稅，全國大量的生產資料掌握在不用交稅的人手裡。國家能有錢嗎？這個是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到了清朝，最開始沒注意到這個政策的問題，清政府還繼續施行，結果到了康熙朝末年，盛世之下國庫竟然空了，不是雍正帝上臺後推行士紳一體當差納糧（稅），積攢下大量家業。大清國庫根本經不住乾隆後來的造錢。

3,國家機構臃腫，劇中呂芳求徐階撥款時有一句話，宮裡宮外十幾萬張嘴等著吃飯呢。太監都有十幾萬，宮裡的開銷大就大在這裡。明朝有一個機構叫驛站的，官員遠行，到了驛站是可以免費吃喝的，官員的親屬旅個遊，探個親也可以在驛站免費吃住。且不說三公經費的花銷，光是驛站裡的服務人員高峰時期都有幾十萬，可見國家財政的負擔有多重。而且這種福利設施，任誰只要是個官，上臺都只會增建不會裁撤的。直到崇禎上臺，有個言官因為自己老婆利用驛站奔襲進京，抓了他養小老婆的事，他憤恨無比，才上書崇禎開始裁撤驛站，可惜很不走運，有個丟掉的工作的驛站服務員叫李自成，沒了工作後他走進了流民組織中…，僅這兩個機構就可以看出國家的錢是怎麼沒的。

4.戰爭原因，宣大在和瓦剌打仗，開支巨大。江浙又鬧倭寇，兩線作戰，江浙又是賦稅重地，影響收益。關鍵倭亂還是海陸都有戰事，在當時的經濟體制下能扛過去真是難得。

5,腐敗問題，明官員的工資很低，玩點淋尖踢斛，夠自己吃不夠送上級的，要送上級只有搞點虧空啊，貪汙點工程款啊，這個風氣成型後，官員都有錢了，而他們並不用交稅，所以他們都投入到了兼併土地的浪潮中，嚴嵩的錢有一部分是貪汙受賄得來的，但恐怕大部分是從投資兼併土地事業中賺來的。而嚴嵩倒後，誰又成了最大的土地兼併家？劇中嚴黨嚴利用改稻為桑兼併土地，而嚴黨倒臺後，高翰文代表裕王以商人身份參與推動改稻為桑，但他只負責織造，而那些改為桑田的農田最終提百姓保住了嗎？沒有，嚴黨倒臺後，徐閣老的家人兼併了這些土地。嚴黨沒幹成的事，徐閣老做成了。腐敗不可怕，可怕的是前腐後繼，可怕的是反腐只是為了換一批人來腐。劇中高翰文也向裕王點名這個問題，裕王的看法是什麼，雖然幹著和嚴黨同樣的事，老徐不一樣。哪不一樣，他沒說，其實唯一的不一樣是徐閣老走得和他更親近。

所以，裕王政治上還是太幼稚，好在嘉靖這個政治天才還活著，什麼不一樣，根本就是一樣的，在被海瑞罵了之後，他一度以為是場政變，在確定不是後，他冷靜下來，留下了海瑞的命，臨終時給了裕王一張條子，徐階，高拱，張居正次第用之，這三個政治強人，沒一個是裕王的政治智力能控制的，次第用之，也就是上一個沒死就換下一個，以裕王的能力怎麼完的成次第。所以，他又說到，海瑞是一把利劍，你用他能一往無前。這把劍是斬向誰的？就是斬向徐階的，就是裕王能次第三人的最大保障，而歷史事實也是徐階的徹底倒臺也是因為海瑞堅持清查他兼併土地導致的。

嘉靖混成這樣，要說他有什麼錯，他智慧不比任何一個皇帝弱，他自己也沒有什麼下江南，十全武功到處挑事打仗的燒錢行為，他沒有避暑山莊，不出行，不狩獵，也沒什麼行宮，唯一就是火燒過一次大內，讓自己沒地住，最後用修三大宮的餘料為自己修了居所。要說他的錯，唯一就是在國家政治經濟體制出現嚴重問題的時候，他是那個時代唯一有智慧，有能力，有地位推動改革的人，但他逃避了這種責任，一意玄修，其實海瑞罵的對，一個天質英斷的天子，做什麼修道之人？看國家和百姓被這幫孫子給糟踐的。

首先，這段歷史是真的，但不是在嘉靖時期；其次，之所以混成這樣，也是他自己作的。

明朝確實有過一段時間，國庫沒有錢，各種財政支出都發不出去，但是嘉靖朝的時候，這個現象還不是很明顯，最典型的時期是明末，也就是崇禎時期。

之所以會造成這樣的結果，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國內戰爭頻仍，財政支出巨大，這個是看得見的；另一個，則是由於美洲白銀礦工大罷工，導致從美洲和伊比利亞流通到中國的白銀量銳減，政府沒有銀子（指的是實物）了，所以國庫就沒有錢了。

在真實的歷史上，沒有什麼沈一石、鄭泌昌和何茂才，他們都是虛構出來的人物；但是無論是小說，還是真實歷史，這種靠吵架牟利的手段，都是皇帝愛乾的事情。

小說中的皇帝，動輒出手不凡，給生出皇長孫的李王妃一出手就是十萬匹絹。這筆錢，是要從國庫裡頭搬的。而國庫發不出這筆錢，為什麼？因為嘉靖自己任用的嚴嵩，以及嚴嵩的整個利益集團，像蛀蟲一樣，把這筆錢吃得乾乾淨淨！

但是這筆錢只是暫時寄存在他們那裡的，什麼時候皇帝想起來了，或者揭不開鍋了，就會問他們要回來。因此，小說裡頭，鄭泌昌、何茂才以及嚴氏父子被抄了家；正史之中，和珅跌倒嘉慶吃飽。

但是，這些追回來的錢，真的夠嗎？不夠的。那就只有問老百姓和商人要錢。所以，小說開頭，便是要把浙江的農田改為桑田；奪利不成以後，沈一石在劫難逃。

更可悲的是，這種奪利的邏輯，一般都是平民-商人-官員。之所以官員擺到最後，原因也很簡單，因為畢竟他們還算是皇帝的自己人。而平民在最底層，自然是因為他們基數太大，最容易收割了。

藏富於民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草根，他自始至終把官員當做自己的仇敵，於是明朝的官員們實行精兵簡政，朱元璋精打細算將官員人數控制在5200左右，官員減少造成行政效率降低，自然徵稅的力度也減小了，內庫實行六部分散財政原則，戶部雖然掌管內庫(相當於國稅國庫)，可是戶部獲得的國家稅收從來沒有超過國家稅收總額的12%，直到張居正改革歲幣制後才讓內庫充盈了起來。

內庫的收入來源於兩個方面：一是明朝中央政府控制的礦山折算金銀；二是工商稅和農田稅收的糧食收入。內庫的稅收並不是全部匯入內庫，而是地區駐兵軍費和公務員薪酬及地方協調費用就近分配，剩餘部分送往南京和北京的內庫，按照明朝財政收入最高水平5000萬兩，內庫最終收入不到500萬兩，另外內庫還要扣除部分撥到太倉(皇帝小金庫)，算下來內庫剩不下多少錢。

明朝的君主們按照朱元璋定下的祖制實行道德統治，財政上藏富於民的低稅和精簡官員系統，這種道德統治造成行政效率低下國家財政收入降低，以至於內庫經常處於赤字狀態。

明朝的道德統治除了內庫財政收入貫徹外，國家實行屯兵制度，即是軍隊自給自足的軍墾農田，自己養活自己。朱元璋曾經自豪的感嘆：國家養兵百萬，卻不用國家的一分一毫。屯兵制度在明朝初期對於制衡元朝殘餘勢力發揮巨大作用，可是低效的行政系統導致國家財政收入降低，軍隊的軍墾也是流於形式，永樂皇帝政變後對於削藩政策徹底貫徹，也導致邊境衛所的減弱。

明代早期的記錄內容很豐富。《大明會典》記載軍屯田土總數為8900萬畝。《實錄》記載1403年軍屯子粒總產量超過2300萬石，幾乎與田賦收入相當。如果這些記錄是事實，那麼可以估算出約有100萬軍士從事糧食生產。如果其計劃正常實施，足以解決軍事供給和其他一切問題。

但以上推測的結果根本無法實現。經過計算，認為1400年左右，四川一省屯田面積由65954526畝，按照屯軍數量進行折算，每人要耕種4500畝土地。《實錄》也記載了軍事衛所的糧食供應主要是民龘運。1404年，永樂皇帝推行軍屯後，一些地區還是“一人所耕不足子供半歲之食”。1429年，戶部尚書曾上奏說，衛所屯收子粒不足百石，而每衛官軍所支俸糧動以萬計。 也就是說，明初時期的記錄是自相矛盾的。 就整體來看，全國性的軍屯從一開始就沒有全面規劃，更沒有周密準備，甚至沒有專門的管理部門，只是憑藉皇帝一道命令，所有財力、物力都由屯軍自己解決，中央政龘府從來沒有統一調配過種子、耕牛、人力、屯田。這樣過分簡單又隨意的命令很難成為一種制度。 軍屯在1371年大規模推廣後，原來是被期待自給自足的，但從來沒有做到這一點。地方官員將大部分稅糧解運到衛所。整個帝國都是這樣的供給網路，到底有多少是供給了衛所，一直都沒有清晰的統計資料。明代的會計制度十分紊亂，從未得到過解決。正因為如此，軍官們才誇大其詞，提供給了皇帝滿意的數值，而實際上，仍然是農民來養活的軍隊。

軍隊自給自足的神話在矛盾中前行，邊境軍隊尚可擁有軍墾農田維持著，戶部因此拖欠軍隊餉銀嚴重。內地駐軍，戶部根本沒有銀子發放軍餉，中央政府採取了募兵制，由各地自行籌措軍費，由於內地軍隊戰鬥力低下造成戰事曠日持久，東南倭寇騷亂影響數十載便是如此。兩江總督胡宗憲主持大明王朝賦稅重地，不得不實行農田改桑田的國策，增加絲綢產量獲得大量外匯白銀用於緩解國庫空虛狀況。這種內地募兵制持續到明朝滅亡，名目繁多的稅收進一步擠壓了明王朝國家稅收潛力。

宋朝系統的稅收機制維持了漢人王朝的輝煌，蒙古人放牧中原後粗放的掠奪性財政造成民力疲乏，元末群雄逐鹿中原，戰爭造成了毀滅性的造成深遠影響，以至於朱元璋巡視國際大都市杭州只看到了不足百戶倖存的人家，而戰前杭州總人口為65萬戶。

多年的戰亂加之政府管理不慎導致的寶鈔信用破產，財政結算的方式反較之宋代大為落後。明代前期對金銀嚴格管制，禁止民間流通，稅收也以徵收實物為主。當時田稅的結算單位是石，這是古代通用的穀物計量單位，明代一石約相當於今天的107.4市斤。無論白米和小麥，一律以此結算並在統計時進行簡單相加，田稅的交納單位是畝，1畝＝240平方步＝6000平方尺。朱元璋曾經試圖因地制宜地詳細劃分每畝田地的稅額。但是縱觀帝國上下，畝產從西北的不到半石到江南的超過4石，差距多達8倍，在無法精確管理的古代，模糊才是最好的原則。幾乎在明朝建國初始，帝國的田稅就差不多穩定了下來。

在永樂年間，帝國田稅基本保持在3200－3300萬石，可是鑑於永樂皇帝大規模遠征蒙古，七下西洋，大修北京城這樣的宏偉工程。我們有理由相信大部分開支，以極低的代價作為額外徭役轉嫁到了稅戶身上，成為了一筆不可考的隱性稅收。 永樂年間的重稅使得民間不堪負荷，於是有了安南的背叛和江南富戶拒絕繳稅的事件。為了平息民間的怨氣後來的皇帝輕微的調整了稅額，使之長期維持在2500－3000萬石的水平。然而，徵收實糧不僅對官方而言是一項浩大的工程，對民間，它更是及其沉重的負擔。把糧草從主要產地江南運送到北京，成本數倍於糧食本身，而這些耗損都必須由稅戶自己承擔。因此，官方允許把田稅的部分或者全部，以折價成銀兩或其他實物的方式繳納。

以雲南為例，用貝殼或水銀繳納都是允許的，考慮到白米和小麥的市價不同，各地運費也有差別：一石的折價最少0.27兩，最多1.8－1.9兩。田稅除部分交到國庫太倉府外，相當部分留在各地官府供地方財政使用，在會計帳簿上也仍然採用石予以結算。除了田稅外，還有其他形形色色的各種稅名，桑茶畜牧等也需要繳納各種農業稅。而田稅之外最重要的稅收則是鹽稅，鹽稅源於官方的食鹽專賣，結稅單位是人。因此往往也可作為估計人口的依據之一。通常鹽稅收入相當於明朝田稅的10％左右 除以上收入外，明朝還可以透過種種合法抑或非法的途徑獲得幾乎與鹽稅相當的收入。這不僅包括對手工業者的稅收，還包括買賣官位等等。

明朝的統治者的道德統治讓國家財政處於消極狀態，明朝官員們數量有限面對繁重的工作不堪重負沒有精力投入積極財政政策中。但是，同其他朝代相比,明朝還是有自己的特點。

第一,龐大的軍費。因為軍屯制度遭到嚴重破壞的結果。對比一下養兵卻不愁軍費的宋朝。不展開談了。

第二，奢侈的皇室生活，無節度的開支。具體的如五千兩白銀修一扇窗戶；火星人都知道的事實,也不講了。

第三，宗親功勳。明朝宗室人口增加的特別快，洪武年間只有幾十人，至明中期有八萬餘人，國家財政不勝負擔。

對比一下漢朝，宗室功勳經常因為犯法而剝奪侯爵，像劉秀種地,劉備織蓆販履這樣的一介平民很平常。唐、宋宗親或者為官，或者為民,不白吃白喝國家的。明朝則是分封列爵，不農不仕，吸民膏髓。

嘉靖時，天下財賦供京師糧四百萬石，而各處王府祿米凡八百五十三萬石，不啻倍之；尤其是山西河南二省，賦稅的糧全算上都不夠這兩省的宗室祿米一半之用。而且這些人連同功勳，坐享優厚的俸祿，瘋狂霸佔土地，建立莊園，而且經營店鋪者極多，總之，透過各種途徑分割國家的部分土地，稅權和其他經濟利益。經常恃勢巧取豪奪，氣焰極其囂張。等到明亡之際，多數藩王又起不上什麼作用，很多還吝嗇已極，不肯捐產助國，

第四，文人享受的待遇和特權過高。

生員和退休官員都享有免役特權；到明朝中葉，這些人越來越多。而且，很多地主富戶 科舉道路走不通，就採用捐納的辦法，拿錢買一個官銜，藉以逃避差役。文人也經商，或者和大商人勾結，挖國家牆腳。千方百計兼併土地，橫行鄉里。 第五，官僚體系過於冗雜。舉個例子，周朝有豐鎬、漢朝有四都，都是有名無實。

只有明朝搞了個留都，什麼都double一下，在明亡的時候又沒有起多大作用。 第五，通貨緊縮。以上四點基本上是史家的共識，而這個是我根據明人靳學顏的一篇奏疏想到的。 明朝的貨幣是白銀/銅板的金屬貨幣。隨著經濟活動的擴大，銀子就越來越值錢，雖然有海外流入的白銀，但這一趨勢長期存在，豪勢乘物價賤的時候收，貴的時候賣，於是銀子大多積攢於豪勢手裡深藏，這麼沉澱下來後，流通領域裡面的銀子越發減少。明朝初年倒是試過發行過鈔票，不過因為太貪婪而濫印，僅十幾年就永遠失去了信譽，政府強迫也不管用。

綜合而言，正德皇帝的荒唐和繼任者嘉靖的無為而治，在藏富於民和軍屯制度及通貨膨脹財政機制下進入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嚴嵩父子利用消極財政政策將賦稅重地的稅收納入私人的府庫，讓自己富可敵國，而堂堂一國之君嘉靖皇帝卻不得不向嚴嵩父子要飯吃。

誠如《大明王朝1566》裡那樣，嘉靖的下半段，就一件事情，搞錢煉丹。

可是相對而言，他的孫子可以從內帑裡拿出幾百萬兩來支援萬曆三大徵；可以拿出很幾十萬兩來救濟北韓國君；可以拿出好幾百萬兩“補償”他落選的兒子福王。就這樣內帑仍然沒有傷筋動骨。

某些專家站在一個很現代的角度，給出了一個解釋。那就是明朝財政的拮据，源自於美洲礦工罷工導致得白銀流入量的減少（美洲的礦工順這個鍋我不背），導致了流動性匱乏。因為明朝銀本位，當美洲白銀大量流入明朝的時候，皇帝的內帑也豐足，小市民的小日子過得也寬鬆，《水滸傳》武大郎一個賣饅頭的都能置小洋樓，娶嬌妻；《金瓶梅》裡西門慶隨便喝頓小酒花個十幾二十兩也滿不在乎。當大量白銀突然不在持續流入的時候，皇帝的內帑突然吃緊，那麼自然向戶部伸手要錢。

而大明的國庫，”窮”出了名的。明朝稅收在巔峰時期也只有2000多萬兩，到了明末的時候卻跌到了幾百萬兩，往往是捉肘見襟，勉強維持朝廷運轉。而大事小情都特別慎重。

偶爾風不調雨不順，就容易出現財稅緊張的情況。而更主要的是，可以拿來收稅的土地是越來越少，明朝有功名的讀書人是不用納稅的，而且還可以在自己的名下掛“地”掙錢。更何況還有朱元璋的幾萬”不工作”的後代呢。所以這種財務狀況實在太糟糕了，財政赤字是難免的。

但”創收”的途徑每個皇帝都不一樣。除了朱棣打下來朝貢貿易的底（雖然虧本，但是名氣比較大），萬曆開礦（的確家裡有礦，不指望著皇帝這點工資）；朱木匠賣傢俱（一個小茶几就是30萬兩），然而只有嘉靖“養豬”（這頭豬叫嚴嵩）。

所以在《大明王朝1566》裡才會有“改稻為桑”的國策。嘉靖是揣著明白裝糊塗，目的是為了煉丹差的那100萬兩銀子，為了這點銀子，他可以容忍嚴嵩貪300萬。而嚴嵩利用嘉靖的這個心理，硬是假設出了海外有一個穩定的絲綢貿易市場，然後透過國家資本主義進行“官辦絲綢經濟”，但是最終眼睛盯著的卻是老白姓的土地。

明朝的皇帝只考慮自己用錢，卻沒有一個考慮過朝廷的健康運轉，百姓的疾苦，所以最終才丟了江山。

《大明王朝》對於這段歷史略有誇張，但是還算是相對符合歷史事實。明朝的財政從一開始就是不太健康的狀態，等持續了將近200年，到了嘉靖時代可以說已經是千瘡百孔，朝廷入不敷出是一個常態化的存在。

一個帝國的崩潰往往是從財政的崩潰開始，需要經營一個國家的開銷實在是太大了，官員的俸祿需要發，戍守的軍隊需要養，龐大的皇室成員需要供養，如果各地有災難還需要不斷賑災，每年的黃河需要修，如果對外的戰爭，支出更是平常的幾十倍，很容易就可以擊垮一個脆弱的封建朝廷的財政。

這麼多用錢的地方，那麼朝廷的收入從哪裡來呢？主體來說就是收農稅，商稅和礦稅，還有朝廷所謂官營生意，就是所謂的國營企業。

一般一個朝廷開始建立，朝廷的規模小，而土地分散在很多自耕農手裡，這就是稅基比較大，屬於日子比較好過的狀態。這就是小政府，大社會的特徵。

但是官僚隊伍的規模是帶有自我膨脹屬性的，也就是說他們的規模會越來越大。為什麼會越來越大，因為隨著朝廷承平日久，管的事兒會越來越多，那麼官員數量就會成幾何基數的增加，也就是說支出是屬於成長狀態。

但是收入確實下降，因為土地兼併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所謂的官僚大地主會透過各種手段從開始的自耕農手裡把他們的土地變成自己的。但是一般官僚體系都是擁有不用交稅的特權的，也就是說朝廷能夠收租金的土地越來越少，這就是稅基的減少。

一般這個時候，朝廷就會想辦法從其他方面創收，比如說礦產。理論上天下的礦產都是皇帝的，所以皇帝有權利收取一定的稅。但是儒家思想認為，如果收取礦稅是與民爭利，所以很反對。但是皇帝沒辦法呀，眼瞅著銀子不夠用，只能硬著頭皮收。

當然其中獲得利益最快就是專買專賣制度，說白了就是超級壟斷。朝廷自己做生意，直接賺錢。一般來說鹽就是典型，國家自己採自己賣，民間禁止。這樣朝廷每年都會有可觀的收入。

其實明朝的時候，上面的幾種稅都是不斷在收取的。那麼為什麼朝廷還是那麼缺錢呢？

首先，農稅是定額的，輕易不能加，所以這部分收入穩定的不夠用。

其次就是礦產和專賣的收入，這部分屬於朝廷從民間掠奪財富的重要手段，但是也由於這兩個部分透明度實在太低，就導致大部分的錢都進入了層層的官僚口袋，真正收上去的比較少。

這就是嘉靖皇帝罵嚴嵩的原因，我知道你們貪汙，但是你能不能太貪。

其實這只是一個縮影，朝廷對於民間最好的愛護就是不要輕易更改稅制，任何一次稅制的改變，很有可能就是官僚集體掠奪財富。的一大啵兒機會。最後受苦的還是普通百姓

改稻為桑歷史上沒有記載，這是杜撰出來的。明朝的皇帝都是非常有骨頭的，各方士族大量的兼併土地，農民失去了土地也就意味著失去生活，趕上災年吃不上，自然造反。

在大明朝裡，國庫和皇帝的私庫是有區別的。皇帝缺錢很正常，嘉靖皇帝更不例外。

在大明王朝裡，整個國家的財政收入是進入國庫的，這些收入會用於下一年的各部門開支，以及軍費、賑災等等的財政儲備，而皇帝是私庫是皇帝個人所有的錢財，主要用於皇宮的內部人員工資，吃穿用度以及皇帝對有關人員的打賞等。當然，皇帝的私庫更多的滿足皇帝本人的一些個人愛好。

比如嘉靖皇帝的煉丹修殿等，那麼在電視劇《大明王朝1566》中，嘉靖皇帝如此的差錢，其主要原因在於嘉靖玩的太過高階，花費太大，比如他要修的的道觀，而且是在皇宮裡修，那肯定就不是一星半點的銀子了，嘉靖皇帝常年以來透過嚴嵩父子給他搞錢，滿足於他修道成仙的慾望，著實消費了不少錢。

那麼這些錢又從何而來呢，這就是為什麼嘉靖重用嚴嵩的原因了，嚴嵩非常領會、揣摩嘉靖的心思，利用自己首輔的權力，透過一些手段，挪用了工部、兵部的部分開支來滿足皇帝，充實嘉靖的私庫，當然，這中間肯定是嚴世藩以及經辦的嚴黨人員是截留一部分的。

嘉靖皇帝的這種手段放在太平盛世裡，是沒有問題的，無非是工部、兵部等用錢的地方壓縮壓縮，也能給皇帝省點出來。關鍵是在嘉靖中後期，大明朝西北部鬧起了災荒，東南部又鬧起了倭患，這都需要花費大量的白銀出來平息，整個朝廷的國庫本就捉襟見肘了，就沒有多少給嘉靖皇帝用於私庫了。

於是就用了內閣及各部首腦一起商量解決之道，當高翰文的改稻為桑的國策出來後，雖然各方都覺得這個政策執行下去有很大的難度，作為皇帝嘉靖更是清楚這個國策裡面的危機，但是還是決定推行下去。雖然最後的結局註定會失敗。

電視劇表現的這段在歷史上是真實存在的，但沒有改稻為桑的這個國策。嘉靖皇帝在歷史上幾乎可以說是兼職了大明朝的財政部長的，他對國庫的掠奪可以說是整個大明王朝所有皇帝裡最多的一個，只是為了滿足他個人的私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