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在古代沒有版權法，也無版權稅，試問下新中國建立後，我們全中國有多少人有文化的，絕大多數人都不懂字不認字，所以古代更多的是不識字的人，更就別提引用別人的詩句會侵權，被引用更多是榮幸。但到了現代，由於知識的普及，會寫文章的人太多，會盜用別人文章也太多，所以加強版權立法的完善，打擊盜版侵權，保護他人勞動成果不被剽竊是各國首要責任和職責。

關於抄襲的界定，在古今是不一樣的，不同的體裁也有不同的要求。

所以有人會疑問，憑什麼古代人作品中原文照搬了他人的作品，卻成了一時美談；而現代人和別人作品相似就會被認定為抄襲呢。

如果從“運用”他人作品的目的上來看，這就很好理解了。

古今差異可用兩個詞來表述：借雞生蛋和反客為主

古代人對於其他作品的“引用”實際上是“借雞生蛋”，“借雞”是方法，而“生蛋”是目的。

也就是說，古人名篇中的“借用”實際上是為了給自己的作品增色，而不是將別人的語句佔為己有。

比如說，辛棄疾在《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一詞中的用法：

上闕寫北固樓的風物，抒發興亡之嘆，用杜甫《登高》中的“不盡長江滾滾流”一句作結；而下闕寫由此而聯想的東吳少主孫權的事蹟，用曹操原句“生子當如孫仲謀”作結。

同樣的點睛位置，都用了他人的語句，非常貼切。而無論是被稱為“古今七律第一”的《登高》，還是出自《三國志》的這句感嘆，都是流傳很廣泛內容。

除此之外，古人在創作的時候不僅僅直接借用流傳已久的名句，還會在形式上做一些精巧的安排。

辛棄疾的這首《南鄉子》雖然借用都是在同一位置，也有點這樣的構思，但更為明顯的就是“集句詩”這一體例。

這有可能發源於一種文字遊戲，即將現成的詩句重新排列，形成一首意境、寓意都不同的詩歌。

比如下面文天祥的這首《思故鄉》：

天地西江遠，無家問死生。

涼風起天末，萬里故鄉情。

第一句出自杜甫《夏日楊長寧宅送崔侍御常正字入京》；第二句出自杜甫《月夜憶舍弟》；第三句出自杜甫《天末懷李白》；第四句出自杜甫《季秋蘇五弟纓江樓夜宴崔十三評事、韋少府侄三首》。

這種“集句”的沒有一句是作者所寫，但結合在一起就能形成新的詩歌，這種型別只能說是作者的巧思，而不能算作抄襲。

現代社會里所謂的“抄襲”其實是“反客為主”。

即這一行為在最初的動機上就不純，是想要將他人的作品據為己有，混淆該內容的原作者。

所以在運用的過程中直接照搬、或者篡寫，力圖消滅原作的痕跡，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抄襲”、“洗稿”。

比如說，有人將其他人的著作署上自己的名字，混淆原作者到底是誰，這叫做“抄襲”；而將這部作品改名，甚至改動其中的表達，但行文方式、邏輯結構、觀點結論等等都和原作相同或相似，這叫做“洗稿”。

所以，古人和今人在“運用”他人作品的時候，抱有的目的是不一樣的，導致二者的行為在根本上是不同的，前者出於善意，後者抱有惡念。

古代文壇環境和規矩與現代迥異，不能混為一談

古代的傳播方式沒有現在發達，所以很多出名的作品傳播是非常困難的，這也就導致了文壇上的兩種現象：

第一，作者對於自己作品的傳播非常關注

他們不禁止別人去私下裡傳播自己的作品，即使是沒有署名的或者偶爾“張冠李戴”的署名，只要能把作品傳播出去，那麼其聲名自然就會隨之傳播。

所以一旦有人借用了他作品中的名句，尤其是一些聲名比較卓著的作者，那麼這是一件非常榮耀的事情。

自己的作品被大家欣賞，就說明自己的才華已經進入到了大家的眼中，這對於一個聲名尚未顯揚的作者來說無疑是天大的好事。

李白為什麼成名這麼快？就是賀知章對其“謫仙人”的評價。一位文壇執牛耳者對一位年輕作者如此高的評價，李白的聲名迅速傳遍了大江南北。

即使是那些並不怎麼出名的作者，化用或者引用了自己的詩句，那也是多了一條傳播的渠道，如果這一部分再弄出點名氣來，原作者的人氣自然就水漲船高。

不像今天，只要有條件誰都可以出本書，古代是很困難的。

現代那些說什麼“抄”了你的作品說明你的作品寫得好，這是一種“阿Q精神”；如果有人說是為了讓好作品讓更多的人閱讀，那就是冠冕堂皇地歪曲粉飾。

第二，凡是能閱讀到的著名語句基本都是被人熟知的

古代因為傳播速度太慢，所以一旦讀到了一些讓人驚豔的內容，那基本上已經是有相當影響力的作品了。

如果這時候再進行抄襲，那是板上釘釘會被人發現的。

古代的文人注重名聲，甚至高於生命，一旦落下了抄襲的口實，那就是千夫所指，連死後都抹不掉的汙點。

比如唐朝著名的詩人宋之問就有過這樣的一個“惡事傳千里”的經歷。

他的外甥劉希夷寫了一首《代悲白頭翁》，其中名句就是：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

宋之問看了之後非常喜歡，就想據為己有，先是和劉希夷商量，能不能對外宣稱這首詩是他宋之問寫的。

劉希夷考慮了一個晚上，還是沒捨得。

宋之問見商量不行，就藉著宴飲的時候將其灌醉，然後暗中殺害，將這首《代悲白頭吟》改名為《有所思》發表，但還是被人發現了端倪。

宋之問的人品汙點也就由此留下了。

現代的傳播途徑比古代來說要超出了太多，速度也不可同日而語，所以一旦出現抄襲的現象，原作者是一定會被混淆的。

那些打著“為好作品”而抄的旗號，卻為自己謀利的人，其實都是人品比較卑劣的不勞而獲者。

除此之外，還有一種情況不能算作抄襲，一般是出現在學術領域裡。

我們知道，現在寫一篇論文，其中的那些內容是引用部分，一定要標註出來，著明原作者、原文獻以及原文獻的收錄期刊或者出版書籍，細緻到頁碼。

這樣的標註方式其實應用時間並不久，至少在民國的時候還沒有施行。

在當時的一些學術著作中，會將一些名家的著作原文直接拿來使用，不說明，不標註，就放在正文當中，並且非但沒有人去追究這樣的做法，反而原作者會以此為榮。

但當時並沒有這樣的利益出現，將一些著名學者的論斷直接當做依據、定論來使用，是表示對於原作者觀念的認可，其中並沒有功利心。

所以說，判斷抄襲、洗稿等等行為，時代背景很重要，它決定著不同的方式和目的。

未來在黑夜隱匿，於此靜待曉光。

古代文學傳播一般都是同時代的流傳比較快而且廣，古代只有書籍儲存，且逢亂世之後，書籍記載多不全，人們可能不會記得這首詩或者這篇文章誰寫的，但是在某一個地方或者某一個人還知道這首詩或者文章的作者是誰，這是古代隔代之後的資訊共享方面的停滯！

而當代則不同，一是網路發達方便，二是對智慧財產權注重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