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樣的國家能做領袖國？

主要兩個標誌。一是有它主導的國際組織，例如今日主導北約的米國；二是它敢於擔當國際義務，扶弱抗惡，做“善霸”。

本國領導人不僅管本國的事，還要管外國的事。這兩方面，7世紀的大唐帝國基本都做到了。它是怎麼做到的呢？

讓我們先來看這樣一起“政治流亡事件”。

651年，波斯國遭新崛起的阿拉伯帝國的侵襲，京城泰西封（今伊拉克巴格達）淪陷，波斯國王伊嗣俊殉難。伊嗣俊的兒子、王儲卑路斯“火線繼位”，一邊率殘軍退守抵抗，一邊求助“國際干涉”。

卑路斯首先退守到了吐火羅（今阿富汗），在吐火羅人的幫助下，一度收復了邊疆的失地。然而好景不長，阿拉伯帝國瘋狂反攻，卑路斯和吐火羅人難以招架，堪堪就敗。於是他們聯合向外求援，卑路斯提出到大唐“政治避難”。

國破家亡，波斯君主最後關頭為何向大唐尋求“政治避難”？

史學家多是從軍事實力對比分析原因的。7世紀，世界上只有兩個名副其實的超級大國，那就是大唐與大食（阿拉伯帝國）。兩國爭奪的焦點就是現在的中亞與西亞。大唐帝國曾與阿拉伯帝國大小爭戰20餘次，大唐軍隊勝多負少。

所以，當時西域各國，也就是中亞和西亞地區，一旦出現危難，政治流亡者首先想到的就是去中國避難。從軍事力量的對比上看，只有大唐帝國能抵禦大食的東進。其他中亞諸國，包括東羅馬帝國，根本罩不住流亡政權。

當然，這類分析也是不錯的，但顯然不夠全面。這裡除了不可或缺的軍事方面的原因，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往往被忽略了，那就是世界“正統”地位。

無論是在東羅馬帝國，還是波斯國、西亞諸國，甚至阿拉伯帝國眼中，都不敢小覷大唐帝國的正統地位。因為它主導著高舉國際正義旗幟，具有軍事幹涉能力的國際組織——天可汗。

說起中國主導的國際組織“天可汗”，眾所周知。它不是一個簡單名譽稱謂，也不是一個紙糊的王冠，而是一種實質性的國際組織體系。昔日“天可汗”，從範圍上，算不上今日聯合國，但卻相當於“東方北約”。這是中國主導的第一個“國際組織機構”，其作用主要是政治與軍事兩方面的擔當。維繫國際和平，仲裁各國間之紛爭，為天可汗首要任務；維護各國獨立，不受強國侵略，為天可汗的另一職責。為表示對天可汗的絕對服從，各國嗣君即位，必由天可汗下詔冊封；各國軍隊必須接受天可汗徵調，受徵中國“維和”平亂。

因為有了天可汗組織，7世紀“國際道義舞臺”就此為中國領銜。日本人稱此時的大唐帝國為“中國歷史上最具世界主義色彩的朝代”，亦非諛語。

當波斯流亡君主向中國求援時，此時的大唐太宗李世民已逝，進入其子高宗“永徽年”，高宗雖不抵父親偉岸，但尚有父親的領袖遺風，弱國被強國欺凌，大唐豈能坐視不管？中國皇帝管中國的事，也一定要擔當國際道義，管外國的事！他毅然接受了卑路斯的求助，馬上設立波斯都督府（今伊朗境內的扎博勒），任命卑路斯為波斯都督府都督，將波斯與大唐安西都護府連成一片。

由於高宗並未派軍駐紮波斯都督府，所以波斯全境不久終被大食吞併，波斯都督府也無法獨存，卑路斯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怎麼辦？大唐還是要管。670年，高宗召卑路斯入朝，授“右武衛將軍”銜，命人修建長安波斯寺，卑路斯與其子泥涅斯得到妥善安置，定居長安。

儘管大唐沒能幫助波斯復國，但攝於大唐之威，阿拉伯大軍終究未敢窮追卑路斯到中國內地。因為有了大唐帝國的存在，阿拉伯帝國東進的步伐終被阻擋在蔥嶺之外。此間阿拉伯大軍發動了幾次中等規模的戰役，結果均敗於唐軍，後來傾其國力發動怛羅斯會戰，20萬阿拉伯軍面對3萬唐軍依難全勝。

我們知道，漢朝時的漢軍外戰成績也相當可以，但是比起唐軍的戰鬥力，還是有些“不可同日而語”。漢朝戰匈奴，歷經百年未告全勝。唐時主要有三個外敵：大食、吐蕃、突厥，都為當時的強大民族，突厥後來橫行西方，建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阿拉伯帝國橫跨歐亞大陸，與唐朝並立；吐蕃帝國則雄據青藏高原，對中原虎視眈眈。但他們與唐軍的交鋒卻基本是敗多勝少。突厥力量不弱於匈奴，而唐軍卻一戰定天下。唐朝大將李靖夜襲陰山，活捉突厥可汗，建千古奇功。

674年，卑路斯客死長安。這個國破家亡的古伊朗國君，因為有了中國的庇佑，安穩地度過了他的政治餘生，避免了成為阿拉伯軍團戰俘的可能。

扶弱濟困、主持正義的大唐帝國，不僅贏得了弱國的尊重，而且佔據了政治道義的制高點，成為諸國敬仰的政治大國。一個領袖國的側證，就是它能建立起對世界流亡者的吸引力和信任度，成為各國政治流亡甚至叛國者的首選國。從這個意義上講，當時在東方乃至全世界，能做到這一步，真正稱得上政治大國的，唯有大唐帝國。

烈烈漢魂，成就華夏曠古爍今的領袖國氣質，漢民族一改先秦以後“內斂”的傳統性格，攜華夏文明，充滿自信地走向世界，主導世界。古伊朗國君在天之靈，想必也會對此“唐版漢魂”敬佩不已。

大唐帝國能作為領袖國，令萬國來朝拜，必有其獨特魅力之處。

一個國家為什麼能做領袖，其實和一個人能否成為領袖，道理都是相通的。

而要論首先足的一條，就是經濟，好比一個人要強大，營養必須好，國家要強大，根子上就是經濟強，大唐在這條上，遠遠強過前朝！

　唐朝時期，社會經濟發展迅速。農業生產技術進步，糧食畝產量增加；手工業水平提高，產品更為豐富、精良；商業規模擴大，南北經濟交流密切，併產生櫃坊、飛錢。同時，出現經濟重心南移的趨勢。唐朝加強了對周邊少數民族地區的管理，遂作為經濟、文化交流的中心屹立於世界之林。

唐朝時期，文化異常燦爛奪目，宗教思想、文學藝術、史學、科學技術等等領域成果輝煌，造就出李白、杜甫、玄奘、劉知幾、僧一行及孫思邈等等傑出人物。另外，社會風氣開放，民間生活多姿多彩，都使得唐朝呈現出高度的文明氣象。社會、經濟、文化達到飛速發展階段。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稟俱豐實”的美好畫面，見證了何為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同樣見證這個道理的，還有大唐發達的手工業，不單規模強大，生產區的覆蓋面更廣，專業城市極多，好些手工業，今天還是城市品牌，典型邢州的瓷器，揚州的皮革，登州的造船，萊蕪的冶煉，全是領先世界的產量技術。

當然也有陶瓷業，大唐的青瓷水平，十分高精尖，已經有了優美的造型和新型的印花，青瓷生產更突破地域界限，河北的邢州，廣東新會，浙江溫州，都是大唐青瓷的重要產區，白瓷更是大唐產業的新發明，當然水平還是起步階段，真正風靡世界還是在宋朝時，而唐三彩的聞名遐邇，這裡更不用贅述！大唐令周邊列強最恐怖之處，不止是雄厚國力錘鍊出的強大軍力，更是他長期精明的戰略風格：不打無準備之戰。無論面對任何對手，無論遭遇過多麼慘重的失敗，大唐都擅長從錯綜複雜的局面中，迅速評估出對手的實力和態勢，選擇在最恰當的時機，給對手最要命的重擊。

直到貞觀三年，在東突厥經過雪災內亂，實力劇烈衰退時，時機成熟的大唐才猛然一擊，六路大軍揮師橫掃草原，以李靖夜襲陰山的閃電一擊，將這個昔日笑傲草原的頑敵一箭穿心送上絕路。靜若處子，動若脫兔，這就是大唐強者的風格！

一，經濟、科技、文化領先世界，令各國對大唐心嚮往之。

二，軍隊很強，而且這種強不是靠人數和規模堆出來的。大唐疆域遼闊，人口眾多，但是卻只有50萬左右的軍隊。唐軍常年進行征戰，雖然勝戰率不是很高，但是卻常常以少勝多，令對手膽寒，也令各國對大唐心生敬畏。

三，統治者實行了開放的對外政策，透過經濟文化交流等方式密切了與各國的聯絡。

總之兩個原因:實力夠牛逼，做事夠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