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觀點是認同黃仁宇先生的“大歷史觀”的。

先了解何為“大歷史觀”。

大歷史觀就是將以往歷史的內在邏輯和現在作比較，再用所發生的歷史與未來做比較，從而對未來社會的走向做出一定預測的歷史觀。也就是依據整個人類的發展歷史對未來即將發生的一切做出合理的判斷，用長遠的、比較的思維來看待問題的認識方法。

其基本特點是：從長遠的社會、經濟結構發展觀察歷史的脈動；從古今中外的比較提示歷史和未來的問題；注重人物與時勢的互動作用；運用理念與制度的差距聯絡來對事件和現象做出合理判斷。

我們應該用歷史的發展軌跡來對我們的生活做出正確的判斷和行為指導，而不是用打壓和迷信等概念來阻止對未來的合理預測。同時在看待問題的時候，我們就應該樹立一種長遠的大歷史觀。

其關鍵詞為“比較”“長遠”，讀一個人的作品，需要先了解這個人的生經歷和學術背景，黃仁宇先生一身坎坷、經歷可謂之傳奇，學生、軍人、外交官、教授、作家。黃先生是既接受過中國傳統文化教育的薰陶，又接受過嚴格的西方學術訓練，並能夠透過對明（財政）史的紮實研究，提出一些重要學術洞見的學者。《萬曆十五年》這麼多年的熱銷和熱議就是最好的證明。

再來看黃仁宇“大歷史”的主要論點：

中國在近代為何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中國近代史和現在的研究證明，中國從幾千年的封建社會轉向資本主義社會是做過諸多嘗試的，洋務運動、百日維新、辛亥革命、民國時期等等，最終結果不還是失敗嗎？幾千年的影響不是轉變和改良能實現的，必須用徹底的手段打掉重建才是正途。

對道德主義的批評：中國古代以道德代替法律， 《萬曆十五年》指出道德非萬能，不能代替技術，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從沒有說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觀點應當遠大。現在提出法制社會、要依法治國、依法施政，百姓要遵紀守法，這樣社會才能正常運轉，而道德是法治的另一種約束和補充。

大陸vs海洋：中國文化是亞洲大陸地理的產物，歐美和日本的物質文明，有他們海洋性國家的經驗。況且每個國家發展，也有他們先後程式，而其中最大的差別，則是現代先進的國家，以商業的法律作高層機構及低層機構的聯絡。落後的國家以舊式農村的習慣及結構作為行政的基礎。農業文明和草原文明史受探索條件和政治制度的限制，現在是全球化的時代，海洋文明已經受到重視。

總之，反觀我們的歷史，尤其是在西方文藝復興以後、我們是封閉和落後的，黃仁宇的“大歷史觀”嘗試了用一種基於數字管理和對比的手段、把歷史週期拉長，分析歷史發展的脈絡和必然，供大家思考。

各國曆史情況不同，但黃仁宇先生的“大歷史觀”提到的方法和觀點皆可使用。

我對“大歷史觀”的一點粗淺感受

兩年前，初讀黃仁宇先生的《中國大歷史》一書，感受到很多奇怪之處。最主要的一點是不懂，首要的一點是不懂什麼是“大歷史觀”。其次，書中對於經濟史的解讀很深刻，尤其是中西方各種各樣的經濟形態對比。第一次讀完總有一種囫圇吞棗的感覺。不知道在說什麼。一年以前，又讀《萬曆十五年》一書，讀完也沒搞明白為什麼要選擇1587年作為這本書的年代，為什麼不是1586，或是1588呢？

現在可以初步的回答這兩個問題了，儘管認識還是很淺，不過也得有一種胡適先生所講的“怕什麼真理無窮，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的精神，對於經典，要敢於觸碰，敢於解讀，但要慎重，小子不敢唐突先生的著作，願引百家言，用自家語，姑且說一點不著見識的話。

第一個問題，什麼是“大歷史觀”？

我認為“大歷史觀”，應有一下幾種表達的意思。

第一，應當是整體把握歷史，重點說歷史規律，不是詳談歷史事實。這一點從目錄中就能感受出來。先生之書，有一種提綱挈領的目的，這可以從亞聖與始皇，土壤風向與雨量等章節篇目就可略知書籍的面貌。

第二，有通貫古今，聯通中西的大氣魄。書中很多都採用中西經濟發展中的各種變化，從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的誕生來對比為什麼中國農業經濟異常頑強。從“明朝：一個內向和非競爭性的國家。” “1800年：一個瞻前顧後的基點”等這些篇目中，總有一種深層次的解構，小子鄙陋，一直也沒感受到什麼是解構，好的書籍應當是要進行反覆的閱讀，思考的。一位史學家曾這樣解讀大歷史觀，他說“利用歸納法將現有的史料高度的壓縮，先構成一個簡明而前後連貫的綱領，和西歐與美國史有了互相比較的幅度與層次，”然後去做進一步的研究。可見，這種“大”歷史的著述方式，注重的是對歷史宏觀線條的勾畫，注重的是歷史本身相沿成型（即湯因比所說的文明型別，或斯賓格勒所說的文化形態）的狀描，並且是在區域歷史的相互比較中凸現其歷史特質。這種歷史著述，固然沒有引經據典滿篇考證那樣的學理感，沒有繼承傳統史學用以佐政或臧否人物的用途，但是卻可以使我們免除習史的價值負累。”只能說，這才是真正學富五車的歷史大家的歷史解讀。小子直接被深深折服了。

第三，總有一種明確的“問題意識”。而且這種意識似乎是一種似乎是跳脫古今，從“史中求史識”的真見解。黃仁宇先生也表達了這樣的感受，他說：“因此，我們不必將歷史讀作“資治通鑑”，不必將歷史認作弘揚某種道德理念的工具。跳出歷史“應當如是”的價值旋流，滿足今天人們習史對歷史“何以如是”的因果關係的好奇心。”先生的治學之道，似乎一直在問的是為什麼，而且很深刻。這種治學之道，到現在為止，會給我一種魯迅先生所講的‘從來如此，便對嗎?’的感受。要多問幾個為什麼，這種為什麼應當是極具價值的。

下面來說，第二個問題，為什麼會選取萬曆十五年，而不是其他的年份呢？

首先，我能感受到的是，這依然是黃仁宇先生，在自己獨特的大歷史體會中，從明代一個年份中，用以小治大的方法去解構明朝中後期的統治，從其中解構出明朝的特點，來求得史識。黃仁宇先生在書中有一段話引人深思，他是這樣說的：:"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這段話應值得深思。

第二，書中的人物極具特色。從這些人物上，能感受到時代性。 萬曆皇帝是統治者，去世的張居正和現任首輔申時行是參與中央行政高階官僚，活著的祖宗是祖宗家法，是大明朝立國之本。海瑞是地方官僚的一個“模範”，戚繼光是個性鮮明的名將，李贄是很有魅力的思想家。這些人物基本上囊扣了一個國家各式各樣的人員，這是整體把握時代的態度。同時個性鮮明的這些人，在歷史的關頭，作出的事情，影響著國家的發展。萬曆皇帝對文臣的態度，內閣首輔對於朝政的作為。傳統的儒家治國理念，似乎在這時遇上了某種危機，西方大航海時代，官僚們還在為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而爭奪。中西的對比，總感覺還是儒學的僵化與國家體制的問題對於一個時代廣泛又鮮明的影響。上溯一千年，下推三百年。1587年的國家體制，是中國古老文明在自身的發展中，在和西方現代文明的碰撞中產生又發展的一個很複雜的東西。

第三，黃仁宇先生在書中，還留有許多歷史評論：“中國以道德代替法律，我已經批評得很透徹。但是現下仍有很多西方人士，以為西方的法律即是道德的根源。這種誤解，也待指摘。”這是對現代文明程序的反思，同時也在啟示著我們，歷史應當是對古今都要充滿反思的東西。1587在很多歷史學家眼中，平淡無奇，但是細節就是這麼重要。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對於這兩個問題，其實我還是有一種不太理解的感受。學生鄙陋，但是也體會出了對於歷史要做到細緻的關懷。要有問題意識。這似乎可看做一個未來的治學方向。例如中國的1927似乎也存在這個大歷史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