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變化發展的特徵原因春秋戰國開創，不斷豐富發展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經濟、政治、覆文化發生劇烈變化，出現百家爭鳴的局面。秦受到壓制，進入低潮秦採用法家思想建立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政體，為鞏固統治，秦實行了“焚書坑儒”的政策，以加強思想控制。

儒學發展因此進入低潮。漢被確立為正統思想西漢漢武帝時期，“大一統”的局面已經確立，為進一步鞏固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漢武帝接受董仲舒制的建議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漢末\魏晉\唐末五代正統地位受到削弱儒學自身逐漸淪為箋註之學佛道思想的興百起衝擊了儒學宋明改造，發展並鞏固了正統地位宋明理學的興起明末清初受到一些新思想衝擊，未改變正統地位封建制度衰落和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產生了如李贄、黃宗羲等具有進步思想的思想家，對儒學發起了挑戰新文化運動權威地位被打倒在先進的民主科學的指導下，新文化運動對封建的專制思想發度起了全面的攻擊，為新思想的發展開闢了道路，在新思想的猛烈衝擊下，儒學作為封建正統地位的權威被打倒。

一個“腹有詩書氣自華”、溫文爾雅、彬彬有禮、“仁、義、禮、智”內外兼修的人，自然是具有人文教養的人、有氣質風采的人、有人的尊嚴的人，這正是儒家所心儀和追求的理想君子風貌。具備了這樣精神風貌的君子，無論何時何地都能夠“不惑”、“不憂”、“不懼”而睿智、樂觀、淡定，其高貴的氣質風采使其即便居於陋室也能讓陋室蓬蓽生輝煥發出光彩，使陋室“何陋之有？

與道家、佛家、墨家、法家等其它型別傳統文化相比，儒家文化具有以下一系列形象特質：

1.積極進取、剛健正氣區別於道家

不同於道家的自然無為，儒家對社會人生倡導的是積極進取的態度。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養吾浩然之氣”，再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儒家體現的是一種剛健進取、正氣凜然和堅韌不拔的精神氣質。

2.入世救世、責任擔當區別於佛家

不同於佛家的出世解脫，儒家始終以一種飽滿深厚的家國情懷和社會責任感入世救世，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人生的意義和價值追求。從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到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再到顧炎武“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儒家體現的是一種對家國天下和世間蒼生的社會責任與大擔當。

3.理性主義、淑世主義區別於道家

不同於道家“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的非理性主義與解構主義姿態，儒家尊崇的是“仁且智”、“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的理性主義和淑世主義態度。從“知者不惑”、“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到“禮之用，和為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君子坦蕩蕩”，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也”，儒家展現給世人的是一種清醒睿智、謙和有禮、博學優雅、仁愛坦蕩、淑世益世的君子風範。

4.重禮樂、尚優雅區別於墨家

不同於墨家的“節用”、“非樂”，為了純粹節儉而反對“繁飾禮樂”，儒家非常重視禮樂的教化作用，把詩、書、禮、樂作為成就“君子”、“士”的必要方式，特別是孔子與春秋時代早期儒家。《禮記·王制》中說，“詩、書、禮、樂以造士”，習“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是儒士的必備功課。孔子崇尚“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認為“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詩亡離志，樂亡離情，文亡離言”，把詩、禮、樂作為人能夠有尊嚴地立足於世並陶冶情志的基本方式和重要途徑。而禮樂是以“仁”作為根本的：“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沒有仁作為基礎，何談禮樂？！所以，禮樂重要的是能發之仁心而非奢靡的繁文縟節：“禮，與其奢也，寧儉”，“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禮寧可顯得謙遜固陋，也不可驕奢“繁飾”，最重要的是要能體現禮的仁愛內涵，由裡及外透出禮樂教養帶來的溫暖、愉悅與優雅，而不是外在奢靡的形式。

一個“腹有詩書氣自華”、溫文爾雅、彬彬有禮、“仁、義、禮、智”內外兼修的人，自然是具有人文教養的人、有氣質風采的人、有人的尊嚴的人，這正是儒家所心儀和追求的理想君子風貌。具備了這樣精神風貌的君子，無論何時何地都能夠“不惑”、“不憂”、“不懼”而睿智、樂觀、淡定，其高貴的氣質風采使其即便居於陋室也能讓陋室蓬蓽生輝煥發出光彩，使陋室“何陋之有？”面對簡陋的生活也能夠泰然樂觀處之，享受“孔顏樂處”：“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更能夠以“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這種高度融合自然與人文、“天人合一”的“曾點氣象”，作為人生理想的生活方式與情調樂趣。

重視人文教養和精神追求，高揚人的尊嚴和氣質風采，這是儒家區別於墨家等諸子百家的特質所在，也是儒家文化具有貴族性的重要特徵。正是在這樣一種貴族性禮樂文化的薰陶下，“春秋時代常為後世所想慕與敬重。春秋時代，實可說是中國古代貴族文化已發展到一種極優美、極高尚、極細膩雅緻的時代”。

5.博大仁愛、境界追求區別於法家

同樣，也不同於法家把社會一切訴諸於律法的冷漠性與強制性，儒家是“仁”學，以“仁”為核心，對己講“為仁由己”，“求其放心而已矣”，肯定人人本性都具有一顆向善的、仁愛的心，後天只需自我自覺地發揚光大這一仁心（“求其放心”）即可，沒有外在強制性的壓力和不悅。對他人對社會則講禮、“立於禮”；講“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顯得彬彬有禮、博大仁厚、溫情關愛而不冷漠。

雖然這種“內聖外王”的“禮治”模式與法家相比過於理想、溫情、缺乏實操性和公共道德底線設定，從而往往流於空想，但它凸顯了人世間的溫暖博愛和文明優雅，給人以向善成仁的高度信任感和輕鬆自在感。更重要的是，它重視“樂”，一方面講“成於樂”，把音樂帶給人的美好感受和意境作為人生的最大樂趣；另一方面講“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期望“詠而歸”的“曾點氣象”，把人的生命情調、精神境界作為人生的理想追求，從而提升了人的生命價值意義。

法是理性冷峻、平等劃一的，它以務實的、工具化的法治理性統一和保證了平民社會里人們在公共領域中的道德底線和平等權益，體現了公平正義，維護了社會公共秩序。但另一方面，它也是冷漠無情的，它不但無法統攝人的生命情感、道德理想、精神價值、人格情操，更無法涵蓋人的精神境界追求，而這一切正恰恰是儒家所重視、高揚和追求的東西，也是儒家的重要價值所在。正是儒家這種人文價值和精神境界追求拓展了人們生活的寬度和高度，體現了人作為萬物之靈的尊貴性，使人類文明的一切美好不被法治理性的工具化和扁平化所消解和湮沒。因此，完全可以說，在這方面，儒家文化將具有永恆的價值。

優秀特質: 儒家內部，不論在政治觀點或哲學觀點方面，都是有差別和對立的。但2000多年來，作為一個學派，在思想上又有其共同特徵：① 宗師孔子，視其言行如最高準則。②以《詩》、《書》、《樂》、《禮》、《易》、《春秋》為經典。③ 提倡仁義，以為行為準則。④維護君臣、父子、夫婦、兄弟等倫常關係。

歷史地位及影響: 儒家思想統治中國長達2000餘年之久。儒家的創始人孔子被封建統治者尊為聖人 ，儒家學派在漫長的歷史中對中華民族的文化發展 ，對陶冶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都作出過光輝的貢獻 。

道教對中國影響:道教是植根於中國本土，發源於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宗教。它誕生之後，就對中國文化直接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特別是在封建社會的後期，中國文化隨處可以見到道教影響的印跡。

八一蒙古族種黃種人，向南遷移到黃河，長江一帶，由手人口眾多，由於戰爭不可避免，導致社會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樣就產生了中庸的儒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