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型別上來說，《暗殺》屬於傳統的懸念刺殺片，此類電影歷史悠久，我印象中記憶最深刻的是《豺狼的日子》（又名《刺殺戴高樂》），好萊塢後來曾翻拍此片，名為《狙擊職業殺手》。另外《刺殺肯尼迪》也非常精彩此類影片的特色是單線敘事，目的鮮明，懸念在於刺客如何將刺殺計劃落實，而保護計劃又如何實行，不到最後槍響的一刻讓人放不下心。即使知道刺殺的結局，也會樂於欣賞雙方鬥智鬥勇的過程。另一方面，《刺殺》又屬於“召集幹活”的群戲電影，此類電影的典型如《十一羅漢》，《復仇者聯盟》，透過展現不同人物的特點和技能，以及利用人物關係構造不確定性，製造任務執行中的更多衝突和懸念，讓影片更加好看。這兩個型別嫁接到“抗日救國”的主題上，構成了這樣一部看似傳統，實際非常現代的動作片本片中出演的明星非常多，三大主演全智賢、河正宇、李政宰在中國都非常有人氣。扮演配角的吳達洙、趙鎮雄也是南韓喜劇片和黑幫片中的老面孔。從影片表現看，全智賢是絕對的核心一號人物，不但戲份最多，而且分飾兩角，同時扮演被母親帶走抗日的妹妹安沃允和留在朝奸父親家中的姐姐美津子。性格、談吐、氣質迥異，非常挑戰演技，尤其是最終面對生父，雖然已經下決心要除掉他，但卻始終扣不下扳機，其掙扎喘息非常酷烈，還是由他人代勞動手，一場戲極富張力。而在片中幾場刺殺動作戲，全智賢都不用替身，親力親為摸爬滾打，無論是端著湯姆生衝鋒槍躥房越脊追殺日寇，還是端著莫辛納幹步槍冷靜蹲守狙殺敵人，表現的非常有專業水準。中間搶奪囚車逃獄的一段，全智賢親身趴在飛馳的卡車前引擎蓋上，非常驚險。

要了解暗殺，就要了解當年那段南韓的歷史。1905年，日本強迫南韓簽訂《韓日保護條約》，把南韓變成其“保護國”。1910年，日本又與南韓締結《日韓合併條約》，宣佈從此吞併北韓半島。北韓半島開始了抗爭，1909年南韓愛國志士安重根在中國東北的哈爾濱火車站成功刺殺日本駐北韓統監伊藤博文，一時震驚世界。此後隨著“三一運動”的興起，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成立，暗殺便成為南韓愛國志士反日鬥爭的重要形式。

（南韓電影《安重根》）

南韓的愛國志士們成立了眾多的暗殺團體，如暗殺俱樂部、暗殺敢死隊、決死隊等等，其中最有名的就是1919年成立的義烈團和1931年組建的韓人愛國團。他們明文規定暗殺物件為：“一、北韓總督以下高官；二、軍部首腦；三、臺灣總督；四、賣國賊；五、親日派巨頭；六、敵探；七、背叛民族的土豪劣紳。”在日本、南韓和中國，他們組織了大大小小上百起暗殺活動。

南韓志士的暗殺活動一般以日本軍政要人為復仇物件。如日本駐北韓總督齋藤實就被刺殺過兩次。齋藤實在1906-1914年間連任五屆日本海軍大臣，1919年“三一運動”之後被任命為北韓總督，赴任當天就被投擲了炸彈，但未擊中。1922年4月3日，南韓志士金益湘、吳成倫在上海外灘新關碼頭刺殺日本陸軍大臣田中義一。事後，金益湘被捕並處死刑。

日本天皇也曾經兩度遭到暗殺。一次是1924年1月5日，義烈團成員金始昌在日本皇宮前謀炸天皇，因炸彈未爆而失敗。另一次是1932年1月8日的李奉昌櫻田門謀刺日皇事件。在裕仁天皇參加閱兵式結束、天皇車隊經櫻田門時，李奉昌丟擲了炸彈，不幸未中，天皇逃過一劫。李奉昌謀炸日本天皇，雖沒有達到預期目的，卻極大鼓舞了外界抗日的決心。

（南韓電影《暗殺》，以南韓志士的暗殺行動為背景）

淞滬一二八事變之後，日本侵略者定於1932年4月29日慶祝天長節，並在上海虹口公園舉行“淞滬戰爭勝利祝捷大會”。南韓志士尹奉吉化妝成日僑混入虹口公園，在慶祝會進入高潮之機，將炸彈扔向檢閱臺，日軍上海派遣軍司令官白川義則大將、日本駐滬留民團行政委員長河端、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日軍第九師團長植田謙吉等一批日軍高階軍政官員全部被炸死炸傷。愛國團團員柳相根、崔興植、李盛文、李盛發四人還趁國聯調查團自上海抵達大連之機，準備暗殺到車站迎接的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及新任外相內田康哉，但因計劃洩露失手被捕。

（執行暗殺任務前，尹奉吉宣誓留影）

（暗殺成功後，尹奉吉當場被捕，後於日本就義）

除了以日本侵略者為暗殺物件之外，南韓志士對那些為日本人賣命、破壞獨立運動的親日派也予以暗殺。如1921年恢復大韓忠義烈士團就在其團章中規定, 堅決執行臨時政府對親日派處以極刑的命令。1921年3月21日，親日韓人閔元植在東京被刺死。閔元植是南韓國民協會主席，主張接受日本對韓所謂的“內地延長主義”，被刺之時適逢他赴東京向日本中央政界要求參政權, 即在韓選舉代議士參加日本帝國議會, 此舉深合日本政府的企圖，但引起南韓民眾的極大反感，遂被暗殺。除了韓奸，漢奸也是暗殺目標。1933年2月3日，抗日決死隊成員樸敏杭、李昌國在長春暗殺時任偽滿洲國總理的鄭孝胥，致使鄭孝胥負重傷。

（南韓電影《暗殺》，模仿了宣誓留影的一幕）

需要指出的是，南韓愛國志士的暗殺行動看似壯烈，其實很多是出於時代原因的無奈之舉。南韓獨立運動多年以來派系林立，內鬥嚴重，而且始終貌合神離。至20世紀30年代初，局面更是進一步惡化，難以為繼。南韓獨立運動和大韓民國臨時政府領導人金九感嘆道：“維持政府名義的希望渺茫，雖然政府的房租是30元，工友月薪不足20元，但也無力拿出這筆錢。”“更令人心寒的是，本來有千餘名的獨立運動者，現在卻連幾十名都不到。”在這種困窘的情況下，南韓志士必須用暗殺手段去顯示自己的存在。

（南韓獨立運動領袖金九）

所以，《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施政方針》這樣規定對敵策略：“用炸彈擊殺敵魁、敵兵，或破壞建築物。”“由勇敢青年組成敢死隊，在各種行動中成為先鋒”。金九也認為，組織武裝團體，透過特務活動進行鬥爭是打破沉寂局勢的最好辦法：“不能展開軍事襲擊，搞暗殺刺激一下也好。”對於南韓志士們來說，這實在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參考資料：南韓獨立運動中的暗殺活動探析 南韓獨立運動中的暗殺活動述評

其實故事很狗血，但是也是一部讓中國電影人汗顏的抗日題材商業大片。剛看完時就一個感受，太精彩了，中國怎麼就拍不出這樣的電影，娛樂性十足又發人深思。同類型的中中國產片也就《風聲》還算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