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未，張仲景建立（傷寒論）。以六經病理轉化理論，以四診八綱為法，閘述外邪入侵及診治方法，以外感風寒，風熱，風溼，風溫，等臨床表現，辨證施治，制定方劑藥。以後代醫家大都以此理論為準則行醫。

在明未清初，吳鞠通，王孟英，葉天士，等醫學家協同，（溫熱病）醫學理論建立成熟。以衛，氣，營，血，四階段病理轉化為理論，還是以四診八綱，辨證施治為準則。對瘟病治療，臨床症狀，還是以風為症，以外感風寒，風熱，風溫，風溼。也細分其中各細則，如寒熱，寒溼等，與（傷寒論）基本同樣思路。施藥診治也是大同小異。

所不同處，（傷寒論）以六經先後為風邪傳入轉化路徑，（溫熱病）以衛，氣，營，血，先後為風邪傳入轉化路徑。三焦理論以上，中，下，為傳入轉化路徑。其餘盡同。

醫學理論，對快速傳染，快速至病的病症，以外感風邪形容。

這種治療方法是對的，但是單以藥物性味功用配方，還欠精準治療。這是古代對疫病，還缺泛科學認識有關，現代中醫應參加於醫藥化學有効成分，作正確的選擇對症藥品，才能精準治療疫病。特別提醒，治療傳染疫病有効中藥，大部分歸類於：清熱解毒系列，其性味大都是：偏苦，偏寒，但對身體傷害不大！！

見識淺薄，只作參考。

1、晉朝葛洪《肘後備急方》認為“傷寒、時行、溫疫，三名同一種。……其年歲中有癘氣兼挾鬼毒相注，名為溫病。”並立“治瘴氣疫癘溫毒諸方”一章，記載了闢瘟疫藥幹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闢溫病散等治療、預防溫疫的方劑。

2、唐朝孫思邈《千金要方·卷九·傷寒》立“闢溫”一章，記載治療溫疫的方劑。

3、宋代醫家張從正《儒門事親·卷一·立諸時氣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氣在上，瘟疫大作，必先頭痛或骨節疼，與傷寒、時氣、冒暑、風溼及中酒之人其狀皆相類。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藥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況巴豆之丸乎。”對瘟疫的臨床表現、治療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4、元朝醫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溫疫五》：“瘟疫眾一般病者是，又謂天行時疫。治有三法：宜補，宜散，宜降。”總結了溫疫的治療方法。

5、明朝醫家吳又可目睹當時疫病流行的慘狀，在前人有關論述的基礎上，對溫疫進行深入細緻的觀察、探討。其所著的《溫疫論》是中國論述溫疫的專著，對溫疫進行了詳細的論述。認為“溫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溼，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指出溫疫的致病因子是“異氣”，又稱“疫氣”、“癘氣”“戾氣”等，是對溫疫病因的創見。

6、吳又可在《溫疫論》中，還創制了不少獨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劑。《溫疫論》是中國醫學文獻中論述急性傳染病的一部劃時代著作，至今仍可用來指導臨床，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與現實意義。

清朝餘師愚，著有《疫疹一得》。其在吳又可《溫疫論》的基礎上，認為疫疹的病因是癘氣，指出“一人得病，傳染一家，輕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內，大率如斯。”並根據暑熱疫的病證特點，創立“清瘟敗毒飲”一方，以重用石膏為主，為溫疫病的辨證論治開拓了新的境地。

中國古代歷史大災過後，“必定會有大瘟疫”的認識，但中國古代歷史，由於科技比較落後，通常是疫情爆發了以後才進行預防措施

中國古代對於屍體的腐敗，會傳播瘟疫的認識很早，對於屍體的掩埋，也有嚴格的程式，比如屍體下面鋪石灰，不吃病死的動物，用溼布捂著口鼻，在中國古代歷史《瘟疫論》，是中國歷史上，醫學論述急性傳染病的一部時代書籍，到我們現代人，仍然可以用來指導臨床，據有著非常重大歷史意義

在明朝的《瘟疫論》的基礎上，清朝學者又指出“一人得病傳染一家，輕者十升八九，重者十存一二”，以用為瘟疫病的辯論證展開了創新

那麼中國古代是如何來防控和救治傳染病的呢？

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隔離

作為患者的隔離房集中治療，以防擴散，切斷傳染源

第二點，改善衛生

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朝廷是不允許亂扔垃圾，否則會罰款，甚至還會則令他服苦役，在古代中國歷史上，在個人衛生上，古人認為勤換洗衣服，臥房要大，且開闊，窗戶要經常開，疫情自然會相對減少

第三點就是藥物治療法

中國歷史上用焚燒蒼朮，木香等藥物健脾化溼

第四點就是對感染人群實施救助

瘟疫的傳染導致了古代歷史上國家的動盪和人民的不安生，政府會撥款，一些錢給予安葬，安撫家屬，對於無人掩埋的屍體，志願者會埋葬這些屍首，朝廷會給予志願者一些獎勵和補償

綜上所述，中國歷史上防治瘟疫的辦法有很多，非常具目的性，主要就是為了維護當時的封建帝王統治，卻很難對感染的老百姓有實質性的幫助。

本不想回答“溫病”的問題，原因也：太醫以“天道”理論為準，天地統一、天道以六六為節……而論，並沒有像地方中醫的分門分派，溫病學說，包括其它學說，例如火神、圓周……是以地方中醫“以人為本”的的結果，不能說錯，是秦火之後，太醫與中醫擂臺比武的根源所在，神仙也判不了這個家務事！我個人認為：溫病是六經天文中的“子午之歲，上見少陰”的司天之病，是否病？還要根據《運氣（病理）學》理論，對應五運的太過或不及之“年”，理論極為複雜：“歲金不及，炎火乃行，……陰厥且格，陽反上行……”。歲金不及包括了少陰君火託土生金的功能失效。黃元御：少陰病熱盛，歸屬傷寒論……太醫是以天、天道、歷學、運氣而論，故沒有溫病這種學說（本人孤陋寡聞是這些認為的）。至於溫病，我個人認為病不是從傷寒病當中分出來的一派，而是傷寒六經天文中的一個“階段”，如果從太醫的世界觀看人不是人，是渾天太極，人之三焦是玄學上中下之文，而溫病是以三焦辯證為基礎，這就與天道太醫的理論衝突了，上中下形成天地人之文，在象形科學理論中形成的是“洛書九宮”，洛書九宮生成的是象數陰陽兩儀……先天之太極，故是人之元體，也就是傷寒之寒，寒為太陽包括了三焦之無極之本，治病務求於本就是太醫沒有溫病之說，而地方中醫以人為本而辯證，太醫的理論落實在中醫治療理論中，兩者本應該是“統一的中醫”，溫病這個事怎麼說才合適？

吳又可認為瘟疫之因，為無形之“戾氣”，從口鼻侵入人體。戾氣有多種，各有“特適”性和“偏中”性，即不同戾氣具有侵犯一定臟器的特異性，人或動物對某種戾氣也具有不同感受性。提出“能知以物制氣，一病只有一藥之到病已”的原則。把戾氣侵入途徑分為“自天受”(空氣傳染)和“傳染受”(接觸傳染)，既可形成流行之疫，也可出現散發之疫。提出“達原”、“三消”等治法。

瘟病，自古至今皆有之。溫熱學派則明末之後是基於對瘟疫病的研究而逐漸形成的學派，其中吳有性的《瘟疫論》可稱得上始祖，後人對溫熱病的研究受其影響頗深，如著名的葉天士、吳鞠通等等。

據《吳江縣誌》記載，明朝末年，政府腐敗不止，加上清兵入侵，不計其數的傷亡導致瘟疫盛行，“一巷百餘家，無一家倖免；一門數十口，無一口僅存”。看到如此情形，身為醫者的吳有性痛心憂慮，不顧自身安危，親自深入疫區進行觀察和比較，得出該種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溼、實為瘟疫的結論。

晚年時期，吳有性將所有經驗與心得都著於《瘟疫論》一書中，這也是最初中醫傳染病學的起源。《瘟疫論》認為與傳統的六氣致病不同，“疫病”是感天地之疫氣而致病；又透過總結得出“疫氣”傳染途徑是透過空氣與接觸，由口鼻進入，停在半表半里之處，無法用單純治表或裡的方法治癒，對此，吳有性提出九種傳變方式，提出在疫氣盛時因勢利導來治癒疫病。

明白了病原體，自然就有應對的方法。吳有性創立了達原飲一方以治療瘟疫—以檳榔疏氣除伏、以厚朴破氣、以草果除伏邪蟠踞，這三味藥同時使用，可使疫氣潰散；又用知母滋陰、芍藥和血、黃芩清燥熱之餘，最後甘草加以調味。又針對瘟疫之邪入體後的不同症狀，吳有性還創立白虎湯、瓜蒂散等良方。

除此之外，《瘟疫論》十分重視機體抵抗力的重要性，認為只有自身抵抗能力夠強，即使接觸了，發病的可能性也很低。《瘟疫論》提出的種種方法都為後世傳染病的治療奠定了基礎，直到今天，仍然造福於廣大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