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義重大,引用內容。在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郭店一號楚墓M1發掘出竹簡，共804枚，為竹質墨跡。其中有字簡730枚，共計13000多個楚國文字，楚簡包含多種古籍，其中三種是道家學派的著作，其餘多為儒家學派的著作，所記載的文獻大多為首次發現，被鑑定為國家一級文物。郭店楚簡的文字是典型的楚國文字，具有楚系文字的特點，而且字型典雅、秀麗，是當時的書法精品。郭店楚簡的發現，對於研究中國哲學、思想史、古文字學、簡冊制度和書法藝術等方面，都提供了可貴的資料。

竹簡學術意義價值。郭店楚簡具有重要的學術研究價值，被譽為“改寫中國思想史的典籍”。郭店楚簡上記有道家文獻2篇，儒家文獻14篇，其中以道家文獻《老子》最為有名。《老子》為春秋戰國時期思想家，老子和其弟子的著作。但《老子》一書的原始面貌及其形成過程，歷史上沒有流傳下來，一直不清楚。郭店楚簡《老子》利用竹簡由長到短的變化顯示著形成時代上的由早到晚的先後順序，它是截止到二十世紀所發現的時代最早、文字最原始的道家著作。另外，郭店楚簡的儒學著作，在儒學思想家孔子和孟子之間起到了承接的作用。因為孔子和孟子這兩位儒學大師相距近200年，儒學研究者一直認為這200年間的儒學沒有發展和傳承。而郭店楚簡中首次面世的14篇儒學著作正是孔、孟儒學思想的“紐帶”。

郭店楚簡的出土，在世界範圍內引起轟動，竹簡內容的思想性、學術性引起國內外學者關注和重視，在國內外掀起了一股郭店楚簡的研究熱潮，美國、日本、加拿大、臺灣等國家和地區，紛紛成立了研究郭店楚簡的機構，多次召開了郭店楚簡的國際學術研討會。郭店楚簡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文化的重大貢獻。饒宗頤認為，自1970年來近二十年的考古新發現，特別大批楚簡的出土和研究，有可能給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帶來一場“自家的文藝復興運動以代替上一世紀由西方衝擊而起的新文化運動”。 蕭萐父教授說：“郭店竹簡和上博竹簡的全面研究，勢必重新審理這些大懸案，重新改寫中國學術史、經學流變史、楚國文化史。”

這些珍貴的早期典籍，為孔子儒學研究提供新證據，帶來新認識，推動相關研究的進一步開展。

例如《論語·泰伯》篇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語，歷來解釋往往扞格難通。

今據郭店竹簡《尊德義》篇“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民可道也，不可強也”一語，可見孔子本意絕非愚民，而是指要按照民眾的常性去進行教導，這樣人民就服從命令；

如果民眾不服從命令，就要盡力去了解民性民情，弄清其中之原因。這對於正確理解孔子思想，具有重要的基礎意義。

清末以來，伴隨國難加深與西方文明的強勢侵壓，源起宋代的疑經、辨偽風氣因緣時會，迅速在思想、文化、學術領域蔓延開來，產生深厚影響。

由於疑辨過深過苛，造成大量典籍文獻的“冤假錯案”，客觀上亦助長曆史虛無主義之風。

在孔子儒學研究領域，許多原本可靠，與孔子、孔子弟子關係密切的文獻、典籍被判為偽書或成書年代大幅置後，以致孔子儒學幾無可講，孔夫子也受到嚴重“矮化”，甚至淪為“空夫子”。

而新出土文獻以其原始性和近古性特徵，以及與傳世文獻相似或相近的聯絡性，往往直接證明某部曾被判為偽書的典籍實為真古書。

就孔子儒學而言，馬王堆帛書《易傳》與今本《易傳》，阜陽漢簡《詩經》、上博簡《詩論》與今本《詩經》，武威漢簡《儀禮》與今本《儀禮》，郭店簡、上博簡與《孔子家語》《禮記》等文獻的比較研究，均堪為典型案例。這些例項，引領學界反思“偽書”公案，重新認識古籍成書、年代及相關儒學史、思想史問題。

需要注意的是，古代文獻的成書、傳流情況往往非常複雜，絕非簡單對照就能解決一切問題。

面對當代紛出不窮的出土文獻，應該平心靜氣地將其與傳世文獻進行細緻比較。

其間一要注意整體的視野，即二者皆屬於古文獻，完全可以進行平和的“對話”；二要注意歷史、動態的眼光，即要在宏闊的歷史程序中，動態地觀看、認識、思考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間的差異，才有望獲得符合或接近事實的認識。

在疑古思潮興盛時期，孔子與六經關係遭到嚴厲否定。

例如，錢穆先生在《國學概論》中指出：“中國學術具最大權威者凡二：一曰孔子，一曰六經。孔子者，中國學術史上人格最高之標準，而六經則中國學術史上著述最高之標準也。”

隨即又分別判定：“《易》與孔子無涉”，“《春秋》誠有功於文獻”而“不勝後儒之虛美”，“今傳《詩》《書》，出秦火之後，亦不復當時孔子誦說之舊本”，等等。

實際完全否定孔子與六經之關係。對歷史文化充滿“溫情與敬意”的錢先生如此，其他激進學者就可想而知。

地下文獻的問世，推動學界重新認識和思考這一問題。

1986年，金景芳先生髮表《孔子與六經》一文，重新肯定孔子與六經之關係，稱六經為孔子的“珍貴遺產”。

此後，在孔子與具體各經關係的研究中，學者們也往往得出肯定性的意見。

例如，就孔子與《周易》關係而言，馬王堆帛書《易傳·要》篇記載“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槖”，並有孔子闡述《易》道的大段記錄，可見孔子與《周易》的關係實不容否定，孔子確應為《周易》“某種意義上的作者”。

就孔子與《春秋》關係而言，李學勤先生指出，“孔子與《春秋》相關，或者更確切地說，孔子是《春秋》一定意義上的作者。”又如，上博簡《孔子詩論》一篇，是孔子關於《詩》的詳細論述，多可與傳世文獻對讀，由此，孔子與《詩》之關係，亦獲得進一步之證明。

同時，在比較過程中，新出土文獻也會“啟用”一些原被忽略的傳世文獻或其一部分，從而使其發揮獨特的研究價值，並對相關文獻傳流問題實現更深層次的認識。

就孔子儒學類文獻而言，達到這一層面的認識水平，也同時意味著對孔子儒學傳流、衍化的軌跡、規律達到一個嶄新的認識水平。

比如，當代學者對六經源流，孔子遺說形成、傳流等的研究與認識，實際也代表著學術界對孔子儒學之形成、傳流的最新研究和認識水準。

由於資料限制及疑古思潮的影響，長期以來，學界對早期儒學的研究集中於孔子—孟子—荀子這一線三段，而忽略了孔子與孟、荀之間的孔子弟子即所謂七十子。可以說，百年來七十子研究的缺位，恐怕是孔子儒學研究中一個最重要的斷層。

新近問世的大量地下文獻，尤其是郭店簡、上博簡中直接與七十子相關的簡篇，呼喚了七十子之學的新生。

這些出土文獻增添了七十子研究的必要新材料，是推進這一研究領域前進的最重要動力。

此外，新出土文獻“啟用”了《孔子家語》《禮記》《大戴禮記》中大量關於七十子的傳世材料，對孔子弟子研究具有重大意義。

在這一條件下，不少學者進而反思、探討孔子去世之後，弟子間的分化、成派問題，也就是所謂“儒分為八”問題。

逐漸認識到，“儒分為八”未必即意味針鋒相對的鬥爭，它反映更多的，應該是孔子去世後，弟子分散各地，在不同環境、背景下，對孔子儒學進行傳播、發展的新樣態。

概言之，戰國時期的孔子儒學的廣泛傳播，既是孔子學說自身的內因，亦與孔子弟子的奔波、努力有關。

由孔子到其弟子，無論從時間，或是從空間而言，孔子儒學都經歷了一個重要而艱鉅的發展階段。這一階段的成功完成，初步展現出孔子儒學旺盛、深厚、堅韌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