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說司馬遷:
一、傳記文學的開端
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體史學著作，是司馬遷的首創。《史記》是中國紀傳體史學的奠基之作，同時也是中國傳記文學的開端，它的出現，標誌著中國古代史傳文學的發展已經達到高峰。
二、《史記》對先秦文學傳統的繼承融匯
《史記》描繪古今，出入風騷，對《詩經》和楚辭均有繼承，同時，戰國散文那種酣暢淋漓的風格也為《史記》所借鑑，充分體現了在一統王朝中各種文學傳統的融匯。
三、《史記》中大力弘揚人文精神
《史記》中的人文精神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立德、立言為宗旨，以青史留名為目的的積極入世精神；忍辱含垢，歷盡艱辛而百折不撓，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捨生取義，赴湯蹈火的勇於犧牲精神；批判暴政酷刑，呼喚世間真情的人道主義精神；立志高遠，義不受辱的人格自尊精神。
四、後代散文、小說、戲劇與《史記》的淵源關係
《史記》是傳記文學的典範，也是古代散文、小說、戲劇的楷模。散文的影響如唐宋古文八大家，明代前後七子，清代桐城派等，都從《史記》中吸取營養。《史記》塑造了眾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它不僅為後代小說戲劇提供了豐富的素材，而且它的藝術手法，也為古代小說戲劇所繼承。
再說班固的成就:
《漢書》十“志”中，《食貨志》為經濟制度和社會生產狀況提供了豐富的史料;《溝洫志》有系統地敘述了秦漢水利建設;《地理志》是中國第一部以疆域政區為主體的地理著作，開創了後代正史地理志及地理學史的研究;《禮樂志》、《郊祀志》、《刑法志》分別記載政治、軍事、法律和有關的典章制度;《五行志》、《天文志》和《律曆志》，都是研究古代自然科學的寶貴資料。《藝文志》論述古代學術思想的源流派別及是非得失，是一部極珍貴的古代文化史資料。
確立書志體
十“志”規模宏大，記事豐富，對於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都有較詳細的記載，特別是有關漢化部分更為詳細。書志體始創於《史記》，《漢書》加以發展，後代正史的志，大抵以《漢書》十“志”為依歸。書志體也成為後世典章制度史的編著所模仿，如唐朝杜佑所著的《通典》。
開創目錄學
在《藝文志》中採用了劉歆《七略》的分法，將古代的學術著作區分為六大類三十八小類，加以論述，使人們對各學術流派的演變與發展，有更清楚的瞭解。加上，又保留了《七略》的大概面貌，成為人們研究上古至西漢末年旳學術發展演變的重要著作，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圖書目錄及學術文化史。
儲存重要的歷史文獻
現存《漢書》約80萬字，卷帙比《史記》繁富。它增載不少重要的詔令，主要集中在帝紀部分。在許多人物傳記中，《漢書》又收入大量有關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方面的奏疏、對策、著述和書信。在《漢書》的十志中，也有類似的重要歷史文獻的收載，如《食貨志》收入晁錯的《論貴粟疏》等。
《漢書》還增補《史記》對於國內外各民族史的資料。例如，在《史記·匈奴列傳》的基礎上，《漢書》大量增補漢武帝以後的史實，比較完整地記述了自遠古至西漢末年匈奴民族的歷史。《漢書》又合併《史記》的南越、東越、北韓、西南夷諸傳，在補充大量的史實基礎上，以合傳形式寫成較為詳細的《西南夷兩粵北韓傳》。同時，《漢書》改《史記·大宛列傳》為《西域傳》，記述今新疆境內中國各民族歷史，以及中亞和西南亞諸國史。這些記載，均是研究亞洲有關各國曆史的珍貴資料。
濃厚的封建正統思想
班固生活的時代，封建神學思想已發展成為當時的統治思想，而班氏父子又是“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的史學家，他們自然以維護封建神學思想為己任，將“聖人之道”作為自己著作的指導思想。這樣，作者一面承襲《史記》的內容，一面又指責它的“是非頗謬於聖人”，因而篡改《史記》的觀點，使《漢書》更加符合於封建正統思想。
從思想內容來看，《漢書》不如《史記》。班固曾批評司馬遷“論是非頗謬於聖人“。所謂“聖人”，就是孔子。司馬遷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見識卻不及司馬遷。從司馬遷到班固的這一變化，反映了東漢時期儒家思想作為封建正統思想，已在史學領域立穩了腳根。
《漢書》神化西漢皇權、擁漢為正統的思想，其目的是為論證東漢王朝的正統性和神化東漢皇權服務的。因此，以陰陽五行學說為理論根據的“五德終始說”和王權神授的封建神學說教，便成為《漢書》的主導思想。為了宣揚“天人感應”、災異祥瑞的封建神學思想，《漢書》首創《五行志》，專門記述五行災異的神秘學說，還創立《睦西夏侯京翼李傳》，專門記載五行家的事蹟。
然後說范曄的後漢書:
《後漢書》除體例上的創新外，最顯著的是觀點鮮明，褒貶一語見的。如，他不為那些無所作為的大官僚立傳，而為許多“操行俱絕”的“一介之夫”寫了《獨行列傳》，充分地表明瞭他愛憎分明的態度；《黨錮傳》則正面歌頌了張儉、範滂和李膺等人剛強正直的風尚；在《楊震傳》中，多處歌頌了楊震及其子孫廉潔奉公的家風；《宦者傳》讚揚了蔡倫等“一心王室”的忠介之士，對於侯覽等人則直書其“兇家害國”。特別是《後漢書》的“論”“贊”，以犀利的筆鋒評判是非，表彰剛正，貶斥奸惡而嘲笑昏庸，更是一大優點。清代乾隆年間的邵晉涵評價《後漢書》創新之功說：“範氏所增《文苑》、《列女》諸傳，諸史相沿，莫能刊削。蓋時風眾勢日趨於文，而閨門為風教所繫，當備書於簡策，故有創而不廢也。”進而又評價其論贊的影響說：“《舊唐書·經籍志》又有範氏《後漢書論贊》五卷，殆以範氏文體高於六朝諸人，而愛其文辭者，遂摘取其論贊，別為一書歟！”這是讚譽范曄《後漢書》史論對後世史學的影響。他還指出“司馬彪《志》詳述制度，較《史》、《漢》諸《志》為稍變其體，後來《晉》、《隋》諸《志》，實仿其例。”（《後漢書提要》）揭示出司馬彪《續漢書》志對後世史學的影響。
《後漢書》雖然只有本紀、列傳和志，而沒有表，但范曄文筆較好，善於剪裁，敘事連貫而不重複，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無表的缺陷。另外，因為記載東漢史實的其他史書多數已不存在，所以，《後漢書》的史料價值就更為珍貴。
《後漢書》的最大侷限就是丟掉了《史記》重視農民起義的傳統，對黃巾起義持否定態度。黃巾起義為東漢末的大事，其中的主要人物如張角弟兄，竟不為立傳。他們的事蹟，只附在了鎮壓農民起義的官僚皇甫嵩的傳中。
最後說陳壽的三國志
正面評價——
第一，古往今來，《三國志》和《史記》、《漢書》、《後漢書》，均被認為是最好的“前四史”。《後漢書》由南朝范曄寫於423-445年，比《三國志》晚了約150年。
第二，各代對《三國志》的具體好評，大致可概括為——“良史實錄”；“取材精審”；“行文簡潔”；“文采飛揚”。
第三，至近現代，大史學家們治史，涉及到三國時期，基本依據《三國志》和裴松之的《三國志注》。如錢穆的老師呂思勉老先生，他的《秦漢史》中講到這段歷史，所引用的基本是上述兩書，可見其信史的可靠性。
負面評價——
第一， 敘述過簡。 這是《三國志》確實存在的遺憾。或許陳壽當時有他不可言說的苦衷。好在有裴松之等，加“注”，再加“補註”，等等，多少彌補了缺憾。
第二，曲筆迴護。 後人中，亦有不多的人，說陳壽論史，對某人某事有“曲筆迴護”之嫌。這個事，其實必須歷史地看待。陳壽不是聖人，他有個人的情感和選擇表達自己看法的考慮。但是總體上，從古到今的大多數史學家，並不太認可這個說法。陳壽不論對魏、蜀還是吳，大的事件的表述和評判，是基本公允的。
第三，陳壽個人比較貪圖錢財，向某些具備立傳資格者的後代索要錢財，因此後人很鄙視陳壽的為人，甚至後漢書拒絕為陳壽父親，劉備重要將領，可與趙雲相提並論的陳到立傳，以避擴音及陳壽。
傳出這個訊息的，主要是唐代的房玄齡一干人。他主編，並帶領20人編著《晉書》，在《陳壽傳》裡搞了這麼一出。書裡說，陳壽要寫丁儀，向他兒子索要“千斛米”，無果。一斛相當十鬥，後來改做五斗。無論如何千斛米不是小數量。關於陳壽的負面描述，可能也被算入其中了。不過，房玄齡等也說了一句實在話——說陳壽“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
人無完人，我們更不能用現代人的眼光來評判古人當時所處環境下的處事風格！
首先說司馬遷:
一、傳記文學的開端
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體史學著作，是司馬遷的首創。《史記》是中國紀傳體史學的奠基之作，同時也是中國傳記文學的開端，它的出現，標誌著中國古代史傳文學的發展已經達到高峰。
二、《史記》對先秦文學傳統的繼承融匯
《史記》描繪古今，出入風騷，對《詩經》和楚辭均有繼承，同時，戰國散文那種酣暢淋漓的風格也為《史記》所借鑑，充分體現了在一統王朝中各種文學傳統的融匯。
三、《史記》中大力弘揚人文精神
《史記》中的人文精神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立德、立言為宗旨，以青史留名為目的的積極入世精神；忍辱含垢，歷盡艱辛而百折不撓，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捨生取義，赴湯蹈火的勇於犧牲精神；批判暴政酷刑，呼喚世間真情的人道主義精神；立志高遠，義不受辱的人格自尊精神。
四、後代散文、小說、戲劇與《史記》的淵源關係
《史記》是傳記文學的典範，也是古代散文、小說、戲劇的楷模。散文的影響如唐宋古文八大家，明代前後七子，清代桐城派等，都從《史記》中吸取營養。《史記》塑造了眾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它不僅為後代小說戲劇提供了豐富的素材，而且它的藝術手法，也為古代小說戲劇所繼承。
再說班固的成就:
《漢書》十“志”中，《食貨志》為經濟制度和社會生產狀況提供了豐富的史料;《溝洫志》有系統地敘述了秦漢水利建設;《地理志》是中國第一部以疆域政區為主體的地理著作，開創了後代正史地理志及地理學史的研究;《禮樂志》、《郊祀志》、《刑法志》分別記載政治、軍事、法律和有關的典章制度;《五行志》、《天文志》和《律曆志》，都是研究古代自然科學的寶貴資料。《藝文志》論述古代學術思想的源流派別及是非得失，是一部極珍貴的古代文化史資料。
確立書志體
十“志”規模宏大，記事豐富，對於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都有較詳細的記載，特別是有關漢化部分更為詳細。書志體始創於《史記》，《漢書》加以發展，後代正史的志，大抵以《漢書》十“志”為依歸。書志體也成為後世典章制度史的編著所模仿，如唐朝杜佑所著的《通典》。
開創目錄學
在《藝文志》中採用了劉歆《七略》的分法，將古代的學術著作區分為六大類三十八小類，加以論述，使人們對各學術流派的演變與發展，有更清楚的瞭解。加上，又保留了《七略》的大概面貌，成為人們研究上古至西漢末年旳學術發展演變的重要著作，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圖書目錄及學術文化史。
儲存重要的歷史文獻
現存《漢書》約80萬字，卷帙比《史記》繁富。它增載不少重要的詔令，主要集中在帝紀部分。在許多人物傳記中，《漢書》又收入大量有關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方面的奏疏、對策、著述和書信。在《漢書》的十志中，也有類似的重要歷史文獻的收載，如《食貨志》收入晁錯的《論貴粟疏》等。
《漢書》還增補《史記》對於國內外各民族史的資料。例如，在《史記·匈奴列傳》的基礎上，《漢書》大量增補漢武帝以後的史實，比較完整地記述了自遠古至西漢末年匈奴民族的歷史。《漢書》又合併《史記》的南越、東越、北韓、西南夷諸傳，在補充大量的史實基礎上，以合傳形式寫成較為詳細的《西南夷兩粵北韓傳》。同時，《漢書》改《史記·大宛列傳》為《西域傳》，記述今新疆境內中國各民族歷史，以及中亞和西南亞諸國史。這些記載，均是研究亞洲有關各國曆史的珍貴資料。
濃厚的封建正統思想
班固生活的時代，封建神學思想已發展成為當時的統治思想，而班氏父子又是“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的史學家，他們自然以維護封建神學思想為己任，將“聖人之道”作為自己著作的指導思想。這樣，作者一面承襲《史記》的內容，一面又指責它的“是非頗謬於聖人”，因而篡改《史記》的觀點，使《漢書》更加符合於封建正統思想。
從思想內容來看，《漢書》不如《史記》。班固曾批評司馬遷“論是非頗謬於聖人“。所謂“聖人”，就是孔子。司馬遷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見識卻不及司馬遷。從司馬遷到班固的這一變化，反映了東漢時期儒家思想作為封建正統思想，已在史學領域立穩了腳根。
《漢書》神化西漢皇權、擁漢為正統的思想，其目的是為論證東漢王朝的正統性和神化東漢皇權服務的。因此，以陰陽五行學說為理論根據的“五德終始說”和王權神授的封建神學說教，便成為《漢書》的主導思想。為了宣揚“天人感應”、災異祥瑞的封建神學思想，《漢書》首創《五行志》，專門記述五行災異的神秘學說，還創立《睦西夏侯京翼李傳》，專門記載五行家的事蹟。
然後說范曄的後漢書:
《後漢書》除體例上的創新外，最顯著的是觀點鮮明，褒貶一語見的。如，他不為那些無所作為的大官僚立傳，而為許多“操行俱絕”的“一介之夫”寫了《獨行列傳》，充分地表明瞭他愛憎分明的態度；《黨錮傳》則正面歌頌了張儉、範滂和李膺等人剛強正直的風尚；在《楊震傳》中，多處歌頌了楊震及其子孫廉潔奉公的家風；《宦者傳》讚揚了蔡倫等“一心王室”的忠介之士，對於侯覽等人則直書其“兇家害國”。特別是《後漢書》的“論”“贊”，以犀利的筆鋒評判是非，表彰剛正，貶斥奸惡而嘲笑昏庸，更是一大優點。清代乾隆年間的邵晉涵評價《後漢書》創新之功說：“範氏所增《文苑》、《列女》諸傳，諸史相沿，莫能刊削。蓋時風眾勢日趨於文，而閨門為風教所繫，當備書於簡策，故有創而不廢也。”進而又評價其論贊的影響說：“《舊唐書·經籍志》又有範氏《後漢書論贊》五卷，殆以範氏文體高於六朝諸人，而愛其文辭者，遂摘取其論贊，別為一書歟！”這是讚譽范曄《後漢書》史論對後世史學的影響。他還指出“司馬彪《志》詳述制度，較《史》、《漢》諸《志》為稍變其體，後來《晉》、《隋》諸《志》，實仿其例。”（《後漢書提要》）揭示出司馬彪《續漢書》志對後世史學的影響。
《後漢書》雖然只有本紀、列傳和志，而沒有表，但范曄文筆較好，善於剪裁，敘事連貫而不重複，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無表的缺陷。另外，因為記載東漢史實的其他史書多數已不存在，所以，《後漢書》的史料價值就更為珍貴。
《後漢書》的最大侷限就是丟掉了《史記》重視農民起義的傳統，對黃巾起義持否定態度。黃巾起義為東漢末的大事，其中的主要人物如張角弟兄，竟不為立傳。他們的事蹟，只附在了鎮壓農民起義的官僚皇甫嵩的傳中。
最後說陳壽的三國志
正面評價——
第一，古往今來，《三國志》和《史記》、《漢書》、《後漢書》，均被認為是最好的“前四史”。《後漢書》由南朝范曄寫於423-445年，比《三國志》晚了約150年。
第二，各代對《三國志》的具體好評，大致可概括為——“良史實錄”；“取材精審”；“行文簡潔”；“文采飛揚”。
第三，至近現代，大史學家們治史，涉及到三國時期，基本依據《三國志》和裴松之的《三國志注》。如錢穆的老師呂思勉老先生，他的《秦漢史》中講到這段歷史，所引用的基本是上述兩書，可見其信史的可靠性。
負面評價——
第一， 敘述過簡。 這是《三國志》確實存在的遺憾。或許陳壽當時有他不可言說的苦衷。好在有裴松之等，加“注”，再加“補註”，等等，多少彌補了缺憾。
第二，曲筆迴護。 後人中，亦有不多的人，說陳壽論史，對某人某事有“曲筆迴護”之嫌。這個事，其實必須歷史地看待。陳壽不是聖人，他有個人的情感和選擇表達自己看法的考慮。但是總體上，從古到今的大多數史學家，並不太認可這個說法。陳壽不論對魏、蜀還是吳，大的事件的表述和評判，是基本公允的。
第三，陳壽個人比較貪圖錢財，向某些具備立傳資格者的後代索要錢財，因此後人很鄙視陳壽的為人，甚至後漢書拒絕為陳壽父親，劉備重要將領，可與趙雲相提並論的陳到立傳，以避擴音及陳壽。
傳出這個訊息的，主要是唐代的房玄齡一干人。他主編，並帶領20人編著《晉書》，在《陳壽傳》裡搞了這麼一出。書裡說，陳壽要寫丁儀，向他兒子索要“千斛米”，無果。一斛相當十鬥，後來改做五斗。無論如何千斛米不是小數量。關於陳壽的負面描述，可能也被算入其中了。不過，房玄齡等也說了一句實在話——說陳壽“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
人無完人，我們更不能用現代人的眼光來評判古人當時所處環境下的處事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