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種文體都會經歷始盛終衰的發展過程，之所以會如此，一方面是由於朝代發展造成了某種文體所賴以生存的客觀社會環境生變，同時卻逐漸孕育出新的文學萌芽；更主要的根源性原因是一種文體在經歷了盛極之後，往往會走入一個“形式大於內容”的死衚衕，即創作者過於追求文體形式的雕琢，而放低了對作品的內容、意境、社會價值等品質屬性的要求，致使華而不實的文風瀰漫，極大桎梏了新生代文人對思想情感的舒張。所謂舊文學積弊已久，唯革命以創新。

比如漢賦，喜歡堆砌辭藻，鋪張事物，又多用排偶句法，終因偏重形式，內容日益貧乏而衰微；至六朝時駢文由賦蛻變而出，它以四字句和六字句兩兩相對，排比整齊，字義虛實相隔，盛極一時；到了唐朝，隨著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社會景象趨於複雜，刻意講求形式美而內容貧乏的駢文，已不能適應社會客觀的需要，再加上佛學輸入等其它文化思潮的興起，便有了以韓愈為主帥的古文運動，從而推動了“句式靈活、語言近口語化”的散文的發展。

在形式上，駢文和散文都屬於非韻文，而詩詞賦曲則屬於韻文。關於詞和曲的前世今生，需要了解中國韻文的發展和變革程序。

《詩經》是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它開啟了中國文學發展的大門。由《詩經》而演生《離騷》，乃有《楚辭》；基於《楚辭》和戰國的策士文，而生形式介於詩與文之間的賦；在以賦為主要文學形式的漢代，武帝時專設樂府採民間歌謠，有了古體詩，其中可唱為“樂府詩”，不可唱的為“古詩”；漢魏六朝時，古體詩以五言詩為多，四言詩沿自《詩經》，七言詩則為新創；東晉及南北朝，仍以五言詩為主，七言詩為輔，但風格日趨纖巧豔麗，唯有陶淵明以田園為題，不講雕琢，風格恬淡；至唐朝，迎來中國舊詩的黃金時代，除繼承前代詩風外，“近體詩”即律詩盛行，至唐末而衰；唐時，多有中亞、印度、北韓等異域音樂傳入，促進了樂理發展和樂譜繁富，有文人把詩句變化入樂譜，是為填詞，進而產生了詞，詞是可以歌唱的韻文，句法靈活，不像詩那樣整齊，且因句法長短不同構成多種形式，即所謂詞牌，比詩的體裁更為豐富，並在宋代成為文學主流。

至此，就要談到詞與曲的區別了。詞在宋代為極盛，但發展至南宋，則呈現出淪為少數文人的消遣品之勢，偏重形式雕琢，依譜填詞成為一種無意義的形式功夫。

到了元朝，詞衰而曲盛，曲有戲曲和散曲之分，戲曲是戲劇，產生於唐宋民間的歌舞戲；散曲卻是單純的詩歌，仿照戲劇中唱詞的體制而作，又適應了北方民族輸入的音樂，語言比詞更加口語化，而且不受到詞的格律的拘束，於是，為免受詞的形式雕琢之苦，元朝的文人們開始採用散曲進行抒情達意，散曲便成為一種新的詩歌形式。

由此可知，詞的所謂“典雅”和曲的所謂“滑稽”，都是由其孕育產生的歷史過程決定的，是它們內在基因的外顯。

明清兩代，也有不少人作散曲，但終因它逐漸偏重於音律和詞藻，而趨於衰微。所以，散曲也沒能逃脫始盛終衰的命運。

關於詞曲，首先，每個時代都有主流，在當時被大眾所接受。

但是，當隔十年，百年，人們在去聽，就會感到沒有那麼好聽，甚至覺得滑稽。

這是時代的原因，就像我們聽音樂，聽過去很老的歌曲，感到沒有現在的好聽。

其次，每個人有自己的喜好，同一樣東西，人們對它的主觀印象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