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代的文化思想史上，胡適是一個無法繞開的人物。無論是他的簇擁者，還是他的反對者，都會不約而同地承認，胡適是近代中國最重要、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
胡適的地位之所以如此崇高，大部分原因是因為領導了新文化運動。以“德先生”和“賽先生”為旗幟的新文化運動，儘管以文學改良為開端，但影響到了現代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
很多人不禁會問，為什麼當時年僅二十七歲的胡適，能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是不是“時無英雄，讓豎子成名”呢？下面就來探討一下胡適成為領袖的具體原因。
自從工業革命之後，東西方之間生產力的差距越來越大。十九世紀，歐洲憑藉先進的科學技術，以及文藝復興以來進步的人文思想，成為了世界的中心。
鴉片戰爭中英國用炮火轟開了清帝國的國門，古老的東方大國艱難而又恐懼地開始了救亡圖存的道路。
而讓華人真正徹底感受到亡國威脅的則是中日甲午海戰。梁啟超說，“吾國四千餘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臺灣償二百兆以後始也。”
清政府統治的最後十年，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向歐洲和日本派遣了相當規模的留學生，這些留學生在後來成為了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力量。
清政府滅亡之後，尋找出路依舊是社會的主要需求，而社會需要一種思想來滿足這種需求。這種思想去哪裡尋找成為一個很大的問題，思想界也就出現了空白。
實際上晚清以來，不管是廟堂之上，還是江湖之遠，一直被“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籠罩。但是保守的清政府害怕失去權力，在改革上謹小慎微；活躍於民間的組織力量微弱，想要大刀闊斧卻只能流於空談。
一直以來，由於文字和文化上的相似，從而推出中國和日本社會結構也相似的結論。實際上，這個結論是錯誤的。
日本在歷史上基本上就不是和中國一樣的大一統國家，明治維新造成的社會轉變，實際上是中國周秦之際分封向郡縣的進化，從這一點上來說，明治維新實際上是日本走出中世紀的過程。這就造成了日本翻譯西學在需求上和中國具有根本差異。
本身日本翻譯西學的要求和中國就不一樣，導致從日本引進到中國的西學有的已經背離原意。梁啟超也好，章太炎也罷，他們只學的二手西學的皮毛，當時國家急需這類思想，他們只好囫圇吞棗，起到思想播種的作用，華人想要繼續深度瞭解，他們想做，卻也無能為力。
那麼，填補思想空白只好寄希望於系統學習西學的海外留學生，胡適這個時候正好出現，不得不說恰逢其時。
海外留學生如此之多，胡適能夠脫穎而出，一躍成為新文化運動領袖，在偶然之中也有必然。偶然是因此確實機遇擺在了面前；必然是因為胡適一直在為傳播思想做準備。
我們後來看到胡適回國後的種種作為，不過是胡適厚積薄發的結果。
網上流傳的胡適日記，內容顯示胡適大部分時間都在打牌，實際上這是斷章取義。胡適喜歡打牌不假，但是流傳的日記片段是胡適在放假期間的所作所為，而且檢閱胡適日記所有的內容，可以清晰地看到胡適在美國留學期間十分刻苦。
作為舊時代出身的讀書人，胡適雖然在後來極力提倡白話文，但是他的舊學功底同樣深厚。這固然來自小時候私塾啟蒙，和他自己嚴格要求自己也有莫大關係。
胡適到美國之後先是入康奈爾大學攻讀農科，為什麼選擇農科呢？這是家裡人替他做的選擇。胡適考取工費留美之後，他的二哥胡洪騅為他送行，臨行前囑咐胡適要學習實用的學科，比如鐵路、礦業，一來可以振興家業，二來可以為國效力。
到了美國之後，胡適出於經濟方面的考量，選擇了農科，美國農科學費全免，省下來的錢可以補貼家用。
而胡適後來選擇的文學、哲學，正是二哥叮囑他不要學習的。雖然，沒能選擇自己喜歡的專業，不代表胡適放棄了對人文學科的學習。在康奈爾大學上學期間，除了完成所修專業只是以外，他開始圈點中國古典書籍，包括《左傳》、《說文》、《杜詩》、《詩經》等等名著。
遠在美國的胡適，並非只是“一心只讀聖賢書”的書呆子，他時刻關注著國內發生的重大事件，不論是民國採取美國式的議會制度，還是後來宋教仁被刺，甚至是袁世凱稱帝，他都進行了詳細的瞭解。沒有這些作為基礎，漂泊海外七年的胡適，不可能在回國後，立刻適應國內的社會環境。
關心國內新聞的同時，胡適的求學軌跡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他先是轉到了康奈爾大學文學院，後來又考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院，師從約翰·杜威。
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完整的歷史記錄，而唐詩宋詞的繁榮昌盛，也讓我們以詩的國度自詡。但是胡適看到的情況卻完全相反。
胡適的同學，不論是來自於德國、法國，俄國甚至巴爾幹地區，都對本國的歷史文化和文學瞭如指掌，而大部分的中國和美國學生對這一切卻茫然不知。
彼時的美國剛剛成立一百多年，根基尚淺，本國文化尚未形成系統，學生不知道尚有情可原，而中國的留學生如此表現，足以讓人感到憤怒，“怒其不爭”。
更令胡適感到恥辱的是，他的老師批評他們弊病在於不研究中國舊學，認為那是過時的文化，批評完之後，馬上談論起了朱熹文化上的貢獻。
這一幕又一幕在胡適心中打下了深深地烙印。他更加嚴格要求自己，每天讀書至少六個小時，哲學為主，政治、文學、科學為輔，並且展現出了捨我其誰的勇氣：任重道遠，不得不及早計劃。
胡適改修哲學之後，自己的天分得到了施展，並得到了導師杜威的認可，1917年回國之後，馬上填補了思想界的空白。
每讀到中國思想史，總有一種感覺：彷彿哪裡不對，卻又說不出來。後來才明白，那種以百家爭鳴為開端，按照歷史順序講解的思想史根本就是錯誤的。
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說，孔子是春秋時期偉大的思想家，這個說法不準確，孔子是春秋時候的人，可以他的思想得到發揚光大一直要到漢武帝“獨尊儒術（當然，是否獨尊儒術還是有待商榷）”時期，而孔子在世的時候用自己的話說，彷彿喪家狗。
用後人的看法去看古代的思想發展，往往會有一種主觀的錯誤，即便拋開這種看法，思想史的寫作也是一種上層思想的書寫，完全沒有涉及到民間思想，甚至可以猜測，即便是漢武帝大力推行儒家時期，民間佔主流的思想依舊是上古時期遺留下來的宗教崇拜，真正到了魏晉時期，儒家才滲透到民間，成為主流的意識形態，才開始塑造平民的性格。
胡適回國之後，遇到同樣的困境：上層社會的精英團體看不起胡適推廣的白話文。曾經翻譯過上百部西洋小說的翻譯家林琴南就說，白話文流傳於“引車賣漿者流”之間的語言，過於鄙俗。
西方學習的方法、留學期間刻苦攻讀古書，在此刻都派上了用場。胡適撰寫了《中國哲學史大綱》，舊有的材料，配合上新的分析方法，提出了新的觀點，並且打通了上層思想和民間思想的隔閡，成就了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思想史。
拜倒在黃侃門下的傅斯年很快轉投到了胡適門下，直接導致了黃侃對胡適的怨恨。而受到胡適的啟發，顧頡剛將自己零散的知識穿了起來，後來發展出了”古史層累學說“。
《中國哲學史大綱》直接奠定了胡適的學術地位，也說明他並非不擅長乾嘉以來的樸學，更不是不擅長古文，而是希望藉助白話文的通俗易懂，改造社會，提升全體國民的文化素養。
在胡適之前，梁啟超就曾經提倡過用一種淺顯的文言文體代替文言文，著名的《少年中國說》就是梁啟超的嘗試，只可惜即便是如此，對於當時擁有九成以上文盲的中國來說，普及的難度還是相當大的。
胡適藉助《中國哲學史大綱》得到了文化精英團體的認可，有了傳統學術功底的背書，他再去推廣白話文，引領新文化運動的風潮，就容易的多了。
直到今天，為什麼還要閱讀胡適，答案很簡單：他教會我們學會懷疑，教我們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他教會我們將一切學說思想都當做待證的假說，再來考慮思想所造成的結果。
胡適，他並不是一個無所不知的完人，他的觀點可能是錯誤的，但是他絕不會將自己的想法灌輸給你，讓你必須接受。
胡適說過，人類的現狀是先人的智慧和愚蠢造成的，而後人如何評價我們（智慧還是愚蠢？），就要看我們盡了哪些職責了。
當今的時代，以單純讚揚或批評的口吻來談論胡適，都是不可取的。回顧胡適，目的並不是停留在胡適那裡，而是超越他，站到思想的新高度上。
人類永遠無法預知未來，正因為如此，人類未來的走向才會因為每個人的努力而改變。我想，這才是胡適想要看到的，也是我們回顧胡適的真正意義所在。
論學問，沒啥硬貨。但他是西方哲學大師的弟子，在美國有很多人推舉他，所以，想與美國搞好關係，胡適是有很大利用價值的。
在中國近代的文化思想史上，胡適是一個無法繞開的人物。無論是他的簇擁者，還是他的反對者，都會不約而同地承認，胡適是近代中國最重要、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
胡適的地位之所以如此崇高，大部分原因是因為領導了新文化運動。以“德先生”和“賽先生”為旗幟的新文化運動，儘管以文學改良為開端，但影響到了現代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
很多人不禁會問，為什麼當時年僅二十七歲的胡適，能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是不是“時無英雄，讓豎子成名”呢？下面就來探討一下胡適成為領袖的具體原因。
自從工業革命之後，東西方之間生產力的差距越來越大。十九世紀，歐洲憑藉先進的科學技術，以及文藝復興以來進步的人文思想，成為了世界的中心。
鴉片戰爭中英國用炮火轟開了清帝國的國門，古老的東方大國艱難而又恐懼地開始了救亡圖存的道路。
而讓華人真正徹底感受到亡國威脅的則是中日甲午海戰。梁啟超說，“吾國四千餘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臺灣償二百兆以後始也。”
清政府統治的最後十年，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向歐洲和日本派遣了相當規模的留學生，這些留學生在後來成為了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力量。
清政府滅亡之後，尋找出路依舊是社會的主要需求，而社會需要一種思想來滿足這種需求。這種思想去哪裡尋找成為一個很大的問題，思想界也就出現了空白。
實際上晚清以來，不管是廟堂之上，還是江湖之遠，一直被“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籠罩。但是保守的清政府害怕失去權力，在改革上謹小慎微；活躍於民間的組織力量微弱，想要大刀闊斧卻只能流於空談。
一直以來，由於文字和文化上的相似，從而推出中國和日本社會結構也相似的結論。實際上，這個結論是錯誤的。
日本在歷史上基本上就不是和中國一樣的大一統國家，明治維新造成的社會轉變，實際上是中國周秦之際分封向郡縣的進化，從這一點上來說，明治維新實際上是日本走出中世紀的過程。這就造成了日本翻譯西學在需求上和中國具有根本差異。
本身日本翻譯西學的要求和中國就不一樣，導致從日本引進到中國的西學有的已經背離原意。梁啟超也好，章太炎也罷，他們只學的二手西學的皮毛，當時國家急需這類思想，他們只好囫圇吞棗，起到思想播種的作用，華人想要繼續深度瞭解，他們想做，卻也無能為力。
那麼，填補思想空白只好寄希望於系統學習西學的海外留學生，胡適這個時候正好出現，不得不說恰逢其時。
海外留學生如此之多，胡適能夠脫穎而出，一躍成為新文化運動領袖，在偶然之中也有必然。偶然是因此確實機遇擺在了面前；必然是因為胡適一直在為傳播思想做準備。
我們後來看到胡適回國後的種種作為，不過是胡適厚積薄發的結果。
網上流傳的胡適日記，內容顯示胡適大部分時間都在打牌，實際上這是斷章取義。胡適喜歡打牌不假，但是流傳的日記片段是胡適在放假期間的所作所為，而且檢閱胡適日記所有的內容，可以清晰地看到胡適在美國留學期間十分刻苦。
作為舊時代出身的讀書人，胡適雖然在後來極力提倡白話文，但是他的舊學功底同樣深厚。這固然來自小時候私塾啟蒙，和他自己嚴格要求自己也有莫大關係。
胡適到美國之後先是入康奈爾大學攻讀農科，為什麼選擇農科呢？這是家裡人替他做的選擇。胡適考取工費留美之後，他的二哥胡洪騅為他送行，臨行前囑咐胡適要學習實用的學科，比如鐵路、礦業，一來可以振興家業，二來可以為國效力。
到了美國之後，胡適出於經濟方面的考量，選擇了農科，美國農科學費全免，省下來的錢可以補貼家用。
而胡適後來選擇的文學、哲學，正是二哥叮囑他不要學習的。雖然，沒能選擇自己喜歡的專業，不代表胡適放棄了對人文學科的學習。在康奈爾大學上學期間，除了完成所修專業只是以外，他開始圈點中國古典書籍，包括《左傳》、《說文》、《杜詩》、《詩經》等等名著。
遠在美國的胡適，並非只是“一心只讀聖賢書”的書呆子，他時刻關注著國內發生的重大事件，不論是民國採取美國式的議會制度，還是後來宋教仁被刺，甚至是袁世凱稱帝，他都進行了詳細的瞭解。沒有這些作為基礎，漂泊海外七年的胡適，不可能在回國後，立刻適應國內的社會環境。
關心國內新聞的同時，胡適的求學軌跡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他先是轉到了康奈爾大學文學院，後來又考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院，師從約翰·杜威。
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完整的歷史記錄，而唐詩宋詞的繁榮昌盛，也讓我們以詩的國度自詡。但是胡適看到的情況卻完全相反。
胡適的同學，不論是來自於德國、法國，俄國甚至巴爾幹地區，都對本國的歷史文化和文學瞭如指掌，而大部分的中國和美國學生對這一切卻茫然不知。
彼時的美國剛剛成立一百多年，根基尚淺，本國文化尚未形成系統，學生不知道尚有情可原，而中國的留學生如此表現，足以讓人感到憤怒，“怒其不爭”。
更令胡適感到恥辱的是，他的老師批評他們弊病在於不研究中國舊學，認為那是過時的文化，批評完之後，馬上談論起了朱熹文化上的貢獻。
這一幕又一幕在胡適心中打下了深深地烙印。他更加嚴格要求自己，每天讀書至少六個小時，哲學為主，政治、文學、科學為輔，並且展現出了捨我其誰的勇氣：任重道遠，不得不及早計劃。
胡適改修哲學之後，自己的天分得到了施展，並得到了導師杜威的認可，1917年回國之後，馬上填補了思想界的空白。
每讀到中國思想史，總有一種感覺：彷彿哪裡不對，卻又說不出來。後來才明白，那種以百家爭鳴為開端，按照歷史順序講解的思想史根本就是錯誤的。
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說，孔子是春秋時期偉大的思想家，這個說法不準確，孔子是春秋時候的人，可以他的思想得到發揚光大一直要到漢武帝“獨尊儒術（當然，是否獨尊儒術還是有待商榷）”時期，而孔子在世的時候用自己的話說，彷彿喪家狗。
用後人的看法去看古代的思想發展，往往會有一種主觀的錯誤，即便拋開這種看法，思想史的寫作也是一種上層思想的書寫，完全沒有涉及到民間思想，甚至可以猜測，即便是漢武帝大力推行儒家時期，民間佔主流的思想依舊是上古時期遺留下來的宗教崇拜，真正到了魏晉時期，儒家才滲透到民間，成為主流的意識形態，才開始塑造平民的性格。
胡適回國之後，遇到同樣的困境：上層社會的精英團體看不起胡適推廣的白話文。曾經翻譯過上百部西洋小說的翻譯家林琴南就說，白話文流傳於“引車賣漿者流”之間的語言，過於鄙俗。
西方學習的方法、留學期間刻苦攻讀古書，在此刻都派上了用場。胡適撰寫了《中國哲學史大綱》，舊有的材料，配合上新的分析方法，提出了新的觀點，並且打通了上層思想和民間思想的隔閡，成就了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思想史。
拜倒在黃侃門下的傅斯年很快轉投到了胡適門下，直接導致了黃侃對胡適的怨恨。而受到胡適的啟發，顧頡剛將自己零散的知識穿了起來，後來發展出了”古史層累學說“。
《中國哲學史大綱》直接奠定了胡適的學術地位，也說明他並非不擅長乾嘉以來的樸學，更不是不擅長古文，而是希望藉助白話文的通俗易懂，改造社會，提升全體國民的文化素養。
在胡適之前，梁啟超就曾經提倡過用一種淺顯的文言文體代替文言文，著名的《少年中國說》就是梁啟超的嘗試，只可惜即便是如此，對於當時擁有九成以上文盲的中國來說，普及的難度還是相當大的。
胡適藉助《中國哲學史大綱》得到了文化精英團體的認可，有了傳統學術功底的背書，他再去推廣白話文，引領新文化運動的風潮，就容易的多了。
直到今天，為什麼還要閱讀胡適，答案很簡單：他教會我們學會懷疑，教我們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他教會我們將一切學說思想都當做待證的假說，再來考慮思想所造成的結果。
胡適，他並不是一個無所不知的完人，他的觀點可能是錯誤的，但是他絕不會將自己的想法灌輸給你，讓你必須接受。
胡適說過，人類的現狀是先人的智慧和愚蠢造成的，而後人如何評價我們（智慧還是愚蠢？），就要看我們盡了哪些職責了。
當今的時代，以單純讚揚或批評的口吻來談論胡適，都是不可取的。回顧胡適，目的並不是停留在胡適那裡，而是超越他，站到思想的新高度上。
人類永遠無法預知未來，正因為如此，人類未來的走向才會因為每個人的努力而改變。我想，這才是胡適想要看到的，也是我們回顧胡適的真正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