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獄是指從文人著作中發現對清政府不滿的言辭而加以治罪的獄案。蕭一山在《清代通史》中曾說，順康雍乾時期，針對文字獄的風格各不相同，順治帝為“放任政策”，康熙帝為“懷柔政策”，雍正帝為“調和政策”，乾隆帝為“壓制政策”。總體來說，文字獄歷朝皆有，但次數之多、程度之重，沒有比清朝更厲害的。

乾隆朝共有兩次文字獄高峰，第一次從乾隆十六年（1751年）至四十一年（1776年），第二次從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至四十八年（1783年）。乾隆十六年（1751年），發生“偽孫嘉淦奏稿”案，此後文字獄愈演愈烈。

乾隆二十年（1755年），為打擊鄂爾泰、張廷玉兩派，乾隆帝策劃了胡中藻案。胡中藻，號堅磨生，江西新建（今南昌市新建區）人，乾隆元年（1736年）進士，官至內閣學士。胡中藻著有《堅磨生詩》，其中有“一把心腸論濁清”之句，乾隆帝望文生義，曲解詩句，痛斥胡中藻譏訕朝廷。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奏稱：“胡中藻違天逆道，覆載不容，合依大逆，凌遲處死。”乾隆帝興起此案的目的，在於消除威脅皇權的朋黨勢力，因此並沒有大肆株連，只將胡中藻從寬處斬，其老母、弟弟被免去罪責，與案件有牽連的鄂爾泰之侄鄂昌被賜自盡。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王錫侯《字貫》案發。王錫侯（1713—1777），文學家，善於考證字音字義。他對《康熙字典》做過精深研究，認為《康熙字典》雖然收字很多，但使用者查到字卻不能知其所有組詞用法，而且字與字之間沒有聯絡。於是他想出“以義貫字”的方法，加以補強，並稱“字猶零錢，義以貫之，貫非有加於錢，錢實不妨用貫，因名之曰《字貫》”。全書分天文、地理、人事、物類四大類，共四十卷。不料有人訐告王錫侯作《字貫》一書，將《康熙字典》和其他各書並列，只視為一家之言，且書中對康雍乾三位皇帝之名字直接書寫，不加避諱。后王錫侯獲死罪，為該書題識的官員獲罪，查辦此案的總督、巡撫、布政使、按察使皆革職治罪，尤其是江西巡撫海成，本是查辦禁書最為出力的官員，江西一省經其禁燬的書就多達八千餘種，仍因此案交刑部治罪。“自字貫之獄興，清一代無敢復言字書者。”

徐述夔《一柱樓詩》案也發生在第二次高峰期。徐述夔，字賡雅，江蘇東臺人，乾隆年間中過舉人，當過知縣。他去世後，其子刊印《一柱樓詩》以紀念亡父。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其仇家蔡嘉樹檢舉詩中辱罵清廷，指集中詩句“舉杯忽見明天子，且把壺兒拋半邊”，用“壺兒”喻“胡兒”，意在詆譏清朝。乾隆帝批示：“徐述夔身系舉人，卻喪心病狂，所作《一柱樓詩》內繫懷勝國，暗肆底譏，謬妄悖逆，實為罪大惡極！”當時徐述夔及其子已死，但仍被開棺梟首示眾，子孫、族人也都被處斬。沈德潛老年才入翰林，乾隆帝憐惜他老有所成，數年之間擢為卿貳，乞休後，賜尚書銜，在籍食俸，榮寵一時。可是因為他曾給徐述夔本人作過傳，又有“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的詩句，乾隆帝也沒有放過他，將其生前的官爵及在鄉賢祠中的牌位統統撤掉。

文字獄對清代學術思想的打擊實在太過慘重。

一百四十多起。都是咬文嚼字，牽強附會，無事生非，他的愛好是親自翻書一個字一個字的挑錯。直到晚年才停止，估計是沒精力了。他是學雍正的作風，例如雍正的維民所止，清風不識字案。而且修四庫全書搜全國書籍更激發了文子獄規模。相比之下，康熙年間的主要是史書問題。

一書生在書房看書，一陣清風襲來，將攤在書桌上的書頁吹起，書生有感而發，信手拈來，研"墨揮毫:

清風不識字，

何必亂翻書?

而後哈哈一笑，將紙箋團起，扔於紙蔞。不料被奸人所撿，以謀反之名將書生告發，書生一家數十口，被朝廷滿門抄斬，血流成河，告發者加官進爵，福祿無數……

這就是文字獄。

令人不寒而顫毛骨悚然。

乾隆時期搞文字獄的歷程，是依循“寬——緊——寬”的軌跡。

乾隆，就是清代的高宗皇帝，名字叫愛新覺羅·弘曆，他前後一共在位六十年之久，起止時間為公元1736年至1796年。

乾隆剛剛繼位的前16年，沒有搞什麼文字獄，因為他一心要做一個與父親雍正不同的皇帝。雍正的執政風格就是剛猛，對臣下非常苛刻，動輒抄家，朝廷上下雖然不敢公開批評，但一直對雍正很不滿，認為這個皇帝沒有人情味。雍正沒有好人緣，一直生活在背叛與血腥的政治鬥爭之中，活的非常辛苦，最後含恨而終。乾隆知道父親名聲不好，一心想做一個宋仁宗一樣的寬厚之主，所以一上臺就做了很多對官員來說的好事情。雍正在位的時期，厲行反貪，到處追債，官員死了沒有用，兒子孫子償還，官員們在雍正手下幹活戰戰兢兢，幹好了是應該的，幹不好可能小命不保，小命沒有了，還要連累後代子孫。一個字，苦。乾隆登基後，大方的說，你們的錢就不要還了，立即在朝廷上下贏得滿堂彩，個個誇讚乾隆是有為五好青年。雍正在位的時候，還整了幾個親弟弟，什麼老八，老十幾個，關的關，流放的流放，還把他們提出皇族。雖然也許雍正有苦衷，但他這樣的行為在倡導孝悌的儒家來看，簡直是不可理喻，總之，就是“沒德”。連親弟弟都整這麼慘，這還能算是一個仁義的好皇帝嗎？乾隆知道老爹在皇族裡面積怨很深，待他一繼位，立即恢復了幾個叔叔的人身自由，該放的放，還把踢出皇族的叔叔恢復身份，給錢給米給爵位。這一來，乾隆又贏得了皇族的一片美譽，獲得了宗族勢力對他的支援。

乾隆舒舒服服的幹了16年，到處是交口稱讚。到了乾隆十六年，一件事情徹底激怒了皇帝，是文字獄大興的起點，那就是偽造孫嘉淦奏稿案對乾隆的刺激。原來，乾隆打算第一次南巡，南巡得費錢，於是，江南的兩個低階官員偽造了大臣孫嘉淦的奏稿，在裡面對乾隆展開了凌厲的批評，意圖透過輿論，讓乾隆不要去江南給老百姓找麻煩。孫嘉淦是一個有名的言官，清代的海瑞，偽造他的奏稿，比較讓人信服。乾隆發現了這個事情，非常氣憤，下令追查，結果發現這個偽造的奏稿在全國到處都是。乾隆既憤怒，又失望——我對你們這麼好，你們還造我的謠。真是沒有良心的天殺！

於是，乾隆開始了歷時幾十年的文字獄大行動。有史料可查的知名文字獄案件就有130多起，遠遠超過他老爹雍正時期。乾隆統治的後8年，乾隆感覺該殺的也殺了，敢燒的也燒的差不多了，全國上下都是唯唯諾諾的奴才，他的氣也出夠了，於是，他開始對文字獄有所寬鬆。

乾隆之後，嘉慶、道光等朝的文字獄就比較罕見了。可見，文字獄已經成為乾隆一朝的標籤。

清代文字獄，主要發生在康雍乾三朝。祖孫三個皇帝，對文字獄的態度與處置，是不一樣的。

聖祖玄燁的風格，可以“寬仁”二字概括；世宗胤禛，稍嫌“操切”，但非全不講理者；高宗弘曆，則一味採取高壓政策，不講道理，不講誠信，諡之為“恐怖主義”，亦不過分。

祖孫三代何以每下愈況如此？難道是個性迥異所致？曰：非也，時勢使然也。

康熙之世，版圖尚不穩固，帝王心力所注，除了軍事上的勝利，還須儘量籠絡人心，因此，對文字思想上的“出軌”，不遑吹求。

雍正之世，征伐稍定，則以整頓吏治為執政之關鍵問題，其被人詬病之“特務政治”（以設立軍機處和密摺制度為表現形式），所針對者不過是官僚系統，並未過度擾民；至於屠戮功臣及宗室，那更是所謂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無庸後世論史者為之寄託情感。而他處理文字獄的手法，如曾靜案，固然不能排除個性上爭強好辯的因素，但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他對執政合法性的隱憂。一方面，儒家學說為滿洲入主中原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論資源，如“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撫我則後，虐我則仇”；另一方面，儒家學說中的一些內容又可以動搖其合法性，如華夷之辨、正統之爭。胤禛認為，光靠禁絕異議、殺戮士人，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些爭端，因此，才會不顧身份懸殊，與曾靜進行“平等辯論”。然欲在君主專制的框架內解決此一思想爭端，僅憑論戰，收效絕不樂觀，此不贅言。

弘曆無疑察覺到其父以辯服人之術收效不大，故改弦更張，一變而為嚴禁辯論。他能夠這麼做，得力於時代背景，亦即前述之“盛世”。

乾隆治下，雖有所謂“十全武功”，然較諸康、雍時代之軍事，實為易了；文官系統，經康、雍二帝整頓重新整理，漸至帖服；民眾生計，在“永不加賦”、“耗羨歸公”之後，亦趨安康。正是在“盛世”的背景下，弘曆方有可能肆無忌憚的“摧折士氣”而不致害怕引起除士人以外的反彈；此即錢穆之所以控訴清廷

“一面箝制士大夫，而一面則討好民眾”也。

亂世無所謂文字獄，昏君也缺少興辦文字獄的“學養”，只有在“盛明天子”治下的“盛世”，才會有文字獄的繁榮。乾隆一朝是“盛世”，弘曆亦自詡為“盛明天子”，那麼，乾隆一朝，文字獄蔚為盛況，在二千年帝制史中獨佔鰲頭，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文字獄的始作俑者很難考究，但登峰造極者非乾隆莫屬

當然要論文字獄，他爹雍正也算得上一個，最著名的莫過於“維民所止”。

1726年，禮部侍郎查嗣庭在江西主持考試，題目中有“維民所止”一句，雍正立馬聯想到這是砍掉自己的頭，訊息傳到江西，查嗣庭當即自殺，雍正更氣憤了，竟然不等我的聖旨到，就私自自殺，這還了得，下令鞭屍，全家處斬，親屬發配寧古塔。

1、文字獄成為統治者一種合法的謀殺手段

本質上看，文字獄是統治階級的自卑感造成的，當權者有內心潛在的罪惡感和自卑感時，對別人的一言一語，總喜歡第一時間自我代入，充分曲解，然後無名火起，惱羞成怒，快意恩仇。正如禿子見不得別人議論電燈泡一樣。比如留辮子，我不知道滿清的統治者為什麼如此熱衷漢人留一根形如猴子尾巴一樣的辮子，甚至不惜藉助恐怖手段達成目的，然後又高度心虛，以致神經衰弱，像警犬一樣在漢人知識分子的字裡行間嗅出轉彎抹角的揚眉吐氣。

2、文字獄防不勝防，士大夫們永遠做不到三頭六臂，從各個角度去考究文字可能的曲解，只顧當前興致所然，脫口而出，吟詩結集。而後果是災難性的。

下面我稍挑幾個熟悉的案列來分析以下乾隆的自卑心理：

徐述夔，乾隆朝已故老人，著有《一柱樓詩》，詩中有“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這句大大戳傷滿清的自尊心，間接含義就是諷刺滿清是夷狄胡人大老粗，擾亂中原的秩序。要說文化水準，滿清的皇帝都很自詡，康熙博古通今，不僅遍覽經史子集，而且還跟傳教士深研過歐幾里得《幾何原本》，有著不凡的數學功底，雍正、乾隆更是不敢荒廢，尤其是乾隆，他一生作詩近兩萬餘篇，號稱十全老人，當然很多都是湊數，說道乾隆寫詩，不得不在此曝光他的醜聞。沈德潛，曾任禮部尚書，乾隆非常賞析他，作詩時常請他刪改，才思枯竭時，還秘密地請他捉刀代筆，本來這事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的事情，事實上沈德潛一直到死保守秘密，也不知是乾隆做賊心虛還是內心好奇，要沈德潛的兒子把他老爹生前的作品統統呈現上來。他兒子滿以為皇帝看得起，興奮地把詩集全部呈給了皇帝，誰知皇帝沒翻幾頁，就惱羞成怒，下令剖棺剉屍，家屬永不錄用。原來乾隆發現詩集中竟然收錄了幾首為自己捉刀代筆的詩。大大傷害了乾隆的虛榮心。當然乾隆不能以此為由，自己打臉罪加於人。辦法還是文字獄，湊巧讓他發現《詠黑牡丹》中有一句：“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文字昭然若揭，懲罰合情合理，大快人心。即掩蓋了虛榮心，又彰顯了皇恩浩大：不放過一個亂臣賊子，哪怕是死人。

文字獄打擊面之廣，駭人聽聞，不僅俗世的知識分子廣受牽連，就連隱逸山林的僧侶道士也不能倖免。賈仕芬，北京白雲觀道士，只因其咒語中一句：“天地聽我主持，鬼神歸我驅使”就被雍正斬首。

無論活著或死去，都不能逃脫文字獄的打擊。尹嘉銓，年逾七旬，大理寺任上退休，賦閒鄉里，自稱“古稀老人”，這本是一句成語式的口語，不知道怎麼傳到千里之外的乾隆的耳朵裡。乾隆心想：我自稱“古稀老人”早已佈告天下，田舍老漢孤陋寡聞，如此說說倒還算了，你作為正部級高官，怎敢自稱古稀老人，這不是大膽妄上！結果可想而知。

乾隆靠政治手段打擊臣民，謀求文學地位。沒有哪一個皇帝有如此可惡。仔細一想，從片面追求“十全老人”的角度來看，也無可厚非，皇帝也是人，也想貪小便宜，也有人格缺陷。只不過披上極權外衣後，有點無所欲為而已！

清代的文字獄，主要發生在康熙、雍正與乾隆三朝，祖孫三代每下愈況。

儘管乾隆一朝被人譽為“盛世”，弘曆也自詡“盛明天子”，然而，乾隆一朝的文字獄案件總數達140 多起，對於涉案重犯，動輒滿門抄斬、誅滅九族。乾隆製造的文字獄捕風捉影之荒唐，株連之廣泛，處理之嚴酷，在二千年帝制史中也是獨佔鰲頭。

乾隆皇帝在登基之初也曾“廣開言路”，報送到皇帝御前的獻策無論多麼千奇百怪、村鄙不經、粗陋無文，皇帝不過一笑置之，並未因此而開罪於人。但自乾隆十六年起，皇帝卻一反常態，突然大開殺戒。

那年八月，山西省一個叫王肇基的人，到官府投獻了一副詩聯，以祝賀皇太后壽誕。“恭祝皇太后萬壽，不過盡我小民之心，欲討皇上喜歡……”詩聯後附有一小段文字，詞句顛三倒四，但能看出來是評論時事之意，這人其實精神有點不正常。地方官將此事彙報給了皇帝，乾隆命將他“立斃杖下，俾愚眾知其所炯戒。”

從這起事件之後，因獻策獲罪的文字獄就連綿不絕。在這些獻文獻策案中，最讓人哭笑不得的是這樣一起：乾隆四十一年，山西臨汾一個31歲的秀才馮起炎，想獻一本自己所寫的書給皇帝。書的內容水平不高，但獻書的動機卻出人意料：居然是為了愛情。原來馮起炎家境貧困，難以娶妻，但對兩位表妹暗戀已久，想效仿娥皇女英之故事，把兩位佳人都娶進家門。他想象皇帝見書後會驚呼他為奇才，然後一高興，賜他銀冠玉帶，命他奉旨成婚。他的命運結局是，以“痴心迷妄”“欲瀆聖聰”之罪，“刺字發遣”，發配到黑龍江的冰天雪地裡，“給披甲人為奴”，在北大荒裡終老了此身。

清朝入關後，以“小族凌大國”的滿清統治者，為加強思想控制，壓制人口占多數的漢族民族反抗，不惜羅織文網，製造了多起“文字獄”大案。如康熙朝的《明史》案，《南山集》案，雍正朝的“維民所止”案，“清風不識字”案等。

到熟讀漢文化的乾隆帝繼位後，他更是望文生義、捕風捉影，將“文字獄”規模發展到歷史上登峰造極的地步。

清高宗乾隆帝：愛新覺羅·弘曆

除卻漢族文人語帶雙關的諷喻，如“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舉杯忽見明天子，且把壺兒拋半邊”“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之類皆遭滅門慘禍外，更多則是各種牽強附會，曲解辭章，

甚至到了只因為乾隆帝年滿七十時自稱過“古稀”，因此連退休官員自稱"古稀老人"都是“大不敬”而斬首的地步，（“古稀案”）

甚至連一部文人的《憶鳴詩集》都可以被認為是“鳴”與“明”諧音，憶念明朝，圖謀不軌，被乾隆帝御筆痛罵“喪盡天良，滅絕天理”。（“《憶鳴詩》案”）

乾隆帝還專門懲治那些查辦“敏感書籍、詩文”不得力、對人犯從輕發落的地方官僚，輕則罷官，重則賜死，被抄家殺頭不計其數。因此官員們愈加防微杜漸，對當時文人的詩詞文字，有殺錯無放過。據統計，乾隆帝制造“文字獄”130多起，遠超之前歷朝歷代之和。

哪怕是無限美化乾隆帝，把他塑造成一個慈祥和藹“皇阿瑪”的熱播電視劇《還珠格格》，女主人公“小燕子"，也是因為“文字獄”而被乾隆帝害得家破人亡，足可見乾隆帝的文字獄，已經成為中國清朝歷史不可磨滅的印記，讓後世作者讀之也心有餘悸，筆端不經意就流露過來。

電視劇《還珠格格》：乾隆帝

乾隆帝又令和珅、紀曉嵐等編修《四庫全書》，禁燬書籍高達3100種，15萬部以上，佔《四庫全書總目》收錄書目的三分之一，是以「清之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

在《四庫全書》編撰過程中，以紀昀紀曉嵐為代表的清朝官方文人，秉承乾隆帝意旨，大肆刪改所謂“字義觸礙者”，將滿清之前書籍的“胡虜“”夷狄“之類字樣儘可能刪減。甚至連李白《胡無人》、岳飛《滿江紅》這些古人著名詩句，都被大加篡改。

李白之《胡無人》改為《塞下曲》，【胡之腸，涉胡血，懸胡青天上，埋胡紫塞旁。胡無人，漢道昌。】，被改成【壯士投戈同歃血。策名丹霄上，揚威紫塞傍。武功成，漢道昌。】

岳飛之《滿江紅》，【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被改成了【壯志肯忘飛食肉，笑談欲灑盈腔血。】

幸喜黑暗腐朽的滿清王朝終究滅亡，否則我們後人再不能看到李太白嶽武穆的傳世經典，不知悉其本意，縱是在吃糠喝稀的所謂"康乾盛世"下苟延殘喘，也不過是一群坐穩奴隸的可憐人了。

對乾隆帝的“文字獄”和《四庫全書》，魯迅先生的評價入骨三分：

【文字獄不過是消極的一方面，積極的一面，則如欽定四庫全書，於漢人的著作，無不加以取捨，所取的書，凡有涉及金元之處者，又大加以修改，作為定本。現在不說別的，單看雍正乾隆兩朝的對於華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驚心動魄。全毀、抽毀、剜去之類也且不說，最陰險的是刪改了古書的內容。】【乾隆朝纂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為一代之盛業的，但他們卻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內廷，還頒之文風較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的作者裡面，也曾經有過很有骨氣的人。】——魯迅《病後雜談之餘》

這種種樁樁的文字獄，持續百餘年時間，殺盡了所有懷戀前朝、不忿滿清統治的聲音，更殺得舉國文士膽戰心驚，只敢埋首於完全脫離社會現實的古文分辯論證中，把精力投身到繁瑣的義理、訓詁考據裡，即所謂“爭治詁訓音聲，瓜剖釽析”，“錮天下聰明智慧使盡出於無用之一途”的乾嘉學派，眾多學者，盡成尋章摘句之老鵰蟲。這也必然導致了整個中國的文化思想禁錮、科技發展停滯，遠遠落後於正在近代化飛速發展的歐美列國。

公元1776年，喬治·華盛頓、傑斐遜、富蘭克林等人，起草釋出《獨立宣言》，美國獨立運動開啟；

公元1789年，法國大革命，《人權宣言》釋出。

波瀾壯闊的時代脈搏，此起彼伏的風雲湧動，兩座人類文明史的不朽豐碑相繼發表，而同一個地球上的神州大地，卻在乾隆帝的治下，萬馬齊喑，一片死寂。

乾隆帝除了在眾多價值連城的卷軸書畫上胡亂蓋章，在各地名勝古蹟到處題寫他那些拙劣不堪的歪詩謬論外，更自撰了許多諸如《御批歷代通鑑輯覽》之類的“御製文章”，自以為“可非一世之書，可萬世之法”，要替子孫後人定下一切法度規矩，不使逾越。

就連乾隆帝提前讓位給他兒子嘉慶帝，也只是一場沽名釣譽、妄自比擬堯舜的“內禪”鬧劇，其實直到死前仍然攥緊大權不肯放鬆。結果是他屍骨未寒，剛死沒幾天，因形同傀儡而潛藏深深不滿的嘉慶帝，就迫不及待處死了他最信重的大臣，連“子三年無改父之道”的古訓也顧不得了。

乾隆帝死後不過百餘年，滿清王朝覆滅，愛新覺羅·弘曆的墳墓被開，屍骨被掘，其人生前窮奢極欲，死後碎屍裂骨，為天下笑，正可謂此酋生前支使一干文娼，歪曲我華夏曆史、篡改我華夏經典、毀滅我華夏文華的報應！

——天理迴圈，天道輪迴，報應不爽，快哉快哉！

不論乾隆在位期間有多大的功績，都掩蓋不了他的弊政，文字獄可以說是弊政中的大端。

郭成康、林鐵鈞先生所作的《清朝文字獄》一書中，載列了142起，為中國曆代統治者的最高紀錄。乾隆時期文字獄的分佈疏密不均，乾隆四十至五十年間最密，為高峰期，此後峰勢陡然跌落，主宰者由狂熱變為厭倦。

臣民因文字致禍的原因大約有五種：其一，表露反清排滿的情緒和意念；其二，字句“僭妄”或犯諱；其三，發洩個人怨憤怒甚至謗議時政；其四，編造“妖言”，煽惑人心；其五，炫才表忠，邀恩請賞。

上述一至四可以理解，第五條就有點難以理解了，表忠心怎麼會遭遇文字獄呢？我來試舉一列：

乾隆十六年（1751）八月，原籍直隸平山縣，流寓山西介休的窮書生王肇基，乘皇太后生辰之機向汾州府同知衙門投獻祝壽詩與聯。據檔案記載，詩聯雖然字句鄙俗，尚有頌聖之意，山西巡撫阿思哈奏摺中稱王肇基所附《敘後》“妄議國家事務，指斥文武大臣，謗毀聖賢，肆其狂吠，悖謬已極”。 王肇基當即被捕後，供稱：如今是堯舜之世，我何敢有一字謗訕？實系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故此將心裡想著的事寫成一篇來呈獻的，至於那孔孟程朱的話，亦不過要顯我才學的意思……只求代我進了此書，我就有官做了。”

話說得明明白白，辦案大吏阿思哈卻當作“囈語”，上奏說王肇基“類似瘋顛”。經過一再審訊、奏請，乾隆傳諭將王肇基“立斃杖下”，其母、妻押回直隸原籍交地方官安插。

文字獄的惡劣影響

魯迅先生曾經這樣說過：“大家向來的意見，總以為文字之禍是起於笑罵了清朝，然而，其實是不盡然的”，“有的是魯莽，有的是發瘋，有的是鄉曲迂腐，有的是不識忌諱，有的則是草野愚民，實在是關心皇家。”

由於乾隆時期嚴厲的文字獄，民間相互揭發告密，往往以細微仇嫌，陷人死罪，官吏們怕失察受責，故意羅織罪狀，張大其詞。文字獄的惡劣影響，使得知識分子對現實，甚至對歷史不敢議論，噤若寒蟬。龔自珍先生說：“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梁謀。”，正是乾隆時期文人心態的一個真實的共同寫照。

清朝乾隆年間炮製的文字獄大概有一百三十起左右，文字獄對中國文化的危害是極其嚴重的，既導致了很多作品被禁燬、篡改，又使得很多讀書人被處死或者全家被株連。

其餘的讀書人因此而不敢再任性撰寫，明哲保身，或者將畢生精力轉移到危險性較小的考證之學中，考證之學也因此而空前發達。

履興的文字獄，剝奪了讀書人獨立、自由的思考、思想能力，使之成為精神上的“太監”，造就了無數麻不不仁的奴才和愚民，單從這一點來說，清朝絕對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最邪惡的王朝之一！

文字獄到底有多恐怖？能把讀書人逼成奴才！

乾隆年間的大才子紀曉嵐，憑藉過人的才華，本來應該著作等身，為後世留下諸多優秀作品，可遺憾的是，紀曉嵐除了一本《閱微草堂筆記》外，並無其它著作，究其原因，當是聰明過人的紀曉嵐見識到文字獄的恐怖之處，不敢隨心所欲去寫，以免引火燒身。

後來，紀曉嵐奉旨主持編纂了《四庫全書》，僅僅在此期間，乾隆皇帝就炮製了48起文字獄，接近乾隆年間全部文字獄總數的三分之一。

編纂《四庫全書》雖然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藉此搜查私人藏書，並嚴懲那些收藏有輕視滿人內容的書籍的人。這類書，以及包含有害於中國國防的地理和遊記類書籍也被銷燬。這些毀書行動之徹底，使得我們知道的被乾隆的文化顧問納入禁燬之列的兩千多種圖書從此銷聲匿跡。”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

“透過這項龐大工程，清廷實際上進行了一次文字清查（文學上的“宗教裁判”）工作，其目的之一是取締一切非議外來統治者的著作。編纂人在搜求珍本和全整文字以編入這一大文庫時，也就能夠查出那些應予取締或銷燬的一切異端著作。他們出善價收集珍本，甚至挨家挨戶搜尋。該禁的圖書是研究軍事或邊務的著作以及有反夷狄之說的評議，還有就是那些頌揚明朝的作品……”費正清·《美國與中國》

乾隆皇帝打著編書的旗號行毀書之實，聰明過人的紀曉嵐自然能察覺得到，於是，秉承皇帝的意思，透過編纂《四庫全書》對古人的著作進行“閹割”，將讀書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雄心壯志拋到九霄雲外。

紀曉嵐一介文人，手無縛雞之力，沒有能力去推翻清朝和改變現狀，又不甘心蟄居山野，籍籍無名一生，想要報效朝廷，就只能助紂為虐，淪為犬儒，在當時，這樣的讀書人又何止千萬！

文字獄穩定和鞏固了清朝的統治，但卻把中華民族推向了萬劫不復的深淵，乾隆等一批文字獄製造者，是當之無愧的民族罪人！

乾隆，清高宗愛新覺羅·弘曆，清朝第六位皇帝，定都北京之後的第四位皇帝。年號“乾隆”，寓意“天道昌隆”。在位六十年，是中國歷史上實際執掌國家最高權力時間最長的皇帝，也是最長壽的皇帝。

乾隆自詡“十全老人”，對自己的文治武功頗為自得。在文化方面，乾隆自稱“朕一書生皇帝耳”。乾隆的確是清朝的超級文青，是個極度熱愛並推崇漢族文化的皇帝，琴棋書畫樣樣精通。書法，畫畫，寫詩，鑑賞古玩都是乾隆皇帝的熱衷專案。乾隆寫詩寫了四萬多首，質量不高但是勤奮；書法崇拜趙孟頫，非常熱衷於題字作跋，御覽之下，必有跋語，駐蹕之處，自有題字，可謂是“愛新覺羅·牛皮癬”到處都是。據統計，乾隆已知的印章就有1000多方，文物上是處處留痕。

乾隆作為一個“書生皇帝”“文青皇帝”偏偏就是一個殺書生滅文化的劊子手，乾隆的陰陽臉兩面性在清朝表現得是淋漓盡致。乾隆帝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專制者，文字獄130多樁，佔整個有清一代文字獄的80%，乾隆年間的文網之密，文禍之多，創造了中國歷史上文字獄的頂峰。

一，拒絕滿人漢化

乾隆自己是個熱愛推崇漢文化的皇帝，但是他卻不允許別的滿人像他一樣漢化。從努爾哈赤開始就非常警惕滿人的漢化， 順治臨終時“罪己”曰:“漸習漢俗, 於淳樸舊制, 日有更張, 以致國治未臻, 民生未遂, 是朕罪一也”。如何保持滿人特色而不被漢人所同化，始終是清朝統治者的心病。乾隆精通漢文化，因而民族文化上自卑感格外強烈,，愈加感到儲存滿人自有文化之必要。

乾隆特別厭惡身為滿洲而以文人自居，像鍾音這樣久任督撫大員的滿洲官員，因為不關心武備，“自號文人”，也嚴加“申飭” 。乾隆甚至對滿族官員以通曉漢語、與文人墨客交接應酬為榮大加斥責。乾隆二十年,胡中藻《堅磨生詩鈔》案發,其唱和詩30多首中有與滿洲貴族、甘肅巡撫鄂昌唱和之作。鄂昌所作《塞上吟》亦稱蒙古為“胡兒”。乾隆帝下諭旨要求滿人“學習騎射，嫻熟國語(滿語)，敦崇淳樸，屏去浮華”，禁止與漢人文字來往。

二，大興文字獄，鉗制文人思想

清軍入關，以落後野蠻原始的少數民族統治華夏，文化上的落後和武力上的優勢，首先考慮的就是如何加強思想控制, 以防止漢族人民再次發動反抗鬥爭，尤其是對漢族士林的防範則更為嚴密。正如梁啟超所說的那樣:“滿洲人雖僅用了40日工夫便奠定北京, 卻須用40年的工夫才得有全中國, 他們在這40年裡頭對於統治華人方針, 積累了好些經驗, 他們覺得用武力制服那降將悍卒, 沒有多大困難, 最難纏的是一班‘唸書人’———尤其是少數有學問的學者, 因為他們是民族的指導人, 統治前途的暗礁都在他們身上”。

乾隆是“文青皇帝”，性好文學, 自謂“平生結集最於詩”， 他的文化素養和學術造詣, 恰成為摧殘文化學術的武器, 製造了大量文字獄。 據統計, 乾隆時期文字獄130多起, 超過了順治、康熙和雍正時期的文字獄的總和。 其捕風捉影之荒唐, 株連之廣泛, 處理之嚴酷, 創造了歷史之最。

乾隆三十九年,在諭旨中明令要查繳所謂的“違礙”“悖逆”的書籍,“其搜採各書,並自狹種族之愧,不願人以‘胡’字、‘虜’字、‘夷’字加諸漢族以外族人,觸其忌諱,於是譭棄滅跡者有之,刊削篇幅者有之。至明代野史,明季雜史、防禁尤力,海內有收藏者,坐以大逆,誅戮累累” 。乾隆看不得詩句中有“明”“清”“胡”等字眼,，徐述夔生前著有《一柱樓詩》,該詩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半邊”“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兩句,被乾隆帝認為是“叛逆之詞”。理由是:“壺兒”音同於“胡兒”,是在諷刺滿族人;“清風”諷刺滿族人沒有文化。另外,詩中有“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其中“明朝”的意思很明顯是“明天早晨”的意思,卻被乾隆說是詆譭本朝,眷戀舊國的表現。

三，禁書毀書，毀滅中華文化的根基

乾隆39年, 清政府曾下令全國讓私家獻書, 以便“匯登冊府”。由於藏書者“懼涉干礙”, 結果“應者寥寥”。乾隆很惱火, 命令各地官員:“應將可備採擇之書, 發單送館, 其或字義觸礙者, 亦當分別查出明奏, 或封固進呈, 請旨銷燬, 或在外禁棄, 將書名奏聞。”結果各省進書“不下萬餘種”, 凡有“詆觸本朝之語”的書“盡行銷燬”。為了防止地方官員隱匿不報, 乾隆在命令中警告說:“若見有詆譭本朝之書, 或系稗官私載, 或系詩文專集, 應無不共知切齒, 豈有尚聽其潛匿流傳, 貽惑後世者”, “承辦之督、撫等亦難辭咎”。經過如此大規模的搜查活動, 無數珍貴的歷史典籍被付之一炬, ，乾隆的這一舉措是秦始皇“焚書坑儒”以來的最大的文化浩劫。

乾隆帝親自發起的修纂《四庫全書》，實際上是一場徹徹底底的查書禁書毀書運動。據統計, 清乾隆編纂《四庫全書》時銷燬了對大清不利的書籍總數，據統計為一萬三千六百卷。焚書總數，15萬冊。銷燬版片總數170餘種、8萬餘塊。所以有的學者稱之為《四庫毀書》。

乾隆發起的文字獄禁書毀書，可以說是對中華文明的一大打擊，無疑是毀滅中國文化的根基，其損失是災難性的不可估量的。在文字獄的鉗制下, 整個社會不僅不敢創新, 並且拒絕接受新思想, 嚴重影響了中國古代後期思想文化的發展，“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清朝思想家龔自珍指出清朝統治者以語言文字罪人的深層用意是威懾知識分子,鉗制思想, 強化專制權威,即其提出的 “戮心”說: “戮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為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漸,或三歲而戮之,十年而戮之,百年而戮之。”

乾隆的統治應該說是很成功的，對中華民族來說卻是災難性，文化的專制造成了民族精神的孱弱、保守、僵化。

英華人 馬戛爾尼看得很清楚：“這個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狀況，嚴格地說是一小撮韃靼人對億萬漢人的專制統治”，“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的一百年裡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他時，他們實際上正在成為半野蠻人”。

文勝稻草消腹脹/別道監獄巡捕房/天工開物泰山禪/解詩新聞惜耳邊/苟瑟格蚤崩弦宮/精衛填海溫都蕩/割禮鴻線欲痴狂

文人觸怒統治者，歷朝歷代都有，這是知識分子與權力相遇的必然結果，但在中國，尤其以清朝時最為嚴厲最為慘烈，清朝時，又數乾隆朝的文字獄最多。

康熙時，有文字獄13起，雍正時有20起，而到了乾隆時，就有130起了。

這些文字獄五花八門，內容百出，有的純粹是胡亂附會。比如說內閣學士胡中藻寫了句詩“一把心腸論濁清”，在清朝國號前加個“汙濁”的“濁”字，實在大逆不道，胡中藻被斬首；有個叫蔡顯的學者，寫了句詠花的詩“奪朱非正色，異種盡稱王”，被說是影射滿洲“異種”奪取大明天下，蔡顯自然也是在劫難逃。

這種千奇百怪的“謀反”，還有很多種。在這樣的政策下，文人們怕得要命，哪敢多說一個字。為了避免挨刀子，大家便留了個心，把容易涉嫌違禁的字眼都換成了其他的字，或者乾脆空起來，搞得亂七八糟。

後來連“胡”、“虜”、“夷”、“狄”等也成了避諱，書籍中往往空格不刻。這等於是此地無銀三百兩，讓乾隆很不高興，下令不許胡亂避諱，否則嚴懲不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