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以為，陶淵明辭官歸隱以後，就成了貧下中農，生活質量一天不如一天，有時揭不開鍋還要去討飯。梁啟超甚至說他“不過廬山底下一位赤貧的農民”，“真是窮到徹骨，常常沒有飯吃”。但事實上，陶淵明並非窮得“叮噹響”的赤貧農民。陶淵明歸田後，適逢亂世，連年天災人禍，整個社會經濟停滯，物質匱乏，大家的日子都不好過。但陶淵明的祖輩已仕宦三世，是潯陽的名門望族，他出生後，雖家境中落，但也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陶家仍不失為有家產田業的官宦門庭。歸隱後，詩人的居地可考的就有上京閒居、園田居和南村等處，田莊別業則有西疇、南畝等處，西疇是陶淵明原有舊業，南畝是他癸卯年春開荒的新田，遠不止“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這首《乞食》詩被很多人看成是陶淵明晚年生活艱難的真實寫照和淪為乞丐的重要證據。但清人陶必銓指出這是借韓信乞食的故事以起興，故題曰《乞食》，不一定真有此事。而且《乞食》是詩人晚年遭災時所作，並非反映其平時生活狀況。詩人寫此詩的意旨，主要是讓子孫後代瞭解他在貧困的情況下如何勵志苦不論是詩人自己留下的詩作和有關史料記載，陶淵明歸田之初在上京的生活算是小康的，有酒有肉，有詩有情，一切是那麼的愜意。那些日子，詩人在家飲酒賦詩，琴書自娛，生活清閒。這時的他，過的是舒適的文人閒居生活。50歲以後，由於連年遭受自然災害，再加戰禍綿延，特別是義熙四年的一場大火使陶淵明晚年的生活確實受到一些影響，境遇確已非昔比。然而，他仍能“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常著文章以自娛”，勞逸結合，依舊悠然地生活，也不是一位赤貧的農民。陶淵明的友人中為官的為數不少，陶淵明與他們相交甚厚。陶淵明的晚年，與有“五斗米”俸祿的時期相比，生活狀況是有變化，但他除農業收入之外，另有教授生徒的酬資，還有顯貴的饋贈。至於故人延請，新知相邀，飯局一直不少，給詩人的資助也是司空見慣的了。如擔任江州刺史劉柳的後軍功曹顏延之與陶淵明是莫逆之交，過從甚密。葉喃所著《陶淵明傳》說：“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潛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說明陶淵明是欣然接受朋友饋贈的金錢的。所以，魯迅先生就斷言：“縱使陶公不事生產，但有人送酒，亦尚未孤寂人也。”還要看到，儘管在陶淵明留下的詩作中，確實有敘說自己的清貧景況，並寫有很多嘆“貧”苦“寒”之句。但這時他的“窮”，只是比起祖輩來要“窮”，晚年比起前半生要“窮”，比起門閥士族的鉅富來是“窮”。但是，他絕非一貧如洗，與真正的貧農相比，則要小康得多。陶淵明受到後人尊崇，有一點很重要，就是他的人品。他的隱士之路，是洗盡鉛華的本心選擇，他從來不標榜自己有清淳素雅的高尚人格，亦不曾嚮往如阮籍般的“超世而絕群，遺俗而獨往”，但他絕不趨炎附勢，不為五斗米折腰。當江州刺史檀道濟勸說陶淵明出仕，並試圖賙濟陶淵明時，他毫不猶豫拒絕了。這就是陶淵明的品格，他樂意接受農夫抑或好友的饋贈，只因為那一份純淨的情誼，但卻不能忍受任何帶有特殊用意的給予。不肯屈身於廟堂，即使貧寒度日，逍遙江湖，陶淵明無疑是自然之子，他熱愛自然，歌頌自然，最終歸於自然。他是不凡的凡夫俗子，眷戀於親情，執著於友情。他的一生，是詩意的一生，是淡泊的一生，是無憾的一生。

過的是精神上很快樂、肉體上很受難的生活。

精神上：悠遊自在，是他理想中的生活，想幹嘛就幹嘛，煮一杯濁茶，倚在古樹下看飛鳥歸巢。

肉體上：經濟沒有收入，食不果腹，時常靠人接濟，自己種的一點糧食根本不夠吃，身體虛弱導致疾病纏身，飽受病魔折磨。

所謂：魚與熊掌不可兼得！

萬丈紅塵千杯酒，千秋大業一壺茶。也都沒有講過他是餓死的。“田園詩人陶淵明，他不是餓死的。他隱居之後雖然過這耕耘的生活，可是卻能讓他的靈魂深處愉悅，如果他朝不保夕哪裡還能吟出什麼‘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詩呢？”只能餓死在東籬旁邊，這從反面，也證明了他不是餓死的。

當然，陶淵明晚年生活是不富裕的，這是肯定的，不過由於有刺史王弘、太守顏延之等朋友，對他皆有救濟，但是總體上還是比唐代詩人杜甫的生活閒適、寬裕的。

陶淵明不是餓死的。

我們無從得知陶某人具體死因，但有幾個史實關注下就大概可以推測出他隱居的生活狀態。一，魏晉南北朝是九品中正制，能當官的就不是白丁之家所以陶某人出生不窮甚至可能家道殷實。

二，屢次出仕又出世原因大多是不順心為什麼不順心真實原因只有他自己知道，能這麼任性至少說明他基本不用考慮生存問題

三，樂躬隴畝則是當時一種比較普遍生活狀態與心態，至少衣食無愁。

四，這哥們當年就是名仕，做官的朋友大把。

可能還有其他，這哥們最大的可能其實是鬱悶死。

應該不錯，起碼比莊子強多倍。心境閒適，必須有一定的經濟支撐。諸葛亮躬耕壟畝，也不是為了解決吃飯問題。是名士，真風流。尤其在魏晉南北朝，打鐵的不是鐵匠，喝酒的並不是真醉鬼，更多的是一種姿態。一句話，魏晉時代，千奇百怪。

陶淵明差不多是中國最早的田園詩人，是他最早發現了田園生活的寧靜美好。多少年來，很多人都向往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般自由自在的田園生活狀態。殊不知，這種生活狀態是建立在一定物質基礎之上的，陶淵明並不是純純粹粹的老農，靠務農維持家庭收入，別被他詩歌中的詩情畫意矇蔽了雙眼。

陶淵明在《五柳先生傳》中寫自己：“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彷彿居住環境真不怎麼地。又在《歸園田居》中寫：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可見他不是坐在那兒當地主，而是親力親為參加農事勞動，看起來非常辛苦。他晚年的《乞食》詩更讓人對他的生存狀況擔心不已，以為他幾乎要淪為乞丐了。

其實，陶淵明之所以敢率性而為，棄官不做，是因為他本身即使不做官，物質基礎也是過得去的。陶淵明的祖輩已仕宦三世，是潯陽的名門望族，陶淵明出生後，雖家境中落，但也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陶家仍不失為有家產田業的官宦門庭。歸田後，詩人的居地可考的就有上京閒居、園田居和南村等處，田莊別業則有西疇、南畝等處，遠不止“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歸田初，陶淵明在家飲酒賦詩，琴書自娛，生活清閒。這時的詩人，過的是舒適的文人閒居生活。種地什麼的，可以算作娛樂，也可以算作健身。

陶淵明的晚年，雖然沒有俸祿，農業收入也很有限，但是他另有教授生徒的酬資，還有顯貴的饋贈。至於故人延請，新知相邀，飯局一直不少，給詩人的資助也是司空見慣的了。所以，魯迅先生就斷言：“縱使陶公不事生產，但有人送酒，亦尚未孤寂人也。”陶淵明在《歸去來兮辭》中寫：僮僕歡迎，稚子候門。隱居了還有僕從，可見也窮不到哪去。真正的農民是臉朝黃土背朝天的，不會有他這麼多的享受。

陶淵明的閒情逸致，對田園生活的喜愛源自隔絕官場的虛偽和俗務，而不在於種地本身的樂趣。他是田園生活的體驗者，一個旁觀者，而不是一個農民企業家，如果純純粹粹地種地開荒，想必那種詩意跟他是絕緣的。

陶淵明（352或365年—427年），名潛，字淵明，又字元亮，自號“五柳先生”，私諡“靖節”，世稱靖節先生，潯陽柴桑人。東晉末至南朝宋初期偉大的詩人、辭賦家。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參軍、鎮軍參軍、彭澤縣令等職，最末一次出仕為彭澤縣令，八十多天便棄職而去，從此歸隱田園。他是中國第一位田園詩人，被稱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 ”，有《陶淵明集》。

義熙元年（公元405年）八月，淵明最後一次出仕，為彭澤令。十一月，程氏妹卒於武昌，淵明作《歸去來兮辭》，解印辭官，正式開始了他的歸隱生活，直至生命結束。此時的淵明，政治態度入於明確的時期，思想上也入於成熟的時期。不同於之前的躬耕生活，這時的他是有意識的了：他這樣做，而且也明白為什麼要這樣做。他以往的田園生活似乎是中小地主，此時卻是勞力出的更多，也就是更接近於一般農民的生活。期間他創作了許多反映田園生活的詩文，如《歸園田居》五首、《雜詩》十二首。

義熙四年（公元408年）六月中，淵明家中火災，宅院盡毀，被迫遷居。義熙十一年（公元415年），朝廷詔徵他為著作佐郎，淵明稱病沒有應徵。義熙十四年（公元418年），王弘為江州刺史，約於此年或稍後一二年結交淵明，二人之間有軼事量革履、白衣送酒。元嘉元年（公元424年），顏延之為始安太守，與淵明結交，有軼事顏公付酒錢。元嘉四年（公元427年），檀道濟聽聞淵明之名，去看望他，贈以粱肉，並勸他出仕淵明卻拒絕了他，所贈粱肉也沒有收下。同年，淵明卒於潯陽。他去世以後，友人私諡為“靖節”，後世稱“陶靖節”。

陶淵明退隱後兩耳不聞窗外事，一生只讀聖賢書。他熱愛自然，過著田園生活，飲酒作詩。從他所寫的巜歸去來辭．並序》中可以看出的。陶淵明剛回到家鄉，就連從未曾相識的孩童都來他家竄門(童稚盈門)，＂農人告餘，將有事于田疇。＂從這些方面體現了一個文人重新開始回到農村生活，對田園詩畫的一種安逸的享樂！以一種和諧的心態過著於世無爭的生活。

現代人看來，陶淵明有精神潔癖，認死理，一根筋，適應不了官場繁華奸詐的環境。心裡憋屈，還折壽，不如回老家種地。回老家種地，社會關係簡單些，心理壓力小，寧願物質上匱乏一點，落個清閒自在。這種人迴避社會，被社會淘汰了，還自命清高。我想他是得了憂鬱症，因為那個時代沒有心理醫生，開導不了自己，扛著行李回家也是迫不得已的。

至於回家後怎麼生活，種地看書喝酒，老婆孩子熱炕頭，死後可以土藏。沒有餓死算他命大，沒有遭遇土匪村霸，恐怕不可能。可能混得太窮，榨不出油水來，反而保住了一條老命。現代人在官場職場混不下去，想回老家種地都沒門，等著餓死吧。農村人性情原始，誰有道德修養了，不想點子欺負你，算你走運。農村哪有想象的那麼美好，恃強凌弱的生態，你一介書生還想著悠然見南山呢？新的壓抑馬上又會產生，喝酒讀書能逃避現實嗎？遲早會得神經病。

現代人只是以現代人的觀點來看待陶淵明，拿這樣的題目來考驗我們的想象力，就是開涮俺們。

陶洲明隱居後，他的夫人翟氏與他志同道合，安貧樂賤，他們常常“夫耕於前，妻鋤於後”，共同勞動，維持生活，生活較為困難。如逢豐收，還可以“歡會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如遇災年，則“夏曰抱長飢，寒夜列被眠”。

驚不世之才但不苟且，安貧樂賤而不下流，這就是陶淵明為世人景仰的緣由。對此，林語堂說:

陶淵明是整個中國文學傳統上最和諧、最完美的人物。他的生活方式和風格是簡樸的，令人敬畏，使那些聰明與諳於世故的人自慚形穢。”

辭去彭澤令，是陶淵明一生前後兩期的分界線。由於對現實的不滿，又無力變革，並且看不出變革的希望，遂釆取了“獨善其身”的逃避方法，由此必然過上了自甘寂寞、安於現狀、潔身自好的隱逸生活。

“釆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天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詩中的這些自然景物不再作為簡單的物象進入詩歌，而成為詩人蘊含情感、心態的意象，從而形成特殊的詩歌意象糸統。

詩意的生存同樣需要一定的物質基礎來支撐，陶醉在詩意中的陶淵明遇到最大障礙是生活上的窘迫。大多數時候，他不得不依靠朋支的接濟來度日。他的老朋友顏延之，於宋少帝景元年（423）任始安郡太守，經過潯陽，每天都到陶淵明家飲酒。臨走時，他留下兩萬錢。陶淵明全部送到酒家，繼續飲酒。

不過，陶淵明接受賙濟是有原則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洲剌史檀道濟親自到他家拜訪。見其窮困潦倒，勸他說:“賢者在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陶淵明一點也不領情，說:“潛也何敢忘賢，志不及也。”檀道濟知道他好些日子沒有吃飽，臨走時贈給他一大塊肉，可陶淵明看都沒看就扔了出去。這一點可見中國古代文人的傲骨！

陶淵明被人們尊稱為隱逸詩人之宗，並開創了“田園文學”的潮流。他的詩文充滿了田園氣息，並影響了中國一代代文人，乃至中國文化的發展。

一、歸隱初期，生活小康

陶淵明歸隱之後，過著“躬耕自資”的生活。夫人翟氏，與他志同道合，安貧樂賤，“夫耕於前，妻鋤於後”，共同勞動，維持生活，與勞動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關。

從官場迴歸園林，他感受到了鄉居的樂趣和躬耕的快樂。每天勞動收工後，沿著崎嶇的羊腸小道下山，先在溪邊“濯足”，然後回家“漉酒”，殺雞，邀請鄰人共進晚餐，用“荊薪”代替“明燭”，歡樂至“天旭”。有時，他站在莊稼地裡看見禾苗長勢良好，有豐收的希望，十分高興。《懷古田舍》寫了這種喜悅：“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當秋收的季節到來的時候，他更高興了，“不言春作苦”，似乎忘記了往日耕耘的勞累，“束帶候雞鳴”，準備出發去秋收。

他性嗜酒，飲必醉。朋友來訪，無論貴賤，只要家中有酒，必與同飲。他先醉。便對客人說：“我醉欲眠卿可去。”

二、勞動艱辛，生活日漸貧寒

由於失去俸祿，再加上陶淵明本不善農耕，所以家境一年不如一年。他開始懂得躬耕有樂，亦有苦憂。陶淵明憂心莊稼，“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他像老農一樣直接關心著自己的勞動成果，憂慮天災的突然襲擊，可見陶淵明確實經歷過天災給他帶來的苦頭。另一方面，勞動又是如此艱辛，“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到南山豆地裡鋤草，晨出夜歸，披星戴月，勞動地點那麼遠，勞動時間又那麼長，其艱苦性可想而知。

三、貧病交加，上街乞討

飢餓和寒冷折磨著陶淵明，他的晚年，生活愈來愈貧困，“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飢”，他的辛酸蘊含其中。“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他只希望用“菽麥”來果腹，對於“甘肥”之類想也不敢想了，“惄如亞九飯，當暑厭寒衣”，沒吃，沒穿，日子苦熬著，時至年關歲暮，白白辛苦了一年，他心裡有說不出的悲哀“歲月將欲暮，如何辛苦悲。”最後，貧病交加的淵明竟然淪落到上街乞討的地步，“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主人解餘意，遺贈豈虛來。” 靠“乞食”為生的陶潛，不再謳歌田園風光，只說自己的貧困，最終，一代田園大師在貧病交加中去世。

其實真正的陶淵明是一個非常矛盾的人。

有一句話這樣說:“一個人缺少什麼，往往會給自己標榜什麼。”我說這句話並非空穴來風。

第一，他好學問，不功利。好讀書，不求甚解。他的治學方式就類同於我們今天的囫圇吞棗。

博學，善屬文，性情任真，脫穎不羈，閒靜少言，不慕榮利。文人風骨，桀驁不馴，這是陶淵明。

第二，他不是一個合格的農人形象。“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

南山下的田壟上，鬱鬱蔥蔥的野草蔓延到地中央。草木非常茂盛，豆苗卻是稀稀疏疏的。披星戴月，早起晚歸，就只為刈除地裡的那些野草。

如果是一個勤勤懇懇的農民，又怎麼會讓地裡野草叢生呢？陶淵明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一個詩人，他的農民形象只是蜻蜓點水，因為他的經歷，知識構成，他只能是淺嘗輒止。地裡勞作的時候，估計他的的確確是非常享受自然之美好的，仰頭見南山，於是深情呆滯，興致勃勃地作一首詩，一天的時光就這樣不知不覺流逝。於是，他只能帶月荷鋤歸。

第三，桀驁不馴，放蕩不羈的性格使他仕途屢屢受挫。

一方面他親近自然，留戀山川，另一方面生活上他又難以自理，清貧交加。他的兩種思想相互起矛盾對立。這也就造成了他在29~41歲期間在官場與歸隱之間來回徘徊。他的矛盾是顯而易見的。

為生計奔波而出仕，又因厭惡敷衍屈貴而辭官。在種種矛盾糾結困惑過後，他義不容辭選擇了歸隱。

所以，這才是真正的陶淵明，而非我們看到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那樣表面的詩情畫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