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王夫之。

王夫之，字而農，號姜齋，世稱船山先生，他被史書譽為“明末清初啟蒙思想家”，並作為聖賢入祀孔廟。先生之所以稱“船山”，是因為長期隱居湖南衡陽縣石船山一帶，乃至於人與山合，用王夫之所作《船山記》中的話來說：“此吾山也！”

王夫之故居湘西草堂是先生自己設計建造的。他在草堂前親自栽種了兩棵一般是植於墓地的柏樹，表達了作為明朝遺臣願“七尺從天乞活埋”，不與黑暗現實妥協，力爭傳承中華文化火種的精神。

王夫之的錚錚風骨讓湘西草堂巍然屹立於天地之間，誠如道光年間兩江總督陶澍為湘西草堂所題寫的匾額：“衡嶽仰止！”

在默默無聞、窮困潦倒的情況下，曾經官職不過八品的王夫之，於兵荒馬亂之際，留下了千萬字的著作，涵蓋經史，字字泣血，在執拗、倔強之中，透出一股豪壯奇崛的骨氣。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形容的是群雄爭逐亂世，王夫之所處的時代，正是兵連禍結的亂世。

1619年，王夫之出生于衡陽。這一年三月的遼東薩爾滸之戰，明朝軍隊出征後金，以慘敗而告終。大明王朝走向了崩潰的邊緣。

王夫之一出生，就註定要經歷人間苦難。

少年王夫之在父兄的悉心教導下，漸漸脫穎而出，14歲考取秀才，18歲娶妻，24歲成為舉人，下一步若能考中進士，平步青雲指日可待。

然而造化弄人，就在王夫之高中舉人，意氣昂揚之際，勢若燎原的農民起義軍攻克了大半個中原，赴京趕考的王夫之被迫返回。

1643年，張獻忠所部攻陷長沙、衡州，兵禍也降臨到了王夫之頭上。

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明朝滅亡。接下來幾年，王夫之一家多位親人在戰亂中先後喪生。

1648年，30歲的王夫之與好友夏汝弼、管嗣裘等人在南嶽衡山起義反清，旋即失敗，王夫之往肇慶投奔永曆皇帝。

南明永曆小朝廷內部爭權奪利，亂象叢生。王夫之在此擔任正八品的行人司行人，這是王夫之做過的唯一的官。

不久，王夫之為了營救忠直敢言的好友，被奸相所陷害，差點命喪異鄉。

死裡逃生的王夫之帶著家屬返回衡陽，從此心灰意冷的王夫之不再介入政事。

清軍再次入境湖南，發誓不肯剃髮的王夫之遭到偵緝，他四處逃亡，一路上他為所經之地的讀書人講解《春秋》、《周易》等。

順治後期，戰亂漸息，王夫之開始專心整理經史，傳承文化。

生活貧困的他，著書是一條異常艱苦的孤獨之路，苦心孤詣，守死善道。

歷史上把王夫之與顧炎武、黃宗羲並稱為明末清初三大家，顧炎武善於經商，生活富裕，且當時就名聞天下。黃宗羲也並不寂寞，門人眾多，形成了一個影響頗大的學派，清廷編撰《明史》，都是以黃宗羲的弟子為主要學術力量。

只有王夫之，一個人在衡陽的一個山衝裡為中華文脈的延續而孤獨地思索寫作，臨終前一年，他重病纏身，仍在反覆修改兩部歷史著作：《讀通鑑論》、《宋論》。

康熙三十一年，王夫之在寂寞中悄然離世。

逝世前，他自題墓誌銘：

抱劉越石之孤憤，而命無從致；

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

表達了報效國家，繼往開來之心願。

船山先生對宋明理學乃至中國古代經史學既進行了系統的批判總結，又有大膽的創新，對中華文化的繼往開來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船山先生曾自信地說過：“吾書兩百年後始顯”。

孔子曰：“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由此看來，船山先生的精神已臻聖域！

由於船山先生長期隱居，聲名鮮為人知。但時間讓先生等來了他的一群后世知音。

近代的曾國藩、郭嵩燾、孫中山等名人對王船山推崇備至。清末的維新志士譚嗣同說：“五百年來，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萬物招蘇天地曙，要憑南嶽一聲雷。”梁啟超評道：“清初諸師皆治史學，欲以為經世之用。王夫之長於史論，其讀通鑑論、宋論皆有特識，其價值至今日乃大顯，無俟重贊。”

1985年，美國哲學社會科學界評出古今八大哲學家，其中之一就是王船山。

著名哲學家張岱年稱：王船山是中國古典哲學唯物主義思想的最高峰。

王船山是中華文脈的儲存者與弘揚者，他的思想與精神至今依然煥發著勃勃生機，“不廢江河萬古流”！

“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在明末清初，有一位學者在當時毫無名氣，但是經過了兩百年之後，他的著作開始流行，他的思想開始被廣泛接受，時至今日，他的學術地位已經被全球公認，他的名字叫王夫之。

從十七世紀開始，中國面臨著一場重大的轉變。這一時期的大明王朝已經由巔峰時期開始走向衰落，朝廷之上飽受宦官專權之苦，而從中央到地方各地官僚組織的腐敗，導致賦稅高漲，民間餓殍成群，不滿之聲日漸擴大。種種跡象表明，中國又到了改朝換代的時候。

而王夫之就出生於這一時期。

他出生於比較偏僻的湖南衡州的一個書香門第，從小他的父親就為他埋下了讀書的種子，如果不是不是因為亡國切斷了他的科舉之路，那麼他的前途會是一片光明，只可惜面對著時代的鉅變，個人根本無力阻擋。

二十四歲那年他赴武昌參加湖廣鄉試，高中舉人，第二年，他北上京城準備參加會試，然而北方已經刀兵四起，道路不通，他只好帶著一顆報國之心回到家中，等待時機繼續參加會試，可惜那一天永遠不會來了。

張獻忠攻破湖南衡州之後，聽說他的才名，不惜以他的父親為人質，逼迫他為自己效勞。如果解救父親，就必須背叛國家，這是他無論如何都做不到的；但是不救父親，就會背上不孝子的罵名。兩難之際的他，最後用刀重傷自己，張獻忠見狀，釋放了他們父子倆。

李自成進入北京之後，崇禎自縊於煤山。訊息傳到湖南，他聽到後絕食數日，並寫下了一百韻的《悲憤詩》，每吟誦一次，接著放聲大哭。

天下大亂之後，身為一介書生的他毅然走出書齋，舉起了抗請的大旗。清兵南下，他率眾于衡陽狙擊清軍，終因寡不敵眾而失敗。之後他到桂林，在瞿式耜舉薦下投靠永曆帝，令他沒想到的是，即便北方的半壁江山已經落入滿清之手，偏安於一隅的南明王朝依然充滿了勾心鬥角。

等到瞿式耜殉節之後，他反思自己前半生的經歷，終於知道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放棄了恢復明王朝的志願，於是決定隱居。

清廷統一天下之後，要求全國的人剃髮，否則以死罪論處。王夫之雖然放棄了恢復大明的志向，但依然不遵從剃髮的法律，他輾轉與苗族、瑤族的山洞之中，飽嘗辛苦，仍然不該其志。

即使在食不果腹的逃難時期，也沒有消磨到他的銳氣，他依舊雷打不動的做著兩件事：讀書和著書。稿紙稀缺的時候，他就到處撿一些廢紙或者爛賬簿，寫下自己的想法。很難想象在如此艱辛的條件下，他是如何完成一部有一部著作的。

四十二歲那年，他來到了衡陽縣曲蘭鎮石船山下，並決定在此長期安家，也就是在這裡，他又多了一個名號：船山。即便是在如此偏遠的鄉村，為了躲避清廷的剃髮法令，他依舊需要躲避到山中。

生活條件有所改善，清廷安定之後，法令也不像以前那樣嚴格，但是他依然需要忍受旁人的眼光。他身穿大明服飾，無論是晴天還是陰雨天出門，都要披上斗笠，開啟傘，腳上穿著厚厚的木屐。舉止如此怪異，甚至有些迂腐的他，對於旁人的看法早已經不放在心上。

他在自己的湘西草堂上寫道：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起活埋。當所有人都忌諱死亡的時候，他為自己早早的準備了墓碑，並且在碑上刻下了“明遺臣王夫之之墓”的字樣。

沒有人知道他具體寫下了多少字，整整四十年，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面，用文字化解亡國的切膚之痛。

清初的大學者劉繼莊這樣評價王夫之：

洞庭之南，天地元氣，聖賢學脈，僅此一線。

康熙三十一年，七十四歲的王夫之走完了他的一生，終於停掉了他手中的筆，在衰老和貧困之中死去。他生前也說:“吾書兩百年後始顯。”這是他的自信，還是曲高和寡的一種自嘲？

他死後一百多年，他的湖南同鄉鄧顯鶴在他後代王世全的幫助下，整理了他的作品，並且將他的作品編成書目，刊行於世。到了同治年間，曾國藩讀了他的代表作品《讀通鑑論》之後，決定親自校勘王夫之的作品，在曾國藩的推崇之下，王夫之的思想很快被世人所知。

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三人並稱明末三大儒，但是若論見識的高遠、眼光的犀利，則是首推王夫之。

他關於中國歷史制度論述主要有兩點：一是不拘泥於古，認同制度隨著時代變化而變化。

從戰國時期開始，儒家每論及一個問題就會說上古時代如何，於是就養成了厚古薄今的習慣。宋明理學對現實有所不滿的時候，就稱讚上古三代的社會如何完美，並且認為井田制等制度應該是後世的楷模。

但是王夫之根據多年閱讀經史的經驗，總結出和宋明理學正好相反的觀點：他認為制度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而發展，制度逐漸完善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上古三代“衣冠未正，五品未清，婚姻未別，喪祭未修，狉狉獉獉，人之一與禽獸無幾也”，等到人物質生活豐富之後，政治制度才慢慢興起，所以漢唐的社會比三代更加容易治理，人們更加文明，而那些固執的讀書人不明白進化的道理，便誤以為從古至今是黃金時代慢慢消失的過程，如果誤信了他們的觀點，到了今天豈不是退化成為野人了嗎？

這種觀點振聾發聵，又讓人無可辯駁，放在今天仍然不過時。

明亡之後，黃宗羲和顧炎武都對封建制和郡縣制有過深刻的分析。黃宗羲提出恢復藩鎮制度，顧炎武認為應該在郡縣之中恢復封建制。二人都是看到宋明專制的弊病，想要分化專制的中央集權，到達矯正的目的。

王夫之著眼於中國歷史，他沒有對一代的得失進行議論，而是從歷史發展的角度提出由封建到郡縣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過程。他的論述慷慨激昂又不缺乏理性分析：

天之使人必有君也，莫之為而為之。故其始也，各推其德之長人、功之及人者而奉之，因而尤有所推以為天子。人非不欲自貴，而必有奉以為尊，人之公也。安於其位者習於其道，因而有世及之理，雖愚且暴，猶賢於草野之罔據者。如是者數千年而安之矣。疆弱相噬而盡失其故，至於戰國，僅存者無幾，豈能役九州而聽命於此數諸侯王哉？於是分國而為郡縣擇人以尹之。郡縣之法，已在秦先。秦之所滅者六國耳，非盡滅三代之所封也。則分之為郡，分之為縣，俾才可長民者皆居民上以盡其才，而治民之紀，亦何為而非天下之公乎？古者諸侯世國，而後大夫緣之以世官，勢所必濫也。士之子恆為士，農之子恆為農而天之生才也無擇，則士有頑而農有秀；秀不能終屈於頑，而相乘以興，又勢所必激也。封建毀而選舉行守令席諸侯之權，刺史牧督司方伯之任，雖有元德顯功，而無所庇其不令之子孫。勢相激而理隨以易，意者其天乎！陰陽不能偏用，而仁義相資以為亨利，雖聖人其能違哉！

關於中國歷史制度論述的第二點是每一代制度都自成一個體系。

魏晉用九品中正制度替換掉了三代、兩漢的鄉舉裡選，很多人認為替換後的制度不能夠選取人才。他認為，鄉舉裡選和封建制度是一體的，不能夠在郡縣制之中得以實行。鄉舉裡選在諸侯國之內進行，而且爵位僅僅是止於下大夫，諸侯為了保證國內政治清明，對選中之人過失的考察，不用太久就能有結果，但是郡縣制度下，郡縣長官三年就會換一個地方當官，而且距離京師遠近不同，距離遠的就會肆無忌憚的行賄，多次遷移之後，清白的官員也會受到官場風氣的影響，導致腐敗的滋生。王夫之關於制度論述的第二點還有很多精彩之處，這裡不再贅述，可與自行閱讀《讀通鑑論》、《宋論》。

王夫之是一個堅定的儒家主義者，卻並非冥頑不靈之人，儘管他批評管仲“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為歪理邪說，論學的時候將老莊自然之理摒棄掉，這些都是他在深刻思考之後下的結論，並不是因為簡單的學術門戶之別。

王夫之同時還是積極的民族主義者，由於他所處的背景，他的這方面論述更加激烈，基本上都是在痛斥滿清政府，王夫之認為中國疆土不容侵犯，中國的文化不容侵犯。與他同時期的顧炎武在民族主義問題上和他相類似，顧炎武說：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顧炎武的這段話後來在晚清被梁啟超用八個字概括：國家興亡，匹夫無責；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清末，一群有識之士面對著腐朽的政府，除了武力基礎之外，還需要銳利的思想武器。人們爭相閱讀的書籍之中，就有王夫之的《黃書》。閱讀這本書的人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最著名的就是孫中山和章太炎。

章太炎稱讚他：“船山學說為民族光復之源，近代倡義諸公，皆聞風而起者，水源木本，瑞在於斯。”

他不僅是近三百年湖南最博學的人物，還是全球公認的四大唯物主義哲學家之一，和德謨克利特、費爾巴哈、馬克思並稱，可見他的地位已經得到了全世界的認可。

當年，王夫之對南明王朝絕望之後，心灰意冷的藏於深山發憤著書，如果他知道，在他身後有那麼多人追隨他的思想，他是否會開心呢？肯定會開心的。

他的一首詩正好能夠表明他的心境：

白髮重梳落萬莖，燈花鏡影兩湛驚。水金丹訣聞方士，土木參膏累友生。

故國餘魂長縹渺，殘燈絕筆尙崢嶸。懸知藥力消冰雪，未擬垂楊聽早鶯。

透過這首詩，我們彷彿看到一位形容枯槁的老者在奮筆疾書，實現他“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諾言。

中華文化之"心學″到他這裡已臻化境！細申中華百年之變局，更覺船山思想之精妙卓識。近人心鶩經濟，又疊教育模式更張易轍，故不識廬山者比比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