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一刀切回答某一個問題。

1、修運河，沒有主觀意義（主觀就是為了千秋考慮，不是個人私慾？），對當時，客觀意義有，對後世很好，利在千秋。這一部分，隋煬帝貢獻大（明成祖朱棣後來復修運河）。沒有隋煬帝，運河修不修，很難講。

2、科舉，令外國稱羨不已的制度（不管在清朝清末，對這個腐朽的制度多麼痛恨），至少讓寒門子弟有出頭之日。功在當代，功在千秋。是不是隋煬帝第一個主導的科舉制度？但肯定是曹操最早要實現法家寒族知識分子的政權結構。一直到李唐，尤其是武則天手裡，科舉制度算是完整確立了。不僅僅隋煬帝一個人的功勞。沒有隋煬帝，科舉照樣誕生。

3、三徵高麗，不好講。就想近代以來，中國三次出兵北韓，並沒有太大的意義（肯定有意義）。

關於隋煬帝，歷代都稱之為暴君，關於他的暴虐，也的確是罄竹難書。對此，我想沒有什麼人會有異議。但是，大家要知道，暴君也不是沒有一點兒可取之處的，暴君往往是有才的，但是他們的才恰恰促成了其暴虐。其剛愎自用，也導致其才走向了反面。

就隋煬帝來說，他當皇帝期間值得稱道的事情有三，其一，興建東都洛陽城。隋文帝以漢朝古都長安為首都，在這塊古老而破落的土地上重新建立了一個碩大無比的大興城，是世界罕見的都城。但是要由它來控制統一的帝國，似乎有鞭長莫及之感。隋煬帝即位後決定從長安遷都洛陽。遷都洛陽的主要原因是以洛陽為中心，最便於控制全國，因為它是水陸運輸的自然中心、儲藏與轉運物資的樞紐。這一點與中國經濟中心的東移和南移相適應。但是，興建東都之後緊接著修建了西苑，其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供皇帝遊樂。

其二，經營西域。歷史上的中原王朝在鞏固之後，都把注意力放到西域上，大業五年，隋煬帝親自領兵打敗了吐谷渾，在今天青海、新疆一帶設定了四個郡，很快通往西域的三個通道的門戶都在隋朝的控制之下了。但是，開通西域之後，隋煬帝好大喜功，做了很多面子工程，勞民傷財而無功。比如他為了在各國面前彰顯大隋的國威，招待各國客商，舉行了一個多月的音樂匯演。洛陽城中甚至賣菜都要用龍鬚席來鋪墊。

第三就是興建大運河。隋煬帝即位之初就開始了大運河的開鑿，《隋書》卷三《煬帝本紀》：仁壽四年詔，“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內，天地之所合，陰陽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陸通，貢賦等。”從大業元年到大業六年連續開鑿了四條以洛陽為中心貫通全國的大運河。運河的開鑿把由西向東的五大水系——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加以貫通，形成了南北向的人造運河與東西向的自然河流相互連線的水運體系，對於加強經歷數百年開發已經成為全國經濟重心的江淮、江南地區的聯絡，加強北方邊防的控制，具有深遠的意義。對於這條運河本身，大家都是給予了高度的肯定。比如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說道：“煬帝此舉，為其國促數年之祚，而為後世開萬世之利，可謂不仁而有功者矣。”但問題在於，他修大運河的過程中，根本不顧百姓的死活。大量百姓在修運河的時候死於非命。在運河修好後，他又進行了大規模的巡遊，更是加重了百姓的負擔。皮日休《汴河懷古》詩中說道：“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的確是罪在當代，利在千秋。但是，實際上，如果他能體恤民情，如果他不無端巡遊，其實，他可以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

還有隋煬帝的遠征遼東，更是無端挑起戰禍，最終導致大隋天下土崩瓦解。

這種評價我認為是恰當的，最早持有這種觀點的人應該是晚唐詩人皮日休，皮日休寫過一首《汴河懷古》去評價隋煬帝。

全詩如下：

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

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

隋煬帝是個很有爭議的人物，談隋煬帝，修大運河是避不開的。隋煬帝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開掘了名為通濟渠的大運河。大運河從洛陽引谷、洛二水入黃河，經黃河入汴水，再循運河故道引汴水入泗水以達淮水。

詩中前兩句說：很多研究隋朝滅亡原因的人都歸咎於隋煬帝開通大運河，然而大運河的開鑿使南北交通顯著改善，到現在對很多地方還有很大好處，影響深遠。

詩中後兩句開始為隋煬帝翻案。大運河固然有利於後世，但並沒有迴避隋煬帝“水殿龍舟”的奢靡。當年運河竣工後，隋煬帝率眾二十萬出遊，自己乘坐高達四層的“水殿龍舟”，此外雜船無數，船隻相銜長達三百餘里，僅挽大船的人幾近萬數，其奢侈糜費實為史所罕聞。

如果以“若無水殿龍舟事”為前提，論起水利工程造福後世的功績來說，隋煬帝不比大禹治水更多些嗎？這聽起來非常不可思議，但確實不可否認大運河的對政治經濟起到的積極作用。皮日休在《汴河銘》中寫道：“隋之疏淇、汴，鑿太行，在隋之民不勝其害也，在唐之民不勝其利也。今自九河外，復有淇、汴，北通涿郡之漁商，南運江都之轉輸，其為利也博哉！”

皮日休作為一位晚唐時代的詩人，他在詩中批判前朝皇帝隋煬帝的同時，尚且不抹殺他修建大運河在客觀上所起的積極作用，我們今人在評價隋煬帝的功過時也應該客觀理性地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