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惠帝與呂后是“以孝授官”的開創者：對於孝子，從優待到授予“孝悌力田”的虛職

《漢書·惠帝紀》中記載，惠帝四年（前191）：“春正月，舉民【孝弟（悌）力田】者復其身。”

【復其身】的意思就是租稅及徭役。就是說漢惠帝時下詔選舉百姓中的孝悌者，免除他們的租稅及徭役。但此時只是給予選舉出來的孝悌者一定的優待，並未授予官職。漢惠帝為什麼要鼓勵、優待孝子？

一方面，早在先秦時期，孝道文化就被世人所推崇，尤其是在儒家文化中尤其注重孝道。孔子在闡述“仁”時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也。”孝悌是仁的根本，想要達到“仁”，首先就要做踐行孝道。所以，先秦時儒家重“孝”的思想為後來的以孝授官奠定了非常牢靠的基礎。這樣的思想也影響了統治者，他們普遍認為，以孝敬父母的態度對待君主，必然可以盡忠，因此他們也更加的重視孝道，其最終目的就是要“移孝作忠”。

另一方面，漢惠帝本人就是一個以孝聞名的人。漢惠帝劉盈是呂后與劉邦的兒子，是名正言順的太子。但是劉邦後期寵愛戚夫人，所以劉邦很想廢了劉盈，改立戚夫人的兒子趙王劉如意為太子。自然是受到了許多大臣的反對。劉盈並無過錯，所以，劉邦一時之間也不好下令廢了劉盈，但是心裡還是想立劉如意。直到有一天，劉邦在宮中設宴，他注意到太子劉盈身邊立著幾位奇人，一問之下，這幾位奇人竟然是自己請不來“商山四皓”，即園公、綺裡季、夏黃公、甪直。劉邦很奇怪，問四人：“當初我尋求諸公，你們不願歸附我，現在為何願意侍奉太子劉盈？”

四人回答說：“陛下輕侮士人，但是太子仁孝，恭敬愛士，所以我們願意侍奉太子。”劉邦因此打消了廢了劉盈太子之位的念頭。某種程度上說正是劉盈的仁孝使他保住了太子之位。所以，劉盈即位後繼續鼓勵孝道也是情有可原的。

到了呂后元年（前187），則出現了“孝悌力田”這一官職，俸祿為二千石。在此之後，舉“孝悌力田”成為一種固定的制度。這些被推舉出來的“孝悌力田”，一般也就是免除其搖役，或是厚加賞賜。除極個別的，他們大多不能去朝廷做官。所以，“孝悌力田”這個官職更像是一個虛職，起到一定表率的作用，有點像“名譽XX”之類的。這與察舉制度中的“舉孝廉”一類的制度完全是兩個體系的。

漢代察舉的科目很多，主要有孝廉、茂才、賢良方正與文學（通常指經學）、明經、明法、尤異、治劇、兵法、陰陽災異及其他臨時規定的特殊科目。這些都是功名，有了功名，便可實授官職。

漢武帝時，確立“舉孝廉”制度：在家作孝子，在朝為忠臣

文帝時，繼續提倡孝道，他下令縣乃至於鄉，要根據人口規模設立“孝悌力田”常員。同時，開始選孝者為郎，進入中央，作為後備官員。到了漢武帝元光元年（前134）首次頒佈了“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的詔令。“舉孝廉各一人”，也就是說舉孝和廉各有一人。這時的“舉孝廉”便是真正的舉孝入朝堂了。但此時的孝與廉是二科，是分著的。西漢晚期，孝與廉已合併為察舉的主要科目。孝廉察舉制的主要內容有：①面向全體“吏民”。②舉主為郡國守相。③歲舉，也就是以年為單位推舉。④人數限制：各個郡國一般為一人或二人。在此之後，舉孝廉的政策在各朝雖有變動，但大致如此。

漢武帝迫切地想擺脫漢初以來有軍功的老臣和黃老學說的束縛，所以，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舉孝廉”正是其具體地體現，也是為了達成尊儒目的的手段之一。同時，“舉孝廉”也是漢武帝費力想要宣傳的一種觀念：在家為孝子，在朝為忠臣。很多人都聽過“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但大多數人並不熟悉他的後半句。這句的後半句是：“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這句話出自儒家的經典《孝經》）這正是前文所說的“移孝作忠”，將事親與事君緊密的聯絡到一起。

《孝經》傳為孔子作，也有說是後人附會，在秦漢之際廣為流傳。對後世影響很深。

漢武帝之後：“舉孝廉”的各種附加條件

在漢武帝之後，兩漢的統治者們對於“舉孝廉”制度作了進一步的改革，總得來說是越來越嚴格了，尤其是順帝時，在左雄的推動下，改動的比較多。

①年齡：東漢明帝時對於“舉孝廉”的年齡限定是要達到30歲以上。順帝時，本身就是孝廉出生的左雄提議將“舉孝廉”的年齡門檻提高到40歲以上。這也是受到儒家思想影響。子曰：“四十兒 不惑”，並且《禮》：“人到四十才稱強，因而可以為官。”

②加試：漢順帝時，尚書令左雄提出改革察舉制度的方案。方案規定應舉孝廉者“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即對於儒生出身的孝廉，要求考試經術，而文吏出身的則考試箋奏。

④人數：漢武帝時是每郡舉孝廉各1人，在這之後的漢代帝王，考慮到各個郡人數有多有少，所以對於舉孝廉的人數作了一定的調整。比如漢和帝時規定：二十萬人口的郡國每年舉孝廉1人，四十萬人口的舉孝廉2人，六十萬人口的舉孝廉3人等等。

結語

所以，①孝子未必就能做官，也分“虛職”的和有實權的兩種。並且漢代的“舉孝廉”，對於年齡、人數也有限定，發展到後來還要求透過考試，一定的任職經歷等等。②漢朝的“以孝授官”也是經過了一定時期醞釀發展的，其內容在不同時期稍有不同，但其基本框架沒有跳出漢武帝時制定的內容。

參考：《以孝選官：孝與古代選官制度》（中國孝文化叢書），張曉、侯吉慶

孝，指孝悌者；廉，清廉之士。孝廉是漢武帝時設立的察舉考試，以任用官員的一種科目，孝廉是“孝順親長、廉能正直”的意思。“孝廉”這個稱呼，在明清兩朝也成為對舉人的雅稱。

在隋唐以前沒有科舉制度，選拔官吏一是世族子弟，一是朝野舉薦。西漢王朝以“孝悌”治天下（西漢諸帝諡號皆有“孝”，如孝惠，孝文，孝景，孝武等），因為在統治者看來，忠臣出於孝子之門。在古代為官很簡單，不需要太多的能力，忠於君主，廉潔剛正即可。所以選官強調孝悌廉潔，畢竟能力是可以慢慢培養的了。

西漢時期，漢文帝以孝治天下。到漢武帝時期，孝廉成為一種察舉制度。孝廉是指孝敬父母，廉能正直的人，可以被推舉為入仕。

漢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董仲舒立儒學為國學。儒家思想講究，百事孝為先，人以孝為立身之本，“男人有德便是才”，德指品德，是說孝敬父母的人是品德高尚的人。可以推為孝廉，逐步成為重要的官員提拔的渠道。

一般被舉為孝廉的人，多是先進朝廷裡任郎官，熟悉朝廷的禮制，然後根據才能或需要，被任命為縣丞，縣令等不同的官職。

孝廉推薦制度的形成，對淨化社會風氣和社會的穩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中國傳統的“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文化，得到了進一步傳承與延伸，成為中華文化中的根基。

當然，舉孝廉制度的出現，也逐漸被一些大計程車族門閥所控制，形成了腐敗與勢力，影響了政權的穩定。

東漢末年，曹操二十歲被舉孝廉為郎。他被推舉應該是因為家庭背景，而不是他的孝敬父母。

跳出問題來回答一下這個事情！

個人感覺在漢朝那個時代沒有科舉制度，而且呢大家讀的書基本也都一樣，因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嘛，那既然沒有什麼差別那自然就要從品德方面著手進行考察了啊……做人嘛很多事情是可以裝Ｘ的，而父母就在你身邊，你可以裝一年，兩年，三年！對於不孝的人裝一天都很痛苦，而對於真正孝順的人，天天如此他也覺得很快樂！

就好比現在我個人交朋友的原則底線就是，必須孝順....你可以負債累累，你可以有這樣那樣的小毛病，但是你必須孝順！因為大家可以回想自己身邊的人，一個孝順的人...他再怎麼樣犯大錯的機率是很低的！最主要是自己也要很孝順，畢竟人與人之間的磁場是存在感召的，不知道大家發現沒有，你自己是什麼樣的人，你身邊大部分人都和你的性格，喜好等等差不多的！這就叫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所以做好自己，自己要孝順，身邊感召來的人也孝順，一群孝順的人在一起共事，想必也不會有多壞的運氣降臨，對吧……哈哈！

哎.....跑題了.好尷尬！

和後世的科舉不同，在漢朝的時候，孝子是能當官的。到了東漢時期，甚至成了做官的一種主要途徑。這種制度是在漢武帝及以後，才逐漸成型。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

孝廉入關的背景

在封建世襲時代，天子之子為天子，諸侯之子為諸侯，農之子恆為農，工之子恆為工。所以，在那時做官，需要的是血統。同時，因為書籍的不易獲取，也只有貴族才能有機會接觸到優質的教育，教育權和血脈決定了，做官幾乎也是世襲的。後來，隨著兼併戰爭的增多，軍人能獲得的資源增多，這便形成了，誰掌握軍權，誰就掌握政權，支配仕途。再者就是富人政治，因為他們掌握了大量的財富，書籍、教育乃至於仕途，便變得容易起來。

在漢武帝時，太學已經存在。太學裡的學生，考試後分為兩科。甲科出去做郎（皇宮裡做皇帝的侍衛，國家需要選拔官員的時候，從這裡面挑選）。乙科為吏。吏是地方長官的屬吏，一般這樣的學生會回到自己家鄉，等待長官的試用，這被稱為“補吏”。因為在漢代的時候，地方官員是由政府任命，但下面的吏員，是由地方官自己徵辟，被稱為“闢署”。而且那時這些吏員，必須是由當地人充任的。

漢武帝之前的舊例，兩千石以上的官員，比如三公九卿以及太守，是可以把他們的子侄送進皇宮當侍衛的。這些人沒有透過太學的學習，也可以為郎，等待被挑選為官員。太學生的數量相比這些人，數量還是較少。此時做官的權力，仍為貴族團體所壟斷，寒士想要獲得入仕的機會，仍舊有困難。這種狀況，到了漢武帝時期有了明顯改變。

漢武帝時期選拔制度的改變

在竇太后死後，漢武帝真正掌權，他接受了大儒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儒家，是非常重視教育的。遵循“以教化為治平”為原則，朝廷在五經博士下設弟子五十人。對這些弟子一年一考試，合格後便可以到地方為吏或者到中央為郎。補郎與補吏，是畢業及格的太學生應有之待遇。這其中，也固然有漢武帝想要擺脫功臣勳將掣肘的因素。

除此之外，漢朝還有“鄉選裡舉”的制度，是對補郎和補吏的補充。這其中，又包括三種情況。茂才異等、文學高第、可使絕域、明陰陽災異、習先聖之術、孝悌力田等，都可以參與選拔。

第一，不定期的選拔。比如老皇帝去世，新皇帝登基，就會在全國選拔人才。再者，遇上災荒年月，古時候代表政府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需要選拔人才，提供治國建議。

第二，是特殊的選拔。如漢武帝需要使者出使西域，這些人不僅要通曉外語，能吃苦，還要應變能力非常強。這種人才可以被人舉薦，自己有把握也可以自薦。

第三，便是舉孝廉，這是一項定期的選拔。漢初一向有這個制度，但並沒有引起州郡長官的重視，推薦也不踴躍。漢武帝為了求得人才，專門下了一道詔書，如果所在州郡連一個孝子、一個廉吏都沒有，那說明這個州郡長官治理有問題，是需要相應處罰的。在這種背景下，即使沒有相應的人才，州郡長官每年也要舉薦一兩個人來搪塞。這些被舉薦的孝廉，還是要到皇宮做侍衛，然後透過補郎補吏的途徑入仕。

什麼是舉孝廉

孝廉，初始的意思便是孝子、廉吏。自漢武帝后，形成了一年一舉孝廉的制度。漢代有一百多個郡，每郡一年推舉一兩個，那麼一年便可以收穫兩百個左右的孝廉。而皇宮中原本的郎官侍衛，大約有兩千多人。這些被舉薦的孝廉，往往又是太學生補吏出身。時間一長，皇帝的侍衛集團也基本變成了青年知識分子。漢武帝之後，做官的往往也是讀書人出身了。

但這樣一來，十幾二十幾年之後，州郡每年都要推舉一兩百人，需要選拔任用的人才就太多了。原本不定期的選拔和特殊的選拔，都被擱置。到了東漢，仕途只有舉孝廉一條路。而且，為了兼顧公平，後期又演化到按照州郡戶口數進行分配（郡國滿二十萬戶才能舉薦一個孝廉）。因此到了這裡，孝廉已經失去孝子、廉吏的原本含義，只是一種入仕的資格了。

以孝廉入官產生的影響

一件事沒有絕對的好與壞，舉孝廉也是如此。

舉孝廉有利的一面。太學生（受教育）——皇宮侍衛，補郎或者補吏（行政實習）——舉孝廉（被選拔）——考試（合格後入仕）。透過這樣的一個過程，把那些有能力的人員選了出來。使得原來被補吏的太學生，依舊有升為做官的機會，而不僅僅是一個吏。這些人中，雖然還有一部分是貴族子弟，但更多的是貧寒子弟。這就使得原本把持在貴族、功臣、富豪手中做官的權力，轉移到了更大的範圍之內。普通人透過在太學的刻苦學習，有了為吏為官的機會，寒門子弟有了上升的通道，國家也可以選到真正的人才。這是舉孝廉的有利的、積極的一面。

舉孝廉不利的一面。但這種選拔人才的制度，到了最後，卻完全變形，已經失去了選拔人才的作用。“蓋當時薦舉、徵辟，必採名譽，故凡可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為苟難，遂成風俗。”原先西漢時期，只需要官吏六百石以上者，為父母服喪三年。而到了東漢，即使是普通人也要服喪三年。那麼，為了突顯自己的孝道怎麼辦呢？只有服喪六年甚至二十幾年者，為的就是獲得名聲，從而入仕做官。後來甚至發展到，為自己恩主（推薦他去做官的人）服喪，甚至也達三年之久。

為了報父仇而殺死仇人，為了朋友而報仇殺人，為了恩主而報仇殺人等等。此外，各種費盡心機的作秀，故意裝出高姿態，都是為了博取好的名聲，而不惜採取各種極端手段。使得整個社會的風氣，充滿了虛偽。當時的民謠對此進行了諷刺，被舉為孝廉的人，卻對自己父親不孝順。那些被舉為良將的人，卻膽怯如雞。這對於維護統治的穩定性，顯然是極為不利的。

這些人為了入仕做官，十分注重人際關係，注重和恩主的關係，形成人身依附，對個人盡忠而不對國家盡忠。社會知識份子都沉迷在這種虛偽的環境中，更遑論其他人了。這也說明，舉孝廉這個選舉制度後期已經變質，自然會被其他選舉制度替代。

問題引入

漢朝的舉孝廉制度是一種官方推出的選拔人才的制度。其考核方式和科目內容眾多（主要是歲科和特科），並不僅僅只要是孝子就可以做官的，其他因素還有很多。

古代選拔人才制度演變程序

堯舜禹時期——禪讓制；

夏商西周時期——世卿世祿制；

春秋戰國時期——軍工軍爵制；

東西兩漢朝時期——察舉制；

兩晉南北朝時期——九品中正制；

隋唐以後——科舉制。

選拔制度演進一覽表人才選拔制度演進的原因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人才選拔和任用，一直都是一個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

隨著社會的發展，相應的制度也在不斷地變化，以上例舉的幾種是最具有代表性的。這些方式都是社會歷史完善和發展的結果。

從部落時代依據個人威望和功績，到隋唐以後的唯才是舉，反應的是歷史的進步。

察舉制漢朝選擇察舉制的原因

漢朝之所以選擇察舉制，是社會歷史發展的現實需要。

主要有以下幾點因素:

漢朝完成了統一，春秋戰國和秦朝的依照軍功的部分選拔制度不適合當下漢朝的需求；漢初社會民生凋落，需要休養生息。以德行作為考察標準，有助於國家治理和經濟恢復；國家統治者主張以德治國，國家體系看重德行的重要性；漢武帝時期，採用董仲舒的建議，形成"內儒外法兼之以道"的國家文化治理體系。這套體系的推行，對德行的要求非常高。察舉制的優勢與不足之處

漢承秦制，是在秦朝現有體制上的修補和新增。察舉制的優勢在於進一步瓦解了貴族階層的固化作用，讓普通階層也可以參與到國家治理中去。

察舉制度的嚴格執行，為漢朝網路了大量的人才，為漢朝開闢盛世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當然，作為歷史一個階段的產物，隨著歷史的發展，必然會產生不足之處。

察舉制能夠很好產生作用的前提是國家機構有條不紊的運轉，以此來保證察舉過程的有效性。但是在漢朝後期，國家治理混亂，各個部門在察舉推薦人才的時候任人唯親，徇私舞弊，極大的破壞了原來察舉制選拔人才的初衷和使命。

另外，雖然它理論上能夠從各個階層推薦人才，但是實際上能夠從平常讀書人中得到推薦的僅僅佔據總數的四分之一而已。

雖然察舉制有利有弊，但是總體來說還是利大於弊的。因為它打破了原來選拔制度的世家貴族對權力的封鎖，是一種突破。也對後來的選拔制度提供了一定基礎和借鑑。

恢弘大氣的漢朝寫在最後

如果以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察舉制，那麼它必然是極其不合理的，但是放到那個歷史條件之下，它必然是先進而有用的選拔制度。

先秦以前的政治是貴族政治和精英政治，國家的權力部門由貴族和精英控制。所謂貴族就是指王室子弟、將相子弟；所謂精英則是各學派的精英人物。貴族子弟佔據了大部分權力部門，精英則是自薦或者他薦，得到國君賞識後，委以職務。漢朝建立後，貴族政治漸漸瓦解，治國理政的人才透過“舉孝廉”的方式進入權力部門。當然被舉孝或者舉廉的人，大部分還是貴族子弟，寒門子弟很難被“舉孝廉”！

孝是指孝順父母，對長輩恭順；廉是指辦事廉正。儒家認為對父母孝順的人自然對國君忠誠，辦事廉正的人必然秉公理政，孝與廉都是美好的品德，具備美好品德的人為官，上可為皇帝分憂，下可為百姓辦事。當然除了品德外，還需要有才能，舉孝廉的人只是獲得了考試的資格，透過考試後，根據才能任官任職。如果通不過考試，那麼也當不成官，成不了吏。

舉孝察廉原為察舉二科，漢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即舉孝舉廉各一人。在兩漢通常的情況下，孝廉則往往連稱而混同為一科。 孝廉一科，在漢代屬於清流之目，為官吏晉升的正途。被舉孝廉的人大多為州郡屬吏或通曉經書的儒生，察舉之後，是否選得其人，還要經過考試，而後才能量才錄用。郡國歲舉的孝廉，到京師之後，要依其科目與被舉人的學藝不同，由公府分別加以考試。

並不是所有孝子跟廉人都有資格被舉薦，每個郡舉薦的名額是有限的。人口滿二十萬的郡每年舉孝廉一人，滿四十萬每年舉孝廉兩人，以此推之；人口不滿二十萬，每兩年舉孝廉一人；人口不滿十萬，每三年舉孝廉一人。舉孝廉是一種政治待遇和權力，各郡都會把握這個機會，推薦的人才那怕是貴族子弟，但是能力還是有的。

被舉孝廉後且透過考試的孝子廉人任用升遷情況：在中央以郎署為主，再遷為尚書、侍御史、侍中、中郎將等官；在地方的則為令、長、丞，再遷為太守、刺史。舉孝廉前期還有作用，後期就成為世家門閥的特權。東漢末年，實際上察舉多為世族大家壟斷，互相吹捧，弄虛作假，當時有童謠諷刺：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曹操執政後，就一改舉孝廉制度，採用自薦或他薦的精英人物為官吏。

簡單來說，孝子也不一定能當官。

漢朝選拔人才的制度是察舉制，這一制度由漢高祖草創到漢武帝時期形成制度，經過了六十餘年的改進和完善，可以說是最符合當時形勢的選拔制度，但隨著時代變化，這一制度最終被時代所拋棄。

在漢十一年（前196年），漢高祖下求賢詔，令郡國推舉有治國才能的賢士大夫，開了漢朝皇帝下詔選拔人才的先例，但此舉並非定製，不定期舉行。漢文帝增加了下詔的頻率，數次下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到了漢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漢武帝下詔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同時對選拔標準進行了明確規定，一是凡儒家以外的各家均不得舉，二是取士包括德行、學問、法令、謀略四個方面的內容，三是分歲舉和詔舉兩類。歲舉為常科，每年推舉；詔舉隨皇帝詔書而定。

孝廉始為孝與廉兩科，漢武帝的詔書就是孝和廉各一人，顏師古註解：“孝謂曰善事父母者，廉謂清潔有廉隅者。”不過後來孝廉往往連稱，進而混同為一科。

察舉制明顯不同於先秦時期的世卿世祿制和秦朝的軍功入仕、客卿入仕，把選拔人才的著重點由功利角度轉向了道德角度，這也標誌著統治策略由秦朝的重視軍功、重視法令變為漢朝的重視道德倫理，統治者利用道德力量來為自己服務，維護自己的權威。

從理論上來說，孝子能被舉為孝廉，具備入仕當官的資格，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為皇帝跟被選拔者是隔離的，孝子究竟是不是孝子，需要人推薦，那這個推薦的人也沒有說謊呢？所謂“舉孝廉，父別居”可不是玩笑話，只要關係硬，不孝子也能透過舉孝廉入仕，相對應的，孝子就被擠佔了名額。

朝廷也注意到了這些情況，為了淘汰掉那些沒有才幹的人，朝廷在察舉制上加了一條，這些孝廉們都要進行考試，察舉制由推薦發展為推薦與考試結合了。也就是說，即便是真正的孝子，也需要透過考試才能當官。

這一制度跟科舉制的最大不同在於，參考者要有人推舉，這就涉及到一個人情規矩了，天下孝子那麼多，首選誰呢？當然是自己家族的，近在眼前嘛！就算是外人，推舉其為孝廉，這就是一種恩情，在官場上這就是帶入門的師傅。

一個大官既帶同族，又帶外人門生，同族努力當上大官，繼續此過程，經過數代人努力，一個門生故吏遍天下的龐大政治家族就能形成，如東漢末年的汝南袁氏等，都是四世三公出來的，這也是察舉制被時代拋棄的原因。

孝子並不能當官，孝廉選官不過是貴族階級直接當官的粉飾罷了。

以孝廉入官產生的原因

在漢朝及漢朝以前，統治國家的都是門閥貴族，貴族之間又經常來往聯姻，於是朝堂之上一家之言盛行，而皇帝為了加強君權，打破門閥世家對於政事的壟斷，於是想方設法的選拔寒門子弟入仕，而孝廉選官這一制度也就孕育而生了。

什麼是孝廉入官

孝廉，即孝子廉吏。舉孝察廉原為察舉二科，漢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即舉孝舉廉各一人。在兩漢通常的情況下，孝廉則往往連稱而混同為一科。 孝廉一科，在漢代屬於清流之目，為官吏晉升的正途，漢武帝以後，迄於東漢，不少名公巨卿都是孝廉出身，對漢代政治影響很大。

首先孝廉是兩個不同的當官路徑，以孝入官和以廉入官都是每郡各推薦一部分人，最後經過考試選拔。孝廉選官在漢朝的政壇中屬於清流，就是升官比較容易的人群。

被舉人的資歷，大多為州郡屬吏或通曉經書的儒生。

被舉孝廉後的任用升遷情況，在中央以郎署為主，再遷為尚書、侍御史、侍中、中郎將等官;在地方的則為令、長、丞，再遷為太守、刺史。

監察失職

實際上察舉多為世族大家壟斷，互相吹捧，弄虛作假，當時有童謠諷刺:"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

察舉孝廉在西漢時考核比較嚴格，吏治也較清明。東漢中期之後，考核鬆弛，察舉不實，有不少濫竽充數者，竟鬧出 察孝廉父別居 的大笑話，這和吏治腐敗互為因果，造成惡性迴圈。

當時的士子為了透過孝廉這一途徑進入仕途，矯偽飾行，沽名釣譽，請託權貴，廉以獲取孝廉的美名。有一個叫許武的人，被推舉為孝廉。他考慮到兩個弟弟還未顯名，為了使他們出名，同他們商議後，便召來全宗族的人，把家產分為三份，他自己的那一份皆是肥田廣宅，兩個弟弟所得家產既少又差。但兩個弟弟一點都不與兄長爭執，宗族和鄉里的人都稱讚兩個弟弟的謙讓而責備兄長的貪鄙，結果兩個弟弟被推舉為孝廉。事後，許武又召集宗族的人，向他們說明真相，並說:"我現在的產業比分家時增加了三倍，現將所有的財產全部分與兩個弟弟"。於是許武的名聲大振，後被調至中央任長樂少府。

陳蕃任安樂太守時，郡內有一個名叫趙宣的人，父親去世，他把父親埋葬以後，自己住在墓道中，服喪二十多年，名聲震動州郡。地方官把他推薦給陳蕃。陳蕃與他相見，問及妻子兒女，結果他的五個兒子都是在服喪期間出生的。陳蕃大怒，遂致其罪。東漢的學者王符揭露當時選舉的弊端時指出:"群僚舉士者，或以頑魯應茂才，以黠逆應至孝，以貪饕應廉吏，以狡猾應方正……名實不相符，求貢不相稱，富者乘其財力，貴者阻其勢要，以錢多為賢，以剛強為上。"《潛夫論·考績》。當時社會上流行著一首民謠:"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葛洪:《抱朴子·外篇·審舉》。可見當時選舉制度的腐朽和虛偽。

所以說再好的制度也需要嚴格的監察來監督，如今天所提倡的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就體現了監察的重要性了。

第一個問題：孝子能當官。

第二個問題分兩方面作答：

一、“以孝廉入官”制度產生的原因。任何一種制度都是應社會需要而產生的，都有一個逐漸形成的過程，“舉孝廉”制也一樣，是經過幾代的發展完善而最終成型的。

（1）【高祖時期】西漢初年，高祖劉邦執政時，“舉孝選官”並未存在，此時選拔人才、委任官吏，皆以軍功為主， 據《漢書·高祖紀》記載，劉邦平定天下後，大封功臣，論功行賞，對和他一起打下江山的將領們給予加官晉爵，最初封賞的功臣有三十多人，這些人基本都是武將，因為高祖不喜儒生，所以當時讀書人得不到重用。

重用武將以及官職的世襲制不僅排斥了被統治階級，也排斥了地主階級的下層，引起了小地主階層和下層民眾的強烈不滿，因此劉邦於十一年（前196）釋出了一道詔書：“賢良計程車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你們。佈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這可以說是舉賢薦士的初步成型。

（2）【惠帝時期】據《漢書·惠帝紀》記載，惠帝四年（前191），皇帝下詔選舉百姓中的孝悌者，免除他們的租稅及徭役，但並未授官晉爵，也沒有其他更進一步的明確規定。

（3）【呂后時期】呂后掌權時，規定由地方選出“孝悌”，任地方政府屬吏，使之教化一鄉。《漢書·高後紀》載，呂后元年（前187），初次設定“孝悌力田”這一官職，俸祿二千石。二千石是郡守級別的俸祿，待遇甚高。從此以後，終兩漢之世，舉“孝悌力田”成為一種固定的制度。

（4）【文帝時期】漢文帝是個大孝子，他認為“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因此文帝規定，縣乃至於鄉，要根據人口規模設立孝悌力田常員，同時文帝開始選孝者為郎，進入政府機構，《漢書·馮唐傳》記載：“馮唐以至孝著聞，得為郎中，任郎中署長，臣事文帝。”這時“孝”作為選拔人才的一項重要標準，已確定下來。

（5）【漢武帝時期】此時，漢初的一些以武功提拔的官員已經所剩無幾，急需新人接班；經過惠帝、呂后、文帝幾代的修養生息，國內政局穩定，經濟得到較大發展，這時候已不需要太多的軍事型人才，而是需要文儒幹部。

大儒董仲舒向漢武帝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武帝正想擺脫軍功選官和黃老的思想控制，因此接受了這一建議，此後儒家思想佔居了社會主流地位，而“舉孝廉”正是儒家思想的反映。

元光元年（前134）武帝首次頒佈了“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的詔令，“舉孝廉”也被作為一種選官歲常制固定下來，也就是說孝子廉吏所反映的儒家倫理道德成為武帝及後世推行的主導思想。

二、“舉孝廉選官”的內容

“舉孝廉”的“孝”是善事父母之意，“廉”是清廉無汙之意，“舉孝廉”就是舉孝察廉，原本分察和舉二科，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到西漢晚期，孝與廉已合併，成為察舉的主要科目。

“舉孝廉”制的主要內容有：（1）舉孝廉物件為普通吏民；（2）由郡國守相舉薦；（3）每年舉一回；（4）每個郡國舉孝廉有人數限制（初為一人或二人，後期稍有變動）。

孝廉是漢代吏民入仕的途徑，一旦察舉為“孝廉”，待遇優厚，有的在中央為郎署，然後可遷為尚書、侍御史、侍中、中郎將等官；有的在地方做縣令、丞、尉等，以後有機會遷為太守、刺史。

結語：“舉孝廉”產生於漢朝，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這種選官制度為社會選拔了不少優秀人才，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

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歷史中，選拔人才做官是每個朝代的統治者最為重視的一件事。在先秦時代官員是士大夫們的特權，只要祖上官員子孫都是官員，平民百姓是沒有什麼機會的。到了秦朝採用的軍功來提升官職，隋唐以後採取的是科舉制，而漢代採取的則是察舉孝廉來選拔官員。那漢代是不是說是個孝子就能當官呢？

第一個什麼是察舉孝廉

察舉制度的全稱叫徵辟察舉制，是自上而下的一種選舉人才的方式。有徵、闢和察舉三種途徑。所謂的“徵”就是因你的賢名聲很響亮，被皇帝徵招至京城擔任官職；“闢”就宰相、郡守或者州牧等官員聽說你很賢明被推薦官員。“察舉”就是皇帝出招賢告示，按照察舉的要求去審查應徵者。

察舉制既然是根據皇帝的告示來選拔官員，人才自然是不拘一格，但是選拔的程式相對較為嚴格，常見的選拔的方式為四科取士即：第一科為德行高妙，志傑清白；二科為學通修行，經中博士；三科為明達法令，足以決疑，案能覆問，文中御史；四科為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四科的第一科即要求道德高尚，賢良方正，清正廉潔，就是我們所說的”孝廉“，二科為通曉經典是個有文化的人，三科為通曉法令，能為百姓申冤斷案，自己能寫文書奏摺之類的，四我為勇敢果斷，有謀略。由此可以看出以孝道治天下的漢朝，孝廉是選拔官員的首要考量，但不是察舉的唯一條件。

第二個察舉制度的發展

在劉邦逐步平息了天下的各種叛亂，百姓也迎來自陳勝、吳廣起義以來難得的太平，劉邦十二年釋出詔書說：《漢書•高祖紀》今天下賢者智慧，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佈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這是漢朝察覺制度的開端。

到了漢文帝時期又頒佈詔令，推行舉賢良的法令，《漢書•文帝紀》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後來還確立了察舉的科目和與之相對應的對策應試，但這也是在皇帝需要的時候才下詔，並沒有形成一個固定的察舉形式。到了漢武帝時期，他聽從了董仲舒的建議，採取儒家的取士察舉《漢書•武帝紀》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這才真正確立了漢朝的舉孝廉制度，直至漢朝滅亡。考察官員主要以”孝道”、“清廉”為首要考察目標。

第三個舉孝廉的弊端

既然國家以舉孝廉為考察官員的首選，自然也是一種政治身份的象徵，有了舉孝廉的身份，就像後來的參加科舉計程車子有了功名在身，隨時可以當官赴任。俗話說：上有政策，才有對策。那些品行不端，但是家裡又有錢人，就拼命的裝孝道、裝清廉，況且“孝”“廉”也沒有統一標準，然後等官員下來察看的時候，就給考察官員送銀子矇混過關，這樣就會在察舉中徇私舞弊的現象。

有錢就有聲望，有聲望就會被舉薦為孝廉，就可以當官，平民更是沒有機會被舉薦為孝廉，這就成了官宦之家和商人們的專利，比如三國中四世三公的袁紹，隨著時間的推遲，這種弊端愈演愈烈。因此察舉制不得不退出舞臺，成為歷史當中的一道塵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