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若是以文官掌軍權，非但不能阻止節度使坐大的局面，還會使大半野心勃勃的唐朝節度使更加招兵買馬、積蓄實力，不會甘心受文官的指揮，也更加快了他們想起兵謀反的程序。而且他們這些悍將驕兵，一開始就瞧不起這些手無縛雞之力的文臣。

唐朝如果文官掌管軍隊，是能控制節度使的發展的，甚至說節度使都不會出現！

第一，文官掌權疆域不會那麼大，沒設定節度使的必要

節度使這個東西是唐朝的特產，在唐朝末年和五代時期興風作浪橫行一時，唐朝為什麼設定這個東西呢？因為唐朝的疆土太大了，很多事情皇帝沒辦法很快速的處理，對於偏遠地區只能把權力下放，節度使掌軍政大權和財政大權，屬於中央的藩屬，另類的藩王！

如果文官掌握軍隊，大唐不會打下這麼大的疆域，自然天子也不會設定節度使！

第二，文官掌握軍權，節度使很難放飛自我

文官掌兵權，節度使只有民政和財政權，很難有大的動盪！畢竟拳頭才是硬道理，文官大多陰謀詭計精通，掌握兵權後搶點糧還是沒問題的！

唐朝節度使這個制度出來就已經註定會引發一系列問題，不管是不是文官掌軍都一樣。

唐朝的節度使來源於魏晉時的持節大都督，隋朝稱為總管，唐稱為督。最初的目的是為了建立軍事重鎮抵禦外敵，由朝廷專門派長任的節度使去往這些地方，真正得到發展的是在唐睿宗時期。唐睿宗時對西北和東北地區進行了軍事體制改革，將節度使常駐邊防。

唐睿宗

唐睿宗景雲二年（711年），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使，從此節度使正式成為大唐官名。《新唐書》記載：

節度使掌總軍旅，顓誅殺。初授，具帑持兵仗詣兵部辭見，觀察使亦如之。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樹六纛，中官祖送，次一驛則上聞。入境，州縣築節樓，迎以鼓角，衙仗居前，旌幢居中，大將鳴珂，金鉦鼓角居後，州縣齎印迎於道左。

713年，唐玄宗開元年間設立了十個節度使，而節度使最初只是掌管軍事這一項。但是隨著軍事權力的增強，話語權增重，節度使開始向民和財伸手，同時兼任刺史等等。那麼問題來了，這跟土皇帝有什麼區別，在地方節度使就是天，掌管地方的一切事務。

一個節度使在地方經營幾十年後，勢力之大足以令朝廷忌憚，要知道任何一個勢力只要紮根下來，除非動用極大的軍事力量，否則很難徹底消除。而自唐玄宗後，地方節度使的發展已經成了必然趨勢，這為後來的動亂埋下隱患。

長期紮根地方的節度使多為胡人，其勢力發展很快，容易滋生不臣之心，其軍事力量強大，安史之亂裡面就是節度使的原因之一。

可以說自從這個體制的出現，就註定了不受節制的後果。其原因如下

第一、自古得兵權者得話語權。在古代立足，最主要的資本就是軍事，如果一個人他擁有足夠的軍事力量，那麼他就能夠獲得很大的話語權。而節度使完全是天高皇帝遠，地方軍政都是節度使一手操控，軍事力量得不到節制。

第二、節度使為長任官職，不是流動的。

從明朝的官制來看，分為流官和土司，流官最大的特點就是過不了幾年就要調動，為的是防止流官在一個地方經營自己的勢力。而唐朝節度使的權力被放到了最大，而且很少調動，這就註定了節度使培養自己勢力，紮根於地方。

第三、節度使權力太大，容易滋生野望。

節度使從最開始的全權掌管軍事到後面的全權掌管地方一切事務，其權力的增長直逼朝廷。而且還有一點就是一個節度使就是一個派系，內部分歧很小。當一個人嚐到權力的甜頭後，就會一發不可收拾，野望滋生。

第四：節度使多由胡人擔任，雪上加霜。

最開始擔任節度使的大部分是胡人，而胡人來唐之前就有著自己經營的勢力，等到地方事務全部掌握時，其勢力發展速度不可同日而語。那些本來就不服大唐的胡人權力滋長後，想當然的想繼續做大。這一點不是胡人也是一樣，因為權力的誘惑是絕大多數古代人追求的東西。

所以不管是不是文官掌軍，節度使脫離朝廷掌控的趨勢都不可阻擋。

不能

其實關鍵不是以文官掌軍，還是以武將掌軍。

掌軍的文官，你把他看作武將其實也行，並不一定武將就得去衝鋒陷陣。

關鍵不是掌軍的是文官還是武將。

關鍵是節度使這個制度，節度使可以在自己的範圍內，文武大權一把抓，幾乎不受限制。

你就是派文官去，只要能擁有這樣的大權，一樣無法限制發展。

位置決定方向！

歷史上文人當皇帝的還少嗎？

所以節度使是文官還是武將都沒關係，文官也是人，同樣有利益糾紛和野心，關鍵是節度使的權利過大，上馬管軍下馬管民，人事權，財政權，民事權一把抓，相當於事實上的獨立。

之所以造成節度使權利過大是因為王朝發展到中期，權貴剝削民眾過重，大量百姓失去土地，而他們又是繳稅主體，後果就是中央財政不足，給各地方節度使的軍餉不足，為了讓節度使有足夠的軍餉安撫軍隊和補充人員，只好把地方的權利全部交給節度使，節度使於是獲得了事實上的獨立！

所以控制社會財富差距很重要！

節度使由來

唐朝的節度使來源於魏晉時的持節大都督，隋朝稱為總管，唐稱為督。最初的目的是為了建立軍事重鎮抵禦外敵，由朝廷專門派長任的節度使去往這些地方，真正得到發展的是在唐睿宗時期。唐睿宗時對西北和東北地區進行了軍事體制改革，將節度使常駐邊防。

唐睿宗

唐睿宗景雲二年（711年），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使，從此節度使正式成為大唐官名。《新唐書》記載：

713年，唐玄宗開元年間設立了十個節度使，而節度使最初只是掌管軍事這一項。但是隨著軍事權力的增強，話語權增重，節度使開始向民和財伸手，同時兼任刺史等等。那麼問題來了，這跟土皇帝有什麼區別，在地方節度使就是天，掌管地方的一切事務。

一個節度使在地方經營幾十年後，勢力之大足以令朝廷忌憚，要知道任何一個勢力只要紮根下來，除非動用極大的軍事力量，否則很難徹底消除。而自唐玄宗後，地方節度使的發展已經成了必然趨勢，這為後來的動亂埋下隱患。

長期紮根地方的節度使多為胡人，其勢力發展很快，容易滋生不臣之心，其軍事力量強大，安史之亂裡面就是節度使的原因之一。

可以說自從這個體制的出現，就註定了不受節制的後果。其原因如下

第一、自古得兵權者得話語權。在古代立足，最主要的資本就是軍事，如果一個人他擁有足夠的軍事力量，那麼他就能夠獲得很大的話語權。而節度使完全是天高皇帝遠，地方軍政都是節度使一手操控，軍事力量得不到節制。

第二、節度使為長任官職，不是流動的。

從明朝的官制來看，分為流官和土司，流官最大的特點就是過不了幾年就要調動，為的是防止流官在一個地方經營自己的勢力。而唐朝節度使的權力被放到了最大，而且很少調動，這就註定了節度使培養自己勢力，紮根於地方。

第三、節度使權力太大，容易滋生野望。

節度使從最開始的全權掌管軍事到後面的全權掌管地方一切事務，其權力的增長直逼朝廷。而且還有一點就是一個節度使就是一個派系，內部分歧很小。當一個人嚐到權力的甜頭後，就會一發不可收拾，野望滋生。

第四：節度使多由胡人擔任，雪上加霜。

最開始擔任節度使的大部分是胡人，而胡人來唐之前就有著自己經營的勢力，等到地方事務全部掌握時，其勢力發展速度不可同日而語。那些本來就不服大唐的胡人權力滋長後，想當然的想繼續做大。這一點不是胡人也是一樣，因為權力的誘惑是絕大多數古代人追求的東西。

所以不管是不是文官掌軍，節度使脫離朝廷掌控的趨勢都不可阻擋。

題主說些莫名其妙的話，你到底想表達那個意思。是派文官去地方掌兵？還是在中央由文官掌兵？還是別的意思？

即便如你說的讓文官掌兵了，就能限制節度使權力了，我都不知道你的這邏輯從哪裡來的，節度使尾大不掉，跟文官掌兵還是武將掌兵有關係嗎？難道文官就不會尾大不掉？文官就不會造反嗎？兵權在手，即便是兒子也敢造反，殺了自己父皇甚至所有兄弟姐妹親戚家屬，作為外人的文官有了兵權照樣敢割據、敢造反。

唐朝自建國以來就是文武不分的，尤其在初盛唐，而且建國戰爭與初唐外戰過程中統兵出征的基本全部都是能文能武且出將入相的將星級武官，私以為，純粹沒有軍事背景的文官[1]在唐朝幾乎是摸不著兵權的。在建國戰爭及初唐外戰過程中，武官掌軍本來就是大唐能夠開疆拓土的基本配置，所以在初盛唐，基本不存在文官掌軍的可能性與必要性。

大明宮丹鳳門遺址博物館

至於節度使本身，其實就像西晉宗王一樣，單個拿出來看不是啥大問題，只有節度使一人身兼軍事（節度使營田使）、行政（採訪使）大權以後，才能真正在一鎮規模甚至數鎮規模的地域，形成割據之勢。所以，想要讓節度使制度本身始終處於唐廷控制之下，就必須長期保持地方分權的態勢，應對外敵入侵時短暫保持臨時合權就行，像安祿山那樣軍權地跨三鎮、事權長期統一，才是打破中央地方關係之平衡的核心癥結之所在。如果從這個角度講，武將掌軍、文官掌政，事權分開、互不干涉，才是保持“開天之政”的關鍵，更是避免安史之亂的可能策略之一。

唐末北方藩鎮割據

而且，景雲至開元年間不斷設定節度使駐邊掌軍的藩鎮，本身就是唐廷為了應對邊疆武裝衝突而不得不推出的一套軍事政策，這項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武周時期的邊疆頹勢，為開元之治的成型保駕護航過。即便安祿山的軍權跨三鎮，也是為了應對來自契丹、奚二番的“東北衝擊”，尤其一定程度上的必要性，這也是“純粹文官”無法取代安祿山等邊將的一大原因。奈何，“大規模利刃勁騎”既可以用來殺敵，也會在權力的平衡被打破後反噬手握利刃的皇權，安史之亂便是“利刃勁騎”的統率擁有了反噬中央的野心。

興慶宮公園：李隆基龍興之地

中晚唐常見的那種藩鎮割據局面（或者說藩鎮相制相維局面）的形成，正是在肅代二宗之間，也即平定安史之亂時產生的。此時在朔方軍支援下重建的唐廷，不僅在河北中原、隴右河西分別與河北亂軍、吐蕃大軍兩線作戰，而且還需要時刻提防朔方軍系統的做大，僕固懷恩之亂的根源便在於此。可以說，肅代二宗之時，唐廷哪方面的危機都沒有得到徹底解決，而且還形成很多新問題，藩鎮割據成為常態，便是這一時期的產物。

俯瞰興慶宮公園

當此之時，河朔地區都是安史亂軍殘將整編形成的割據型藩鎮，中原地區則是為了應對河朔藩鎮組建的防遏型藩鎮，京西北地區則是為了防衛吐蕃拱衛京師而延續下來的邊疆型藩鎮。河朔藩鎮自然輪不上鞭長莫及且自顧不暇的唐廷插手，中原藩鎮和京西北藩鎮如果真如題主所言，任用一個沒有軍事背景的文官，不僅未必服眾，而且未必頂用，中原與京西北諸藩節帥的任用，就和唐玄宗任用安祿山一個道理，管用第一，為了有效遏制河朔、防禦吐蕃，中原藩鎮與京西北藩鎮自然不可能任用“純粹文官”。

敦煌莫高窟156窟歸義軍節度使張議潮統軍出行圖

另外，中晚唐之藩鎮並非完全由節帥（節度使）做主，張國剛先生在其代表作《唐代藩鎮研究》中曾對中晚唐之藩鎮的社會基礎做出過精彩分析，概言之：中晚唐藩鎮之牙兵、親兵、外軍乃至支郡兵、縣鎮兵大多來自破產農民、無業遊民、亂軍兵痞，藩鎮之兵力構成，本質上就是均田制&府兵制崩潰以後遊離於社會生產之外職業僱傭兵，安史之亂以來，這些職業僱傭兵由邊疆而中原，遍佈河朔、京西北、中原、劍南山南，代表各鎮僱傭兵利益的押衙、都兵馬使等管內中高階將官，也在一定程度上主宰著藩鎮的內政。

隋唐帝國的軍政結構

那麼，即便唐廷能夠透過指派中央文官系統內毫無軍事背景的所謂“文官”擔任節帥掌管各鎮，妥妥秀才遇上兵，有理說不清，未必能夠壓服這些長期從事職業僱傭軍的驕兵悍將。返觀節帥易主時，新帥之所以能夠壓服牙兵，都需要依靠一些或軟或硬或軟硬兼施的非常規手段，比如：一起酒肉歌舞、分賞大筆財產、果斷殺伐清算，這些舊式軍隊中的“軍旅傳統”可能才是新帥籠絡兵將的必備策略，完全不是一個毫無軍事背景的所謂“文官”，能夠玩得轉的。

敦煌莫高窟第220窟翟氏家族供養人形象

即便題主所謂“文官”並不是指“純粹沒有軍事背景的文職官員”，而是指來自中央官僚系統的派員，也仍舊需要面對“牙兵抵制”這一老大難問題。即便這位中央派員曾經有過在神策軍做官的經歷，也未必能夠讓所赴藩鎮之牙兵樂意接受，畢竟你新帥帶來的這些個親兵，勢必要佔用一定比例的藩鎮賦稅，那麼原有牙兵的利益就會受損。如果是一位執行中央削減兵員政策的中央派員，那牙兵們就更會為了保住既得利益而怒起抵制了。如果這位中央派員，既不帶自己的親兵，也不削減強藩兵員，那中央派員還有什麼意義？事實上，就有不少中央派來的節帥，與牙兵一起跟唐廷對著幹的。

見證了大唐帝國興衰榮辱的大慈恩寺大雁塔

像俱文珍那樣能夠圖左右汴宋節度使之位，本質上其實是宦官監軍與牙兵聯通干預節帥繼任，本質上也並非文官掌軍，而是宦官監軍制度在控制節度使的表現。換言之，俱文珍的案例純粹就是唐朝皇帝把宦官廢立自己的惡夢，透過監軍院安插到了藩鎮節帥頭上，如果監軍宦官像俱文珍那樣有足夠的手腕的話，完全可以實現中央皇權配合監軍院控制節度使的作用。我們甚至可以認為，宦官監軍制度對於中晚唐節度使的制約，遠比所謂“文官掌軍”有效得多。

最後，必須廓清的一點是，中晚唐時期的節度使制度並未失控，肅代以降的唐廷其實已經從泥潭裡爬了出來，雖然無法恢復安史之亂以前的至高皇權（未完成的中興），但能夠實現某種程度上的脆弱平衡，至少局面是可以掙扎著控制住的。中央皇權派駐藩鎮之監軍院，藩鎮方面派駐長安的進奏院，就是唐廷控制藩鎮的那雖然脆弱卻又略有韌性的“權力管道”。

安史之亂前，的確可以阻止。

你類比一下北宋就可以了。如果安祿山只是一介文官，那麼他大機率不會折騰出舉國內戰。但是，還要看這個文官有沒有質變成武將、質變成權臣。即便是文官，捏著那麼大的權力、處於那麼急的形勢，也可能成為喊來雪崩的人。

安史之亂以後，什麼文官、武將，就都無所謂了。

因為藩鎮問題就不是文官掌軍還是武將掌軍的問題。節度使只要管得住兵，那就有能力對抗朝廷。至於節度使是文官還是武將，或者是宗室，都已經不重要了。

那麼，安史之亂是因為武將掌兵造成的嗎？這麼說，還是過於簡單化了。

節度使逐漸質變的發展邏輯，可以這樣概括：節度使本來就不是給職業軍人設定的；後來因為朝堂鬥爭，卻逐漸落到了職業軍人手中，主要是胡人將領。

節度使對抗朝廷的發生邏輯，可以這樣概括：朝廷內部搞鬥爭，然後波及到了節度使；廟堂的權力遊戲，變成了舉國內戰；內戰之後，朝廷威信掃地，自然無法控制節度使了。

這兩個內在邏輯，都跟武將掌軍還是文官掌軍，沒啥關係。

玄宗朝的大唐已經達到盛世巔峰。但，這時候的大唐帝國卻也四面樹敵了。

在東北，是契丹人；在正北，是突厥人；在西北，是吐蕃人；在西南，是南詔人。而在更遠的西域，則面臨來自西突厥和吐蕃人的雙重打擊。

傳統帝國，有三個要命的地方，一個是朝堂、一個是民治、一個是邊地。

邊地已經四面樹敵。而唐朝的一貫邊地政策是：能打死就打死、能打服就打服，逼不得已才會嫁女兒。所以，主要就是打。而既然是打，那就得武將掌軍。

為什麼唐朝的節度使最後都變成了武將呢？武將還無所謂，重要的是都變成了胡人武將。

文官和武將，本來就沒啥區別。袁崇煥進士出身，這是標準的文官。但，他在遼東呆了五年之後，文官也變成武將了。文官和武將，只是分工不同。在朝時間久了，自然就是文官；在軍時間久了，自然就是武將。而武將也絕不是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的猛張飛的角色，而是要靠腦子的。甚至，笨一點兒也可以用，主要是忠誠。朝廷信任才能鎮撫一方、當武將。

所以，是文官還是武將，都無所謂。而且，最初的節度使，大多是文官或宗室。因為權力太大，所以要用信得過的人。但是，只要節度使當久了，就一定會變成武將。武將實際就是一個標籤，方便認識罷了。

唐朝的邊地形勢，非常緊張，幾乎年年都要把軍隊拉出去打幾仗。而且，往往還要多個節度使防區協同作戰。公元742年，安祿山被任命為平盧節度使。公元744年，安祿山又接替裴寬出任范陽節度使。

這就不是武將掌軍的問題，而是武將掌了大軍。到這個時候，你已經不能用武將來定位節度使了。他們完全可以被定義為權臣或國中諸侯。捏著帝國五分之一的軍隊以及大量的地盤，還怎麼可能是單純的武將。

你讓安祿山當一個節度使就不行嗎？答案是不行。這兩個節度使只有捆到一起才有力量。特別是平盧軍，地方遠、士兵少、力量弱，關鍵還是從范陽軍裡分出去的。你讓它一支軍隊在東北對付室韋人、靺鞨人，就是強人所難。所以，范陽軍這個絕對主力兵團，就必須隨時支援。

安祿山後來還兼任了河東節度使，也就是身兼三個節度使。但是，這不算最牛的。最牛的是王忠嗣，身兼河西、隴右、朔方、河東四個節度使。王忠嗣是武將不假，但他可是在宮裡長大的，長期跟太子混在一起的人。所以，王忠嗣得算半個大唐宗室。

但後來，肯定不能這麼搞了。這種級別的節度使要是造反了，朝廷根本就控制不住。於是，天寶年間的十個節度使（含一個嶺南五府經略使），就搞了兩兩組合，對著東北的范陽和平盧，算是一對兒；對著吐蕃的河西和隴右，算是一對兒；鎮守西域的安西和北庭，算是一對兒；拱衛京師的朔方、河東，算是一對兒。至於劍南節度使，主要就是奔著雲南的南詔去的。而至於嶺南的五府經略使，還不夠節度使的級別。

既然要朝廷信任，那用文官咋就不行了？

文官派出去當節度使，當久了再給調回來，這也方便。所以，文官掌軍，完全可以。而且，節度使設定之初也是這麼幹的。當時，就有所謂的出將入相一說。在廟堂混不上去了，肯定當不上宰相了，那就派出去當個節度使。節度使不行，那就當個州刺史。而在節度使的位置上幹得好了，那就召回來當個宰相。甚至，皇帝看上誰了，要把他培養成宰相了，那就先讓他當一段時間的節度使，算是賺履歷。

比如宰相張說，起步是賢良方正科的策論第一名。這就是人才啊。大唐帝國只要制度上沒出問題，就一定要把他培養成宰相。雖然官場幾經起伏，但張說終於在公元711年當上了宰相。但是，他與玄宗皇帝任命的宰相姚崇不和，於是就被貶出朝廷，當了刺史這種地方官。再後，又被皇帝看重了，接著就被派到東北當幽州都督。在公元718年到公元720年間，他當了一段時間的范陽軍節度使，後又轉任朔方節度使。最後，張說又回到長安，當了宰相。

這就是文官掌軍了。你讓張說這種人當節度使，他怎麼也不可能成為安祿山。簡單說，就是不會造反。但是，張說這種人畢竟是少數。自古以來，文能治國、武能安邦的，又有幾個？安不了邦也無所謂，慫一點兒、少打仗，還能省錢。所以，還是用文官比較踏實。

但關鍵是，張說當節度使的時間太短。時間長了，這種文官也肯定會變成武將，甚至權臣。如果能讓節度使流起來，那麼也可以杜絕造反難制的情況。這個沒問題。後來的宋朝就是這麼幹的。宋朝很少由純正的武將掌兵。建國穩定以後，邊地的實權派主要是從朝廷派出去的文官。而且，還經常調動，就不可能讓你在軍中呆久了。

但是，唐朝為什麼就不再這麼玩了呢？

傳統帝國三個要命的地方，再重複一遍：一個是朝堂、一個是民治、一個是邊地。邊地和民治怎麼發展，直接取決於朝堂。這時候，朝堂出問題了。而根子卻在民治，具體是財政出現了困難。於是，在朝堂上形成了兩撥人，一撥人主張開源，主張去民間找錢花，也就是所謂的聚斂集團；一夥人主張節流，主張政府少花錢，也就是所謂的賢相集團。

兩撥人肯定要搞政治鬥爭、玩權力遊戲。但開始還算有節制。打贏的、那就在朝堂當宰相；打輸的、那就放出去當節度使或刺史。總之，打贏的肯定會很開心，因為當了宰相嗎；而打輸的也不會太悲催，因為能體面下臺。所以，權力鬥爭就跟下棋似的，贏的有風度、輸的有氣度，大家都認賬。至於誰輸誰嬴，直接取決於皇帝。

但是，肯定會有打急眼的時候。特別是聚斂將集團把賢相集團全給幹趴下之後，這夥人有開始內鬥了。而聚斂集團的內鬥，就相當沒起色了。拳擊比賽，咱有規則，不許踢襠、打後腦勺。但聚斂集團完全不按規則出拳，不僅踢襠、打後腦勺，而且還插眼睛。到公元746年以後，當時是李林甫當宰相，權力遊戲就開始帶血了。造成的結果就是勝利者封侯拜相、落敗者死無葬身之地，人死了還不行，還得抄家。你這誰受得了。

出將入相，就是把掌握軍隊的武將給流起來。但是，你宰相也要流起來啊。宰相不動，邊地節度使就沒法入相。唐朝搞群相制，後來一般確定為兩個，一個彪悍得跟李雲龍似的、一個溫柔得跟趙剛似的。這麼搭班子，能保障班子內部不打架。但是，李林甫卻不這麼玩。我是首席宰相，然後我說啥就是啥。而跟我搭班子的宰相，就不允許發表意見，籤個名就行了。所以，後來的宰相也就差不多獨任制了。

李林甫嗜權如命，就擔心自己的相位不保。後來，幹了太多不是人的事，連太子也照揍不誤。所以，李林甫這個宰相就必須當到死，一旦活著下臺、那就肯定被整。於是，這傢伙就在人事安排上把出將入相這條路給堵死了。

不是節度使可以進京當宰相嗎？那我就任命一群不識字的職業武將來當節度使。你連字都不認識，我看你還怎麼入朝當宰相。文書行政，宰相怎麼也得認字吧？另外，大唐在玄宗朝已經發展到了漢人本位。簡單說，就是朝廷更信任中原漢族計程車大夫們。於是，李林甫就瘋狂任命胡人將領。既不識字還不是漢人，你怎麼能當宰相？

其實，胡人漢人的也不要緊。在大唐來說，這都不是事兒。因為大唐的胸襟足夠開放。如果不開放，像突騎施人哥舒翰、粟特人安祿山也不會拜為封疆大吏的節度使了。那不認字，是問題嗎？也不是啥問題。李林甫只能把這當藉口，還是擋不住。但，問題是李林甫。有他在朝中當宰相就行了，別人想也別想。宗室李適之當宰相，硬是被他整得服毒自盡。所以，像安祿山這種人，就想也別想了。

關鍵是大唐的政風被李林甫帶壞了，政治鬥爭已經白熱化。所以，朝堂鬥爭就不能輸。而為了不讓自己輸，那就什麼手段都敢用了。你什麼手段都敢用，還能組織軍隊搞內戰嗎？

組織軍隊搞內戰，也不是不可能。

李林甫整了一輩子人，等自己死了，就開始被人整了。這個人就是楊國忠。楊國忠當上宰相之後，立即就把李林甫開棺取寶、以平民禮改葬，而且還把李林甫的子孫全給收拾了一遍。這就是惡人必有惡人報。

而接下來，就是楊國忠跟安祿山，這對兒政壇雙子星對決了。而這兩個傢伙會怎麼對決呢？怎麼狠、怎麼玩，內戰也敢搞。

你看雙方的力量配置就行了。安祿山長期捏著范陽、平盧兩支野戰兵團，而且范陽軍雄冠八鎮之首。這個力量太強了。宰相楊國忠，除了一個宰相，還有一個劍南節度使，這也比不過。於是，楊國忠就把哥舒翰給拉了過來。而哥舒翰手裡則捏著河西節度使和隴右節度使，另外還有新成立的神策軍。

安祿山一看楊國忠這麼硬，於是自己還得擴充力量。而唐玄宗又好死不死地跑了出來，竟給安祿山加了一個河東節度使。後來，安祿山得寸進尺，“又請為閒廄、隴右群牧等都使”，把大唐帝國的良馬全給承包了。

看到這裡，也就清楚了。安史之亂前，就是這種情形：楊國忠一派是河西、隴右和劍南三個重兵集團，安祿山一派是范陽、平盧和河東三個重兵集團。這就是要準備打內戰的節奏。所以，權力鬥爭已經從廟堂鬥到了天下，整個長安城根本就不夠楊安二人折騰的。

後來的結果就是安史之亂爆發，大唐皇帝和帝國朝廷再也控制不住節度使了。再往後，就跟文官和武將統統沒關係了。只要能當上節度使，那就是土皇帝，不僅自己能當，而且自己的子孫也能當。而只要當了節度使，那對抗朝廷就是小意思。

所以，是不是文官掌軍，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唐的權力設計和歷史演化，已經為節度使蓄積了足夠的能量，也為自己挖了一個足夠深的坑。

唐朝一開始是武將掌軍的～安史之亂！再是文官掌軍～一群廢物！最後就是太監掌軍了～神策軍！至於宗室掌軍～就憑唐朝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