倆個文學界的巨匠對於文學的態度都是有著屬於自己的或者師出有名的傳承的，，，這種自成一體的文學上的獨特見解，無非是有種標新立異的感覺的，，對於不同於自己的文化理論來說，，難免會產生質疑，，這種質疑是一種文學境界達到了一定程度後，對一些不完美的文學提出自己的見解，，而不是一種針對或者否定，，恰恰是對其的一種尊重，提出觀點，進行論證，，然後共同進步，共同追求更高的文學，，哎呀媽啊，編不下去了，，你們繼續，

泰戈爾曾兩次訪華，一次在1923年，一次在1929年，都引起了比較大的爭議。在當時，對泰戈爾提出批評的主要是陳獨秀、郭沫若等人，魯迅倒沒那麼突出。

泰戈爾是亞洲第一個獲諾貝爾獎的文學家，在日本引起巨大轟動，被認為是替受壓迫民族爭了榮譽，這種影響很快傳到中國，對近代以來華人對西方形成的心理劣勢，有不小的緩解作用。

但泰戈爾獲獎背後，存在著東西方文化誤解的因素。

泰戈爾獲獎的直接原因是他英語很好，用英文出版了《吉檀迦利》，而英華人頗知泰戈爾在印度文學中的影響力，所以力挺他獲獎。

但泰戈爾本是用自己民族的語言寫詩，他的代表作並非用英語寫成，《吉檀迦利》在當時印度影響並不大，此外，《吉檀迦利》為迎合英國讀者需求，也做了一些刻意的調整。

泰戈爾的詩韻律很好，並不是翻譯成漢語的散文詩狀，更非哲理小品。但當時華人瞭解泰戈爾，大體是透過《吉檀迦利》，以後又從英語轉譯了一部分泰戈爾的詩。

讓華人很奇怪的是，譯成中文的泰戈爾詩並不太好，簡直是格言金句拼湊而成，民國時冰心以模仿泰戈爾而著稱，以後應修人、馮雪峰等作家都模仿過泰戈爾，其實就是把一句話斷成幾行，就叫“詩”了，沒有詩意，就用哲理和濫情湊，這就讓國內一些作家對泰戈爾不是太欣賞。

1923年，泰戈爾第一次來中國，得到新月派的追捧，而新月派的干將英語都很好，對泰戈爾作品的、具體而微的滋味尚能欣賞，這對於只讀譯文的作家來說，就有了很不同的認識落差。

新月派比較張揚，為魯迅、郭沫若等人所不喜，魯迅認為徐志摩根本就不是作家。

泰戈爾來華後，演講稱西方文明陷入危機，需要東方文明來拯救。他說這話是有具體語境的，當時西方社會剛經過一戰，很多問題仍未解決，泰戈爾認為理性思維不能解決一切問題，信仰、生命智慧之類依然需要。

而中國1923年正好趕上科玄大戰，科派主張科學能解決一切問題，包括人生觀的問題，而玄派則認為科學只能解決物理世界的問題，不能上升為信仰。顯然，玄派的主張更正確，但在胡適、陳獨秀等人四面出擊下，玄派全面落於下風，被汙名化為“玄學鬼”，而泰戈爾的觀點與玄派恰好契合。

本來在文字上就不太欣賞，加上思想觀念不同，更對泰戈爾與徐志摩當面搞基感到噁心，魯迅反對泰戈爾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但魯迅並不是反泰主力。1923年時，陳獨秀還專門搞了一期雜誌罵泰，還說泰是太監。泰戈爾走的時候發表演講，說自己不會阻攔華人飛奔向金錢，也是非常情緒化地予以反擊。

你說話很有技巧，科，玄，我說說魯迅先生說的一句吧，首先是生存，然後是溫飽，最後是理想。而泰戈爾為什麼追求玄學，印度是一個有信仰而無物質的國家，看看現在的中國很多人根本沒有信仰（具體表現在哪裡不用我說了吧），再說魯迅反對泰戈爾了嗎，他在罵徐志摩好吧（我也煩他，作家詩人有什麼作品真沒看到多好）

泰戈爾是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獎的亞洲人，文化地位很高。積極邀請泰戈爾訪華的詩人徐志摩說：“中國青年剛擺脫了舊傳統，他們像花枝上鮮嫩的花蕾，只候南風的懷抱以及晨露的親吻，便會開一個滿豔，而你是風露之源。” 泰戈爾受到了梁啟超、蔡元培、胡適之、蔣夢麟、梁漱溟、辜鴻銘、熊希齡、範源廉、林長民等文化名流的歡迎。

魯迅參加了北京各界為泰戈爾舉辦的祝壽活動。

但談起泰戈爾，魯迅冷冷加以隱晦的譏諷：“印度的詩聖泰戈爾先生光臨中國之際，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地很燻上了幾位先生們以文氣和玄氣……”

這個“玄氣”是指1923年發生的所謂的科玄之爭。

從2月開始，張君勱發表“人生觀”講演，遭到張文江的反對。5月梁啟超發表《關於玄學科學論戰之“戰時國際公法”》，吳稚暉發表《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陳獨秀為論戰文集《科學與人生觀》作序、鄧中夏發表《中國現在的思想界》，很顯然，科玄論戰後來又加入了唯物史觀派。

泰戈爾宣講他那一套博愛、寬恕、和平的言論，剛好與科學派與唯物史觀派沒有什麼關係，感覺與玄學派一路。所以，可想而知會受到怎樣的評論。魯迅慣於冷嘲熱諷，而郭沫若上來直接打臉：“……甚麼梵的現實，我的尊嚴，愛的福音，只可以作為有產有閒階級的嗎啡、椰子酒，無產階級的人是隻好永流一身的血汗。平和的宣傳是現時代的最大的毒物。平和的宣傳只是有產階級的護符，無產階級的鐵鎖。”

歌頌愛與美的純樸詩人，在中國受到傷害，實在是不奇怪的。

魯迅先生是戰鬥性格，他深深地震驚於西方的民主自由和發達。所以他全身心的致力於中華民族的覺醒和自強，當然不會和泰戈爾等純祈願和浪漫情懷的大師們共鳴，魯迅是革命者擁有戰鬥精神。

泰戈爾到中國來了，開壇講演，人給他擺出一張琴，燒上一爐香，左有林長民，右有徐志摩，各各頭戴印度帽。

泰戈爾在華期間，中國知識分子將其置於神位膜拜，一波波名人蜂擁而至，但他一離開中國，圍繞著他的煙塵也即迅速散去——泰戈爾並未給中國帶來什麼改變，而這個不容易改變的中國，卻是泰戈爾夢中的天朝之國。而泰戈爾這個理想的中國，卻是魯迅一直致力於改變的不變的中國。他批評泰戈爾和其中國的歡迎者，也是自然而然。

但魯迅從心底是非常敬佩泰戈爾的，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泰戈爾成為世界的詩人，並將印度和東方文明傳播到世界。以救亡為己任的魯迅也希望中國也能出現泰戈爾這樣的人，以將中國的聲音傳遍世界，將“無聲的中國”變成“有聲的中國”：“我們試想現在沒有聲音的民族是哪幾種民族。我們可聽到埃及人的聲音？可聽到越南、北韓的聲音？印度除了泰戈爾，別的聲音可還有？”

泰戈爾訪華，猶如一面鏡子，在魯迅眼中映出了中國文人的“奴性媚態”，而這種無節操的國民性，是魯迅棄醫從文後，一直激烈批判的。

胡適和魯迅比，有如雲泥之別，迅認為中國的問題是人的問題，於是提筆剖析華人人性，適認為是體制問題，有什麼樣的體制就會有什麼樣的華人。人性豈有完美，不如建立可監督制衡的社會體制去最大化預防！

不論到什麼地方，同行是冤家似乎是不變的定理。當時的中國形式緊迫，魯訊用他的文章剖析社會，意在喚起華人的鬥志。而泰戈爾的詩歌雖然獲得諾獎，但是實在不適合中國的國情，讀來只會讓人消沉。而且魯迅的雜文自成一派，是跟泰戈爾，徐志摩之流不能相融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