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明確的說，我支援民族主義。但是我腦中的民族主義有兩個核心:

一，這個民族是中華民族，不是漢族。我不會搞漢民族主義，我想要維護的是全體華人的利益。

二，漢族是長兄之族，少數民族是幼弟之族，是需要講長幼之序的，哥哥有哥哥的位置，弟弟有弟弟的權利。如果有人想要把長幼秩序給亂了，那我就會變成漢族民族主義者。

民族主義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崛起的巨大動力，但如果太過也會傷及自身，把握好程度最重要。

另外提一下，五千年國和美棍不同，五千年國不是移民國家。五千年華人排外這再正常不過了。大家不要被美分公知帶偏了觀點，覺得應該以美棍那一套為標準。

我記得以前聽高1曉1松1的節目，他就說過俄羅斯非常排外，五千年華人到了俄羅斯根本搞不成“唐人街”，一旦開始聚居，俄羅斯人就會想辦法把你的聚居區拆散。全世界對華人最寬容的是美棍，你想搞聚居區，搞“唐人街”美棍幫你一塊搞，這叫文化多元，他還很高興。拋開立場，我贊同俄羅斯的做法，中國也應該學俄羅斯，絕不能讓異族搞聚居區！高1曉1松1說的這個很有欺騙性，他的欺騙性就在於他不動聲色的把華人換成了華人，這讓一些沒腦子的蠢貨潛意識的就受了高這套說法的影響。高作為一個美籍華人，作為一個高階美分，他自然是以華人群體的立場來對比俄羅斯和美棍，而不是站在華人的立場。他也自然知道該否定誰，又該為誰唱頌歌。

只有國家強大才能體現民族精神，炎黃子孫樹大根深，無限漫延，……無論到那都忘不掉自己的根，最好聽的一首歌“黃面板黑頭髮，”在異鄉遇到同族人或多或少有一種親近感，就是這種割不斷的情源讓一代又一代炎黃子孫心心相印！

民族主義首先讓人想起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

民族主義是哪裡來的？

民族主義(nationalism )起源於18世紀的歐洲，是在打破神權和封建主義的資本主義運動中興起的一種民族認同運動。在此之前，人們首先認為自己是基督教的教徒。其次是某一地區的居民，然後才不得已說自己是法蘭西人或英吉利人。民族主義是資產階級上升階段的表現之一，不過後來則變成了大國沙文主義，成了侵略他國和殖民的藉口。

中國古人似乎沒有民族主義這樣的概念。不過，好在漢語詞彙豐富 ，有的是替代品。

華夷，或稱“夷夏”，用來區辨華夏與蠻夷就是中國古人的民族主義的詮釋。古代華夏族群居於中原，是當時當仁不讓的文明中心，而周邊則較相對落後，因此逐漸產生了以文明程度，禮儀規範為標準進行族群劃分的觀念；即區分人群以文化和文明程度，而不以種族(race )或血緣(blood )。大凡合於華夏禮俗文明者為華，或稱夏、華夏、華人，不合者為夷，或稱蠻夷、化外之民。東周末年，諸侯稱霸，孔子著春秋大義，提出尊王攘夷，發揚文化之大義。結果楚國自稱蠻夷，其後文明日進，中原諸侯與之會盟，則一舉摘掉了蠻夷的“帽子”；不過鄭國本為諸夏，但行為不合禮儀，亦視為夷狄。

蠻夷的劃分，首先是從地圖開始的。華夏位居中央，番夷依方位分為“四夷”，即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中國的皇帝是天子，中國的皇朝是天朝，中國視其它國家為貢國和屬國，其首領只能被稱為王。

華夷之爭或者中國古代版的民族主義大概經歷了三個階段：文明程度階段，風俗習慣和血緣階段。而以血緣來彰顯民族主義的階段是在華夏面臨嚴峻威脅即遭遇嚴重入侵和災難時佔了主流，主要也是為了保護華夏文明與民族尊嚴，如“五胡亂華”以及後來的元，清。

以上就是民族主義在中國歷史上的來龍去脈。

在全世界大部分國家的字典裡，“民族主義”都被認為有貶義的屬性。而在中國的文化中，民族主義也歷來不是什麼好詞，只有一個時期例外，就是清末民族主義革命時期到日本侵華時期的這50年。

首先要明確的一點是，“民族”這個概念，是西方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才明確的一個概念。在這以前，世界上本來並沒有現代這樣的“民族”概念。

而人們對於講不同語言，不同膚色，不同文化的其他人類，也以各文明的習慣來看待其差異化的屬性。例如中國的“蠻夷”，基督教世界的“異教徒”“蠻族”等概念，但這與我們現在所說的“民族”還是有很大的不同。

在現代的概念中，民族是以血緣或文化為核心的劃分人群的一種方式。

但在古代，通常是以地理位置，習俗，生產方式和政治派別來區分人群。例如“匈奴人”有據可靠的歷史發現，他們並非一個有共同血緣或文化的人群，而是居住在歐亞草原上多個不同語言，宗教，習俗的人群的集合體。類似的還有“斯基泰人”“日耳曼人”“哥薩克人”等。

有趣的是，19世紀以前，人類社會幾乎從來都沒有過以族群劃分的例子。族群利益在任何時候都低於階級利益和政治利益。這意味著19世紀以前，從來都不存在“民族共同利益”這種東西，因此，也就沒有“民族主義”可言。

換句話說，人類社會在幾千年歷史長河中，絕大多數時期都是以地理、風俗、文化、政治派別、生產方式作為人群劃分的標準，而幾乎沒有現代“民族”觀念中的血緣。

今天的我們會覺得，民族利益是一個與自身息息相關的利益，甚至高於階級，政治派別，甚至高於國籍和宗教的重要利益區分方式。這和中國自近代以來飽受其他國家和民族摧殘欺侮的歷史有關，也和中國近代並沒有經歷過“民族觀念”發源地，歐洲19—20世紀激烈而頻繁的民族戰爭的歷史，並修正民族主義方面的思想錯誤。

因此從歷史角度來講，中國的“民族主義”仍然處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發育程度，把民族利益等同於國家利益，甚至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

除了歷史導致的思想原因，制度原因也是形成“民族主義”發展程度低的重要原因。

中國傳統上有自己的華夷分辨系統，然而清末尤其是新文化運動以來，中華文化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西方化”。

於是有了把“漢滿蒙回藏”扭曲的分割各種不合理的民族。

例如，1把赫哲人從滿人中獨立出來。2把部分羌人合併到藏人 3把多重不同人群混進壯族 4把漢族穆斯林混合進回族。不合理的利子比比皆是，甚至可以說，56個民族的劃分沒有一個是合乎民族劃分的原則的。

當然，這也和全世界一樣，“民族”劃分，都是人為的，有政治意義的，而並不遵循和反映其人群的歷史形成和演變。

有些諷刺意味的是，當今的不少華人，對於“民族主義”形成的歷史幾乎一無所知。

把中國幾千年傳統的華夏認同，與西方民族觀念混為一談。

對於中國幾千年來，從沒有按照如今的民族劃分作為利益集團劃分的歷史一無所知。

例如對於“五胡亂華”時期，簡單的把這一時期看做民族之對立和廝殺。是完全不符合這段歷史的真實樣貌的。

實際上我們都能從史書上看到，無論是“匈奴族劉淵”，還是“殺漢人如嘛”的石勒，他們並不是匈奴族和羯族民族利益的衛道士，而僅僅是地方多民族軍事政權的統治者，僅代表其擁護者的利益，無論這些擁護者是什麼民族。

例如北魏作為一個多民族政權，特別是漢族氏族地主階級利益為主的政權，其資源分配製度和權利分配製度，與漢族政權沒有什麼區別。只有軍事上的一些鮮卑族特權，但也並不屬於典型的階級特權。

這也是歷代中國少數民族政權的基本形態。直到元朝的出現才有限的打破了這種基本形態的典型性。即便元朝中後期這樣一個“民族衝突”歷史罕見的階段，也依然呈現代表蒙古宗親勢力的伯彥們，和代表傳統地主利益的脫脫們你來我往的政治博弈。從任何一個角度，都無法得出兩個派別就是代表漢蒙兩個民族的民族利益。

到了明朝就更加典型的符合統一多民族傳統了，每天看著“君主華夷”的明朝皇帝們，幾乎沒有一個是不任用少數官員的，也沒有透過犧牲少數民族利益來獲得普通漢族人利益的。從朵顏三衛到馬三寶再到李成梁，洪武永樂兩位操著蒙古口音漢語的漢人皇帝，從對待西南土司和邊疆衛所的方式上看，依然某種程度上沿用了元王朝的少數民族政策。

對民族主義有看法的人腦子裡都被無政府主義給洗腦了，無論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的……民族主義這個東西好不好，關鍵是要看立場……說難聽點就是屁股……所以說！民族主義沒毛病，我們唯一警惕的就是極端民族主義，即納粹那種極端民族主義！！一個國家，連民族主義這種都沒有的話……不如散夥

我們國家應該復興，漢唐盛世，所達到的國際地位，才是我們的目標！不止是軍事實力，更應該是話語權！現在西方掌握著話語權，所以他們就用民族主義來汙衊我們！更用無政府主義來干擾我們，信了西方那一套的年輕人

我就無話可說了！注意立場……中華民族的復興對於他們來說，絕對是不爽的，不過作為華人，你的立場居然是胳膊肘向外拐！我無話可說！作為普通人，可以噴，但是請別無腦噴……但是請別帶上國家

從家族，到宗族，到民族，到國家，到大型跨國公司。

我們的團體的組成，是由“身份”到”契約”的過程。也是從前現代文明到現代文明的標誌。

從心理學意義上來說，是個體生命從“天生的存在”決定，到“後天努力的決定”的過程。

總結：民族主義的觀念，已經是弊大於利。非常不適合勞動效率的提高以及個體的獨立人格的樹立。

該拋棄了。

這個問題很大，還是著重談一下日本的民族主義吧。

可以說，日本自民黨領導人比日本民主黨領導人更敏銳，他們深刻地認識到，日本的國家安全問題（以及與之對應的的民族主義）在競選過程中的作用非常大。日本的政客，動輒向民眾灌輸將日本建成美麗而強大的國家的宣傳，從而把自己打扮成堅決捍衛國家利益的強有力的領導者。

2012年，曾經因身體健康問題等原因撂挑子不幹的安倍晉三重返首相官邸，實施所謂“安倍經濟學”的經濟措施，提振了日本股市，激發了國內不少人對日本經濟前景的樂觀情緒。

但是，與此同時，安倍首相還宣揚日本為沒有受到醜陋往事玷汙的“美麗國家”。這顯然不是事實。安倍及其心腹，不斷透過各種方式來增強民眾對日本國力的自豪感。更有甚者，他們還聲稱，在20世紀，日本的行徑並未比其他殖民大國更壞。顯然，這是日本政客抹殺日本軍國主義罪惡的表現，也是傲慢自大的表現。

從歷史上，日本人的自卑心理一直存在。19世紀中期，日本的國門被美國開啟之後，日本的政客就意識到，只有模仿西方列強，才能保障本國的安全。於是乎，日本政客引領國民脫亞入歐。不過，人算不如天算。日本在二戰中戰敗，後來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美國的附庸國。儘管日本在經濟上傲視群雄，但日本人內心仍然很焦慮彷徨。他們也意識到，日本無非是“經濟上的巨人，外交上的侏儒”。

日本的民族主義者，動不動就把日本的“戰爭罪行”給美化，聲稱這是戰勝國不該如此這般地審判日本的軍國主義者。但他們又緊緊抱住美國的大腿。安倍和其心腹，都想方設法跟美國建立更緊密的軍事合作關係，還不失時機地宣揚“日本例外論”。2010年中國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對日本是個不小的打擊。缺乏格局的安保，就拿中國來說事，進一步助長了日本的民族主義。

談民族主義，首先必須瞭解何謂“民族”。 漢語“民族”一詞，最初見於6世紀的《南齊書·顧歡傳》的“今諸華士女，民族弗革”一句。這裡的民族是“族群”的意思，而今天我們所理解的民族，則是源於拉丁語natio的nation，意思是“特定地域的人類集團”。將nation譯為民族主義，是日本人。王韜在1882年發表的《洋務在用其所長》中的“民族殷繁”，是西方民族概念的首次出現。

那麼，應該如何理解“民族主義”呢？按照“民族主義研究之父”漢斯·科恩（Hans Kohn）在《民族主義和新民族主義》（ Nationalism and New Nationalism ）中提出的觀點，民族主義分成兩類，一類是傳統民族主義，另一類是新民族主義。傳統民族主義強調民族認同，以美國《獨立宣言》為誕生標誌。因為，這部宣言標誌著一個和英國有著幾乎相同的語言、文化、宗教信仰的近代民族國家的誕生，標誌著以“民族和國家”認同，取代了以往文化宗教和種族認同。新民族主義又可稱為“極端民族主義”，以主張“民族和國家利益至上”為特徵。例如，日本神風特攻隊員在出徵前宣誓，第一句就是：“我們七生報國，效忠天皇，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告訴德華人民：“沒有了祖國，你將什麼都不是”。這些，均明白無誤地顯示了“極端民族主義”的特徵：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當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然而，如此“愛國”，對他華人民而言，則毋庸置疑地意味著威脅：若為了自身的民族利益可以為所欲為，那麼對別國意味著什麼？按照漢斯·科恩的說法，“20世紀在德國和日本產生的這種民族主義與以往的民族主義如此不同，因此我們必須稱之為新民族主義”。

瞭解了民族主義的兩種不同型別，我們將很容易表達對民族主義的看法：對傳統民族主義，應該肯定。對極端民族主義，必須否定。

民族主義，是西方文明的產物，屬於舶來物，東方文明中，向來以文化認同為先，民族身份並不關鍵。

西方世界，一旦危機頻現，民族主義會愈加突顯，如果承平年代，它的身影就會模糊不見。

前段時間，有一本書，特別的火，叫做《人類簡史》。

其作者尤瓦爾·赫拉利，揭示了曾經弱小的人類，為何能戰勝各種兇猛的動物，成為地球的主宰。

那就是“說故事”的能力，簡稱“忽悠大法”。

透過“忽悠大法”，能組織起成千上萬的信眾，在依靠這個強大的組織力，人類征服了地球。

人類自詡為文明社會，瞧不起未進化的動物，認為它們愚昧而野蠻。

其實，人類之間的競爭，一點都不比動物世界更文明，中外歷史上，成百上千萬的大屠殺，屢見不鮮。

從古到今，在內卷嚴重的地球上，一個國家要生存發展，就必須要有強大的組織力。

為了建立起組織力，人們依託遠古人戰勝動物的經驗，“忽悠大法”重現江湖。

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西方的地中海文明和東方的中華文明，同時湧現了一大批曠世絕倫的偉人，這批人的思想，搭建了人類3000年的文明基礎，史稱：“軸心時代。”

為了生存和發展所必須的“忽悠大法”，東西方做出了不同的選擇。

從這一刻起，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涇渭分明。

西方文明，是基於環地中海的海洋文明，戰爭與掠奪始終是歷史上的主旋律，這導致其“忽悠大法”的落腳點，是關於生死的哲學，最終是一神論宗教，成為組織力的核心。

東方文明，基於一則自然形成的天然安全屏障，二則是農耕文明自給自足。少了危險的挑戰，“忽悠大法”始終沒有建立起來，老百姓是誰讓我過好日子，我跟誰走。

所以歐洲的中世紀，因為痴迷宗教，造成戰爭不斷，連年浩劫。東方則是週期性的王朝更替，對應的是唐宋元明四個朝代。

十四世紀開始，隨著文藝復興和大航海時代的展開，民眾自我意識大幅增強，歐洲教會基於生死的“忽悠大法”不好使了，歐洲人民站起來了。

而且伴隨著大海航後的殖民，給歐洲帶來巨量的財富，而歐洲始終不斷的戰爭需求，使得這些巨量的財富，投注到了武器的研發，最終催生出了歐洲的科學技術大爆發。

馬克思告訴我們，物資才是決定性因素，東方所累積的精神文明，在槍炮面前，起不了作用。

可是歐洲的老問題依舊無法解決，無論歐洲軍事科技如何強大，政治上始終四分五裂，戰爭陰雲籠罩在歐洲大陸的上空。

這種嚴峻的安全形勢，讓歐洲人，不得不又重新溫習老祖宗的智慧，怎麼說好一個故事，把國民組織起來，一神教雖然倒臺了，但“忽悠大法”丟不得！

新的“忽悠大法”，其奠基人，是拿破崙。

拿破崙面對的舊世界，是歐洲封建主義基礎上的，以家族和血緣為紐帶的各個貴族帝國。

這些封建貴族，在乎的是本家族的利益，跟平民百姓無關，說出來的故事，沒人相信，所以寄生在宗教的神學體系之下。

等宗教勢力垮臺後，意識形態就成為他們的短板，拿破崙瞅準這個破綻，高舉自由、民主和人權的旗幟，喚醒了高盧公雞的理想和血性，橫掃歐洲這些舊貴族勢力。

雖然最終舊貴族勢力反撲，並毒死了拿破崙於孤島，但其留下的精神火種，最終在歐洲大陸燃燒得越來越旺。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讓歐洲舊有的貴族勢力，劃上了最終的休止符。

無論是德國的容克老爺們，還是俄國的沙皇大帝們，都徹底的退出了歷史的舞臺。

留存著的英國女王，荷蘭國王等等，都必須無條件接受一條規矩，不得干政。

一神教的宗教已經忽悠不了廣大民眾，而民主自由之類普世價值，無法成為凝聚單個國家的口號。

怎麼辦？

於是乎，民族主義粉墨登場，成為新世紀的“忽悠大法”，掌控國民的心智，從而能動員民眾，抵抗強敵。

隨著人類社會進入二十一世紀，二戰後七十餘年的和平逐漸遠去。

人類社會，始終是螺旋式上升的，其特徵是週期性的由亂入治，然後又開始亂起來，只是每次亂的形式不一樣。

目前正是從“穩紀元”步入“亂紀元”的階段。

越亂，民族主義會越彰顯，並伴隨著各種衍生物，比如民粹主義，反智主義，反全球化，區域體系。

這種現象，不僅在國際上，在國內，也是洶湧澎湃。

我們不應該被動的被這股民族主義的浪潮裹挾，而應該正本清源的說清楚，民族主義，並不是中華文明的主流，文化認同，才是我們數千年連綿不息的根本所在。

這其中觀點很多，沒有展開，隨手寫，有些亂，見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