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是中國農曆的戊戌年，這一年發生了著名的“戊戌變法”，但是因為慈禧太后反對，這場變法僅僅維持103天就宣告破產，並且出現“戊戌六君子血染刑場”的悲劇。可是戊戌變法僅僅過去兩年，1900年庚子事變爆發，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城，慈禧太后、光緒皇帝以及朝中百官倉惶逃到西安避難，之後又簽訂了極其屈辱的《辛丑條約》。經此一事慈禧太后才意識到必須要進行改革，還要改革政治經濟等方方面面，於是清末新政正式開始。

客觀地說，清末新政還是順應歷史潮流的，並且改革的很徹底。政治方面改革官制，“裁冗衙” 、“裁吏役”、“ 停捐納” 等都被提上日程，甚至提出了“仿行立憲”的口號。除此之外還有編練新軍、倡導商業、廢科舉建學堂派留學、接受現代法律，可是說涵蓋了當時社會的方方面面，但是這場自我革新卻沒有挽救清政府走向滅亡，甚至加速了這個王朝的毀滅。為什麼清末新政沒有發揮預期作用呢？

首先就是資金問題，無論哪一項改革都需要鉅額資金支援，但是這時的清政府已經入不敷出好多年，不要說有財力支撐各項改革，它連維持國家正常運轉都辦不到。這時的清政府要給列強支付不合理的鉅額賠款，各級官員腐敗不堪層層剝削，民眾早已不堪重負。但是為了讓變法進行下去，清政府只能變著法兒的增加各種稅收，用加重百姓負擔的方式實現變法圖強的夢想。因此這場變法不但沒有給普通百姓帶來好處，反而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任何沒有群眾基礎的變法都是不長久的。

其次，各級官員良莠不齊也是主要原因之一，朝廷本就負擔累累，可是貪官汙吏還要雁過拔毛式貪腐，這就導致百姓負擔更重，只能進一步憎恨朝廷，甚至透過起義來爭取活下去的機會。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便清末改革的想法再好也只能是一紙空文，甚至出發點很好的政策落實下去也會變成為害一方的苛政。這也是古往今來改革很少成功的重要原因。

最後，改革的發起人言不由衷。這場改革是慈禧太后發起的，這位晚清的掘墓人雖說意識到改革刻不容緩，但是讓她放棄手中的權利實行君主立憲是不可能的，因此改革中的很多專案都是從最開始就不可能實現的，只是擺在那裡看著好看。慈禧之所以改革是因為庚子事變給她的打擊太大，一旦危機解除，她就會再次走回之前的老路，所有威脅到自己統治的改革方針都是舊瓶裝新酒。一場以救亡圖存為目標的改革從根子上就另有目的，怎麼可能獲得成功。

清末新政雖說沒有挽救瀕臨滅亡的大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它滅亡的速度，但是這場改革還是有一些正面作用的， 結束科舉考試興建新式學堂，這讓華夏大地興起辦學熱和留學潮，促進了新式教育的發展。編練新軍雖說耗資巨大，但也加快了中國軍隊的現代化步伐。改革法律改革官職，都在一定程度上帶領全國上下走向新的時代。因此對於清末新政要客觀評價，站在清政府的角度看，這是一場失敗的運動。但是站在時代的大背景下，站在歷史程序中回頭看，這場改革仍然有值得肯定的一面。

引言：

1901---1911年的清末新政是一場自上而下的制度改革運動，自變革開始這場運動就得到了全國各個地方的支援。但是由於在這場改革之後，爆發了辛亥革命，所以很多人都認為新政加速了清朝的滅亡，但其實清末新政對整個中國時局的影響大大被低估和誤解了，雖然變革並沒有挽救清朝的統治，但是變革對整個政治、經濟、軍事的發展都有促進作用。

這次改革是整個清朝中最認真的一次改革，當時的大清朝已經和西方列強進行了近70年的接觸和碰撞，終於看清楚列強的醜惡嘴臉，與此同時，中國新崛起了一批紳商階層，在他們的支援下，這場於政治、經濟間的體制改革運動正式開始，隨著改革的進行，大清朝的明天看似越來越好。不過隨著光緒帝和西太后的先後離世，變革出現了拐點。

那麼新政對於當時的整個社會又有什麼具體的作用呢？又為何沒有成功挽救當時的大清朝？

首先就是對於政治方面的改革，戊戌變法之後，隨著義和團運動的爆發，八國聯軍的大肆入侵，清政府的統治處於岌岌可危的狀況之下，為了保全自己，慈禧帶著光緒和若干親王大臣倉皇向西逃竄，在經歷500多天的隱姓埋名，倉皇西逃之後，才又一次重回北京。

在此同時俄國和日本兩個帝國主義國家為了爭奪對中國的控制權，展開了廝殺，最終以日本人的勝利而告終。由於這場戰爭位於中國的領土上，所以迫害了很多華人民，不過這場戰爭還是讓很多華人看到了希望，這是第一次黃種人戰勝白種人的戰爭，那些人認為這場戰爭說明，並不存在人種優劣之說，既然矮小的日本人可以做到，那麼我們華人也可以做到。他們在思考日本戰勝俄國的原因時，紛紛認為是日本立憲的原因。

於是在當時的社會上掀起了一股立憲的風氣和學習日本的潮流。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滿清貴族必須要接受政治體制的變革。或許是在日俄戰爭中看到了希望，西太后召見了曹汝霖等大批留學生來皇宮講，什麼是立憲？什麼是國會？而什麼又是憲法？最重要的是在立憲之後，皇帝的權利又會如何？在確保皇室權力不會受到影響之後，清政府明確提出建立憲制。這是清朝第1次在變革中明確提出預備立憲。也因此這次變革是整個清朝中最積極最先進的一次變革。

從經濟方面來說，新政前的清政府存在很多制約商品經濟發展的因素。對內，傳統政治制度下的官員腐敗，苛捐雜稅，對外，外來資本強勢佔有了國內市場，同時列強的侵入也導致了整個市場的動盪不安。新政時期頒佈了《商會章程》、《礦物章程》等一系列促進工商業發展的規章以及獎勵實業辦法。並且還設立了專門的機構來統一中央及地方衙門的，收支、統籌等財務活動。並且還編制了中國第一次全國預算。

透過這些措施，國家的財政情況得到了大大好轉。在擁有多項賠款的狀況下，中央及地方財政都有了很多結餘。1911年國家財政收入更是達到了3億兩白銀。並且由於經濟的快速發展，紳商階級的擴大，他們在社會上擁有的話語權也越來越高，對於整個政府機構的監督力也逐漸增強，市場氛圍也越來越好，整個統治環節中的吏治腐敗程度也大大降低。

另外在教育方面，新政廢除了傳統的科舉制度。科舉制度，在中國延續了一千多年，本身是一個比較完整的人才選拔制度。不過到了清朝，部分官學體系逐漸老化，曾經設立的國子監，縣學等全部被廢除。曾經地方行政官員講學，學官輔導當地學生學習的事情也不復存在。但是依然有一些人認為廢除科舉制度，新辦學堂，一定程度上擾亂了舊學，打斷了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切斷了讀書人與朝堂的聯絡。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同時也為了選拔官員，在新政初期，朝廷開設了經濟特科，就是修改考試內容，但是保持原本的科舉形式。這一做法的確為國家選拔出優秀的人才，比如說當時的狀元梁士詒，在他的主持下，清朝最早的鐵路成功被修建，京張鐵路也是在他的主持下成功建立的，不過之後他因為與袁世凱的關係受到了牽連。

除了他以外選拔中的楊度、張一磨等人，也很有建樹。針對歸國留學生，也有專門設立的考試製度。透過考試會授予不同的進士頭銜。這種選拔方式一定程度上為朝廷提供了專業的稀缺人才。大辦學堂也提高了國民的文化素質。

1908年隨著光緒和慈禧太后，這兩位清朝權力至高者的趨勢，新政也進入了末期。

根據慈禧太后生前懿旨，載灃擔任攝政王，他的兒子溥儀繼承皇位。當時的攝政王年僅25歲，從未擔任過地方官員，沒有任何的政治經驗。很多滿洲親貴，對於他的執政並不服氣。於是便開始把在新政中放歸地方的權力，漸漸地收歸於自己手中。

當攝政王從德國談判回國後，看到眼前的政治局勢，於是便下定決心，將權利收歸到自己手中，首先被他盯上的便是北洋派，他先是將袁世凱免職，然後又將他的幕僚，一個個剷除。當時的北洋派中除了袁世凱，梁士飴之外，還收攬了很多像唐紹儀這樣的留美學生，可以說當時社會中的精英都被袁世凱籠絡在麾下。

在這些人被攝政王免職之後，盛宣懷恰好在此時崛起，盛宣懷曾是李鴻章的幕僚，雖然有一定的政治才能，但經常貪汙斂財，朝廷中口碑較差，載灃的這個行為可以說是極其缺乏政治考慮。

之後，他又開始收回地方路礦權，之前的礦權分歸於地方，很多民營企業藉此修建鐵路。滿人一下收歸權力必然會引得漢人的不滿。

在這種情況下，很多漢族官員都極其不服氣，1911年有滿族大臣成立的皇族內閣，更是把整個朝廷中的漢族官員都得罪透了。

太平天國運動之前，整個國家早已形成了地方強盛，中央較弱的政治格局。太平天國運動也是政府藉助地方力量所壓制的，因為在經過長時間的統治之後，滿洲的八旗士兵早已變得紈絝不堪，綠營兵也無法再次重振雄風，更不要說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就被打垮的蒙古騎兵。這種政治格局相信西太后在世時早已看透，但是她依然沒有將地方的權力收歸於中央。因為這些人所代表的，是地方官員的力量，是整個朝廷中漢族官員的力量。

所以攝政王這麼一來，就相當於擾亂了統治者與整個官僚體系之間的固定關係。這無異於割腕自殺。

總的來說，清末新政雖然是清朝被迫拖入西方體系的一次改革運動，但這次運動還是對於社會的諸多方面都有著積極的影響。

至於新政為什麼沒有拯救清王朝，表面來看和攝政王等年輕的滿洲親貴的大肆收權有關，但其實根本原因還是由於滿漢兩族之間的根本矛盾，在整個歷史程序中，根本就不會有人能掌握絕對的權利，更不要說一個異族統治下的王國了！

清末新政（又稱庚子新政、庚子後新政，民國稱遮羞變法，香港稱晚清改革，日本稱光緒新政），是清朝末年的一場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運動，也是中國現代化的重大事件之一。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事變爆發，慈禧太后率光緒皇帝等百位皇親在忠臣隨扈下出宮避禍西安。迴鑾之後，接受八國聯軍提出的《辛丑條約》，此舉對中國打擊甚大，因此朝廷保守派主動進行變法。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在慈禧太后的默許下，清政府進行改革，改革內容多與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的戊戌變法近似，但比戊戌變法更廣更深，還涉及廢除千年仕宦之道的科舉制度。

清廷力圖在軍事、官制、法律、商業、教育和社會方面進行一系列系統性改革，改革也波及了內地和東北、蒙古、西北和西藏各地，由於改革政策的“支離、拖沓”和一些官員的“敷衍”，沒有取得太大進展，但“新政”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社會的現代化，也為辛亥革命的興起提供了準備條件。

清末新政按盛宣懷的看法是，舊的未去，新的沒有空間。例如八旗和綠營不裁撤，新軍軍費就不足，新軍欠餉是導致武昌起義的直接原因。

清末新政是清朝統治者受到外部打擊而不得不採取的一場自救行為，從“皇族內閣”便只其只是披上西方民主外衣的封建統治者而已。

改革並沒有充分打破中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無法為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提供必要的市場、資金與勞動力，當時中國的統治階級仍然是地主階級，清王朝在內憂外患之下，早已是風雨飄搖，這種不痛不癢的改革怎能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於將傾。

你要知道，任何國家任何改革都是困難極大的，成功的前提，就是改革者手裡必須有極大的權力，對改革推行有絕對的決心，如果猶猶豫豫，甚至三心二意，絕對就只有一個敗字。

正因為這個緣故，世界上比較成功的改革，如日本明治維新，實際上並不是一個守舊政府突然覺悟，而是新派別（保皇派）打敗守舊勢力（幕府派），而保皇派又迅速從“尊王攘夷”主張迅速升級到“西化改革”的結果。相對而言，俄國的彼得一世改革、土耳其的青年黨改革，相對而言效果就差了很多，原因就在於保守勢力仍在，且實力強大，甚至說改革的人本身就難以破除舊習。

大清國的新政，毛病就在這裡。早在1865年，清政府內部就開始為了是否學西方？徹底西化的改革還是不徹底西化的改革？整整吵了30年——如果沒有外部干擾，我敢說再吵300年也不會有啥結果。而這外部干擾，就在於列強所發動的一次次侵華戰爭，讓大清國無法否認外國的強大，而如果是在和平條件下，我敢說八旗子弟們可以一直吹擂自己可以橫掃歐羅巴、痛打美利堅，就好比其後裔的表現一模一樣。除此之外，大清國也無力再壓制住國內的反抗，尤其是孫文領導的革命黨，雖然只是在邊疆沿海扔扔炸彈，但絕對是狠狠地打了大清的臉。

所以，到上世紀初，其實大清國已然不得不改革，用他們自己的話說就是：“今日即孔孟復生，舍富強外亦無治國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無致富強之術。”

而西方列強，其實也樂見大清國的改革，因為只有一個相對現代化的大清國，才能維持東亞的穩定與和平，而只有和平，才能安全地做生意、賺錢——所以反過來，大清嚷嚷著要改革，其實也是在迎合列強。於是在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慈禧太后一拍桌子，老孃要新政啦！誰敢死守舊的那一套，就要他的腦瓜子。就在這一年的4月21日，便立了以慶親王奕劻為首的"督辦政務處"，找來李鴻章、榮祿一幫人做督辦政務大臣，劉坤一、張之洞一幫人做參予政務大臣，總攬一切新政事宜。

但慈禧下了決心，滿清權貴是不是也下了這個決心，實際上是不同步的。事實就是，直到四年之後，才派出五個大臣出使西洋，看看人家是怎麼搞的？結果一上道，就吃了革命黨一枚炸彈。當然最後還是出發了，第一站去了美國，到了1906年，便有了一份主張"強國必須憲政"的考察報告。同年9月，便頒佈了《仿行立憲上諭》，正式預備立憲。兩年之後，又頒佈《欽定憲法大綱》，雖然皇帝有多達十四條"君上大權"14條，但國民，也畢竟有了9條"臣民權利義務"。到1911年，首屆內閣組成，十三人中，有八個滿人、四個漢人、一個蒙古人。

可以這麼說，大清國確實邁出了君主立憲的第一步，但是這步子邁得太小太慢（背後原因，說白了就是當權派捨不得放權）。而在另一邊，中國的民族資本，看到的卻是大清國打著改革的旗幟，實際上卻幹著將鐵路變私營為國營的勾當，於是保路運動興起；中國的普通士兵，看到的是大清國打著改革的旗幟，實際上卻幹著營私舞弊買官賣官的勾當，於是武昌起義興起；中國的知識分子，看到是大清國打著改革的旗幟，實際上卻乾的是斷掉普通人透過考試進入仕途這一機會的勾當。

最終，誰也沒興趣再奉陪大清國搞這種慢吞吞雲山霧海不見實際效果的新政，大家一揮手，把大清國這場虛偽的酒席，掀了個底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