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激情燃燒的歲月，作用不小，如賀敬之的《白毛女》在人民解放戰

爭中的作用，魏巍的巜誰是最可愛的人》在抗美援朝期間所起的作用。但在金錢至上的時代，文學對人所起的作用，已經微乎其微。

文學對於淨化國民靈魂有著巨大的作用，尤其是那些優秀的文學作品，對社會風尚，國民民心有著不可替代的引領作用。

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所產生的文學作品。封建社會的文學作品基本是為統治階級和文人服務的，因為，絕大多數國民還不識字，對文學作品沒條件接觸。這時期的文學作品的作用還是有侷限性的。作為國民是沒機會利用文學來淨化靈魂的。

在中國，到了近代半封建本殖民地社會時，文學作品開始發揮了淨化靈魂的作用。自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文學的淨化作用很明顯。以魯迅為代表的文學界，喚醒了在校學習的大學生，他們上街遊行，在全國引起震動。即便沒文化的國民也跟著上街高呼打倒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推到壓在人們頭上的“三座大山”。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文學更是走在了前面，《子夜》與《山雨》把工業和農業走向衰敗的人和事揭示的淋漓盡致，喚醒大眾，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新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建設高潮來了！文學又走在了時代的前面，湧現了一大批改變人們靈魂的文學作品，例如《紅巖》《豔陽天》《紅旗譜》《創業史》《紅日》《林海雪原》等。那時的老百姓就是靠著這些文學作品刻畫的人物精神，用自己的雙手改變了中國一窮二白的面貌。

每個歷史時期都是文學在其中引領著社會風尚。雖然，封建社會文學基本是統治階級和文人所用，但是，在他們這個層面上有擴充套件，對沒文化的華人有一定的影響。即便還不明其中道理，可是，在統治階層和文人們當中還是很明顯的，進步思想肯定會滲入給國民，對社會風尚影響很大。例如道家與儒家等學說，在封建社會的流行，至今還對國民有著深刻的影響。

人的一生除了物質生活，就是精神生活。而文學恰恰是國民的精神食糧，國民在在文學精神食糧養育下，在茁壯地成長。從愚昧無知，到識字，有文化，再到真善美，為信仰為人類的幸福生活而奉獻的精神。這些特殊的作用，是其它領域無法替代的。

人從小在父母老師的教導下，要發揚傳統美德，對任何人和事要真誠，善良，具有美的品質。優秀的文學所描寫的人和事都具有真善美的優點，文學作品帶給國民的是做人要有正義感，做事要公平公平正，要尊老愛幼，懂得禮讓，禮尚往來等等。這些生動的文學作品中的人和事，不是從課本上能找到，從父母老師那兒找到的，它的作用仍然別的門類是無可代替的。它能把華人內心的靈魂給以淨化而純潔。

如今我開門見山地談點有關文學的事情。我講的只是我個人的見地。

我常常這樣想:文學有宣傳的作用，但宣傳不能替代文學;文學有教育的作用，但教育不能替代文學。文學作品能產生潛移默化、塑造靈魂的效果，當然也會做出腐蝕心靈的壞事，但這二者都離不開讀者的生活閱歷和他們所受的教育。閱歷、環境、教育等等都是讀者身上、心上的積聚，它們能抵禦作品的影響，也能充任開門揖"盜"的內應。讀者對每一本書 都是"各取所需"。塑造靈魂也好，腐蝕心靈也好，都不是一本書就辦得到的。只要日積月累、不時接觸，才幹在不知不覺間遭到影響，發作變化。

我從小就愛讀小說，第一部是《說岳全傳》，接下去讀的是《施公案》，後來是《彭公案》。《彭公案》我只讀了半部，像《楊香武三盜九龍杯》之類的故事當時非常吸收我，可是我只借到半部，後面的找不到了。我記得兩三年中間幾次夢見我借到全本《彭公案》，快樂得不得了，正要翻看，就醒了。照有些人說，我一定會大中其毒，做了封建社會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了。十多年前人們批鬥我的時分確實這樣說過，但那是"童言無忌"。倘使我終身就只讀這一部書，而且重複地讀，可能大中其毒。"不幸"我有見書就讀的缺點，而且習氣了為消遣而讀各種各樣的書，各種人物、各種思想在我的腦子裡打架，大家放毒、彼此消毒。我既然活到七十五歲，不曾中毒死去，那麼今天也無妨吹一吹噓說:我身上有了防毒性、抗毒性，用不著躲在溫室裡度餘年了。

我正是讀多了小說才開端寫小說的。我的小說不像《說岳全傳》或者《彭公案》，只是由於我讀得最多的還是外國小說。一九二七年四月的夜晚我在巴黎拉丁區一家公寓的五層樓上開端寫《淪亡》的一些章節。我說過:"我有感情必需發洩，有愛憎必需傾吐，否則我這顆年輕的心就會枯死。所以我拿起筆，在一個練習本上寫下一些東西來發洩我的感情、傾吐我的愛憎。每天晚上我感到寂寞時，就攤開練習本，一面聽巴黎聖母院的鐘聲，一面揮筆，不斷寫到我覺得腦筋愚鈍，才上床睡去。"

那麼"我的感情"和"我的愛憎"又是從哪裡來的呢?不用說，它們都是從我的生活裡來的，從我的見聞裡來的。生活確實是藝術創作的源泉，而且是唯一的源泉。古今中外任何一個嚴肅的作家都是從這唯一的源泉裡汲取養料，找尋資料的。文學作品是作者對生活了解的反映。雖然作者對生活的瞭解和剖析有對有錯，但是分開了生活總不會有好作品。作家經常把本人的親身見聞寫進作品裡面，不一定每個人物都是他本人，但也不能說作品裡就沒有作者本人。法國作家福樓拜說愛瑪·包瓦利(今通譯包法利。編者注)是他本人;郭老說蔡文姬是他。這種說法是值得深思的。《激流》裡也有我本人，有時在覺慧身上，有時在覺民身上，有時在劍雲身上，或者其他的人身上。去年或前年有一位朋友要我談談對《紅樓夢》的見地。他是紅學家，我卻什麼也不是，談不出來，我只給他寫了兩三句話寄去。我沒有留底稿，不過大意我可能不曾遺忘。我說:"《紅樓夢》固然不是作者的自傳，但總有自傳的成分。倘使曹雪芹不是生活在這樣的家庭裡，接觸過小說中的那些人物，他怎樣寫得出這樣的小說?他到哪裡去體驗生活，怎樣深化生活?"

說到深化生活，我又想起了一些事情。我缺乏寫本人所不熟習的生活的身手。解放後我想謳歌新的時期，寫新人新事，我想熟習新的生活，本人也作了一些努力。但是努力不夠，經常浮在面上，也談不到熟習，就像走馬觀花一樣，不能深化，因而也寫不出幾作品，更談不上好作品了。前年暑假前復旦大學中文系，有一些外國留學生找我去參與座談會，有人就問我:"為什麼不寫你本人熟習的生活?"我答覆:"問題就在於我想寫新的人。"結果由於本人不能充沛做到"深化"與"熟習"，固然有真誠的感情，也只能寫些短短的散文。我如今準備寫的長篇就是關於十多年來像我這樣的學問分子的遭遇。我熟習這種生活，用不著再去"深人"。我只從側面寫，用不著進來調查研討。

去年五月下旬我在一個會上的發言中說過:"創作要上去，作家要下去。"這句話並不是我的"創作"，這是好些人的意見。作家下去生活，是極端尋常的事。不過去什麼中央，就不簡單了。我倡議讓作家本人去選擇生活基地。一箇中央不恰當，能夠換一個。據我看倘使基地不合適自己，再"待"幾年，也寫不出什麼來。替作家指定和佈置去什麼中央，這種做法不一定妥當。至於依據題材的需求而請求創作人員去這裡那裡，這也值得謹慎思索。

話說回來，文學著作並不等於宣傳品。文學著作也並不是像"四人幫"炮製的那種朝生暮死的東西。幾百年、千把年以前的作品我們有的是。我們這一代也得有雄心壯志，讓我們本人的作品一代一代地傳播下去。

文學就是文化，文化是人類生存的根基。

植物生長在土壤裡，肥沃的土壤能長出茁壯的壯稼。

人類生長在文化中，文化能決定人的思想，道德品質。

文學對淨化人的靈魂確有促進作用！

但文學一定要體現“真善美”，遵循“源於生活、高於生活”的準則，反映“多種聲音”而不是“一種聲音”，更不是極端的醜化惡化社會與人類，這樣的文學確對人的靈魂有淨化作用。反之，不僅不能起到“淨化作用”，反而汙染和毒化人的靈魂。如“軟埋”。

當今，就有所謂作家藉口“一種聲音”，專門對社會“描黑”、“寫黑”，一味“揭露人的醜惡”。其實社會是多元的，人也是多元的，豈能創造出“一種聲音”的社會，“一種面孔”的人群？！

有些人享受受著“廳級待遇”、“副部或部級待遇”，專搞吃體制飯砸體制鍋的“創作”，還美名為“正義”和“公道”執言。其實他們的鬼名堂，大家清楚得很。無非是“搏眼球”，引惹外國主子歡心，那怕再傷害國家與華人也不管不顧。所謂創作的“日記”，就是這樣的。

文學，民眾喜愛！它淨化人的靈魂。反之，人們會唾棄。

“藝術淨化國民靈魂”本身其實是個偽命題。

文學是藝術。文學三大基本社會作用是：認識作用，教育作用，審美作用。這裡的“教育作用”或者稱之為“教化作用”勉強和你說的“淨化”貌似有點關係。但“教化”和“淨化”有本質的區別。所謂“淨化”是指清除不需要或有害的雜質，使物品達到純淨的程度。但是，靈魂、尤其是“國民的靈魂”並不是物品，也不需要淨化。甚至你無法對你認為需要淨化的“國民靈魂”進行定義和界定。

那麼，你如何對一個你說不清楚的東西進行淨化呢？奢談和誇大藝術的作用是對藝術的無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