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是一個悲催的人，也是一個天縱奇才，他的一生堪稱傳奇，鄉試8次，自殺9次，入獄7年，還躋身“明朝三大才子”，看看這簡歷，真的是剽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釋！他懂文學，懂軍事，會書畫家，文武雙全，詩書畫兼修，還精通軍事謀略。

徐渭在窮困潦倒中去世，死前著《畸譜》，記錄一生坎坷，去世時，身邊只有一條狗相伴，連草蓆都沒有。看徐渭的一生成就，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來看。

一，文學

徐渭的文學領域廣，主張藝術不依傍他人，獨創一格，具有強烈個性，豪邁放逸，常表現出對民間文學的愛好。散文以《自為墓誌銘》最出色。其風格潑辣機智，幽默多趣。

二，書法

徐渭的書法和明代早期書壇沉悶的氣氛對比顯得格外突出，擅長氣勢磅礴的狂草，自認為"書法第一，詩第二，文第三，畫第四"。

三，美術

徐渭是當時最有成就的寫意畫大，寫意水墨花鳥畫，氣勢縱橫奔放，不拘小節，筆簡意賅，用墨多用潑墨，很少著色，層次分明，虛實相生，水墨淋漓，生動無比。

四，戲曲

在戲劇方面，徐渭主張"本色"，即戲劇語言應當符合人物的身份，應當使用口語和俗語，以保證人物的真實性，而反對典雅的駢語，過度的修飾，這些看法都頗有見地。

五，軍事

徐渭文自負才略，喜出奇謀，談論行軍打仗的形勢策略大多得其要領。擔任胡宗憲的幕僚時，協助其抗擊倭寇，並參與制定誘降海盜汪直、徐海等人的計謀。

湯顯祖曾評價徐渭：此牛有千人之力。

綜上所述，這就是徐渭，豪放不羈，天縱奇才，又極為悲催。

徐渭是明朝大才子，著名的文學家、軍事家、戲劇家。與解縉、楊慎並稱“明代三大才子”。徐渭出生在文風極盛的浙江紹興府，其文學成就極高，其書畫、戲劇都受到後世人的極力推崇，甚至開創了明末清初新風氣。看徐渭這個人，首先我們不能否認的是，他絕對是一個天才。史料記載徐渭“六歲受《大學》，日誦千餘言”，“書一授數百字，不再目，立誦師聽。”，“指掌之間，萬言可就。”《大學》，是一篇論述儒家修身治國平天下思想的散文，不要以為它像是我們今天看的作文，作為後世科舉八股取仕的必讀書，其蘊含的深刻含義，想必不用我多說。而一個六歲的孩子，能日誦千餘言，實在驚人。更別說學寫字的時候，老師教一遍，立馬就能背誦出來，過目不忘便是如此。 不過，對於徐渭有三瓶。

一評：吾書第一，詩次之，文次之，畫又次之。

第一評是徐渭自評。我以為，自評並不一定可靠。今年是2017年，徐渭死於1593年，兩數一減，徐渭離世已經424年。這424年的歷史對徐渭的綜合評價是畫第一，詩文次之，書法居其末。徐渭的書法在明代甚至上不了檯面。明代是中國書法的成熟期，宮閣體的出現，正是成熟的表徵。明代書法，對中國整個書法史而言，決不能小覷。明初有三宋二沈，即宋克、宋璲、宋廣、沈度、沈粲。沈度乃宮閣體之祖，被明成祖稱為“我朝王羲之”。明中期則有李東陽、吳寬、沈周、王寵，還有大名卓著的祝允明、文徵明。晚明則有邢侗、張瑞圖、董其昌、米萬鍾、黃道周、倪元璐、王鐸、傅山等。明代書法袞袞諸公，是一座座書法高峰。單就書法論，徐渭在這些高峰面前，什麼都不算，甚至是沒有位置的。

二評：文長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餘不能書，而謬謂文長書決當在王雅宜、文徵仲之上。不論書法，而論書神：先生者，誠八法之散聖，字林之俠客也。

徐渭死後20年，“公安派”領袖人物袁宏道到紹興探望友人陶望齡，無意中翻到一本徐渭的詩文稿，讀了幾篇，不禁拍案叫絕，驚問此人是今人？還是古人？竟拉起陶望齡一起徹夜閱之，“讀復叫，叫復讀”，以致把童僕驚醒。而後袁宏道不遺餘力地蒐羅徐渭的文稿，研究徐渭，大力宣揚徐渭。袁宏道還寫下中國古代文學史上著名的人物小傳《徐文長傳》。

《徐文長傳》主要評的是徐渭的詩文，偶及書法；評徐渭的書法就是上面這一段評語。對我來說，拜讀這段評語，使我驚歎的不是徐渭的書法，而是袁宏道令人震驚的文筆。袁宏道坦承自己“不能書”，他謙虛地自稱他的書評只能是“謬謂”（直譯為“錯誤地認為”），但他涉筆一點，就把徐渭的書法提高到明代大書法家王寵、文徵明之上。袁宏道知道有人會提出異議，他卻已宣告在先：他論的是“書神”，不是“書法”。提到“書神”的高度，這官司就沒法打了。接下去他又說徐渭是“八法之散聖，字林之俠客”，更是令人摸不著頭腦。何謂“散聖”？何謂“俠客”？幾品幾級？特徵何在？只有請我們這些“後之攬者”發揮空間想象。我的理解，袁宏道的“散聖俠客”其實是指出了徐渭書法的“另類”，但他是以肯定、讚美的口吻指出的。經袁宏道這樣一說，令多少人在不可捉摸的“散聖俠客”前佩服得五體投地！整段評語唯一能落實的是“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但這一句評論，評的其實是徐渭的詩。

三評：陶望齡作渭小傳，載渭嘗自言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今其書畫流傳者，逸氣縱橫，片楮尺縑，人以為寶。其詩欲出入李白、李賀之間，而才高識僻，流為魔趣。選言失雅，纖佻居多，譬之急管麼弦，悽清幽渺，足以感蕩心靈，而揆以中聲，終為別調。觀袁宏道之激賞，知其臭味所近矣。其文則源出蘇軾，頗勝其詩，故唐順之、茅坤諸人皆相推挹。中多代胡宗憲之作，《進白鹿》前後二表，尤世所豔稱，其《代宗憲謝嚴嵩啟》雲：“凡人有疾痛痾癢，必求免於天地父母，然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起於顛擠；父母能保全之，而未必如斯委曲。伏惟兼德，無可併名。名且不能，報何為計？”云云。雖身居幕府，指縱惟人，然使申謝朝廷，更作何語。錄之於集，豈止白圭之玷乎？蓋渭本俊才，又受業於季本，傳姚江縱恣之派。（案：渭師季本，見《明史·文苑傳》）不幸而學問未充，聲名太早，一為權貴所知，遂侈然不復檢束，及乎時移事易，侘傺窮愁，自知決不見用於時，益憤激無聊，放言高論，不復問古人法度為何物，故其詩遂為公安一派之先鞭，而其文亦為金人瑞等濫觴之始。蘇軾曰：非才之難，處才之難，諒矣。渭所著有《文長集》、《闕篇》、《櫻桃館集》三種，鍾瑞先合刻之，以成此集。又有商濬所刻，題曰《徐文長三集》者，亦即此本，前有陶望齡、袁宏道所作二傳。宏道以為一掃近代蕪穢之習，其言太過。望齡以為文長負才性，惟不能謹防節目，跡其初終，蓋有處士之氣，其詩與文亦然，雖未免瑕類，鹹成其為文長而已，是則平心之論也。

以上這一評，是清代紀曉嵐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徐文長集》寫的一段話。紀曉嵐寫得不激不厲，心氣平和。

紀曉嵐對徐渭書畫讚賞有加。他說：“今其書畫流傳者，逸氣縱橫，片楮尺縑，人以為寶。”“逸氣縱橫”，是紀曉嵐對徐渭書法的核心評價，紀曉嵐行文斟字酌句，肯定掂量過這四個字的份量。

對徐渭的詩，紀曉嵐認為以徐渭之才，本應“出入李白、李賀之間”，但徐渭“才高識僻，流為魔趣”，“揆以中聲，終為別調”。就是說，與傳統相比較，他的詩畢竟顯得太另類。

對徐渭的文，特別指出“《進白鹿》前後二表，尤世所豔稱”；而其《代宗憲謝嚴嵩啟》（這是嚴嵩81歲生日時，胡宗憲要徐渭代寫的賀信），紀曉嵐認為吹捧過甚。作為師爺，雖然是身不由己，但寫嚴嵩到這個程度，如果以後皇上做生日，你又怎麼下筆？

論及徐渭一生的坎坷，紀曉嵐借用蘇東坡的話說：“非才之難，處才之難”。一個人要有才能還不是最難的，最難的是有了才能之後，能得到社會的接納認可，個人又能憑藉各種機遇得到恰如其分的發揮。想必紀曉嵐對“處才之難”有很多的感慨，所以紀曉嵐對徐渭的理解和寬容，千言萬語，盡在這“諒矣”二字之中矣。紀曉嵐是體制中人，他不可能去批評社會，他指出的是徐渭自身的責任：“不幸而學問未充，聲名太早，一為權貴所知，遂侈然不復檢束，及乎時移事易，侘傺窮愁，自知決不見用於時，益憤激無聊，放言高論，不復問古人法度為何物。”

“不復問古人法度為何物”，是紀曉嵐對徐渭處世（包括從藝）態度的批評。徐渭的書法，無視法度的確是一大硬傷。現在不少人在學習徐渭書法，學的其實就是他的“無視法度”，是對是錯，我們靜待歷史來回答。

紀曉嵐的這一評論又捎帶著提到了陶望齡對徐渭的評論，並且認為陶望齡的評論是“平心之論”：一是徐渭“負才性”；二是“不能謹防節目”（我的理解是說徐渭一生中關鍵的幾步沒有走好）；三是徐渭的書畫詩文皆有“處士之氣”，其中的不足之處，乃文長的個性決定的，這就是徐文長之所以成為徐文長的原因了。

徐渭，字文長，號青藤老人、明代著名文學家、書畫家、戲曲家、軍事家。多才多藝，在詩文、戲劇、書畫等各方面都獨樹一幟，與解縉、楊慎並稱“明代三才子”。他是中國“潑墨大寫意畫派”創始人、“青藤畫派”之鼻祖，其畫能吸取前人精華而脫胎換骨，不求形似求神似，山水、人物、花鳥、竹石無所不工，以花卉最為出色，開創了一代畫風，對後世畫壇（如八大山人、石濤、揚州八怪等）影響極大。書善行草，寫過大量詩文，被譽為“有明一代才人”。能操琴，諳音律，愛戲曲，所著《南詞敘錄》為中國第一部關於南戲的理論專著，另有雜劇《四聲猿》、《歌代嘯》及文集傳世。

被中國抽象繪畫之父和民間思想家朱明譽為：“真正的才”、“千古書畫，當有徐渭是也”。

徐渭給自己的評語是：“吾書第一，詩次之，文次之，畫又次之。”自己給自己分了個三六九等。可明末的周亮工卻說：徐渭的詩文書畫壓根就沒有第二，什麼都是第一！

朱耷（八大山人）把徐渭的畫當摹本。

鄭板橋自稱“願為青藤門下走狗” ！還刻一章，畫到那兒按到那兒。

齊白石感嘆：“恨不生三百年前，為青藤磨墨理紙。”

徐渭是真正的曠世奇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