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事實上錢穆自己已經做過了非常完整的回答，那便是他在《國史大綱》序言中所寫的最為著名的那段話：

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隻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

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雲對本國史有知識。)

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即視本國已往歷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 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 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

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者比較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 (否則其所改進，等於一個被征服國或次殖民地之改進，對其國家自身不發生關係。換言之，此種改進，無異是一種變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縮與消滅，並非其文化自身之轉變與發皇。)

簡而言之，可以概括為：對中國歷史存有溫情與敬意，警惕歷史進化論，反對歷史虛無主義。

由此錢穆治史“一生為故國招魂”，對於傳統中國尤為推崇，不僅表現在古今之辨，也表現在中西對比中，有時不免有先入為主、以偏概全、刻意美化之處。錢穆反對以胡適、傅斯年為代表的民國史學主流考訂派，而自己更多依託乾嘉樸學的考據方法，間或雜糅經學的色彩，主張考據與義理並重。他一方面為中國現代史學提供了不同的思路和立場，但另一方面其實也做了一些“無用之功”，特別是在現代史學科學嚴謹的研究以及考古學的諸多發現下，錢穆的很多結論都暴露出明顯的錯誤。

徐復觀評價過錢穆是“良知的迷惘”，認為“他對史料，很少由分析性的關鍵性的把握，以追求歷史中的因果關係，解釋歷史現象的所以然；而常作直感地、片段的、望文生義的判定，更附益以略不相干的新名詞，濟之以流暢清新的文筆，這是很容易給後學以誤導的”。徐還指出：“錢先生把歷史中成千上萬的殘酷的帝王專制的例項置之不顧，特舉出不三不四的事例來，以證明漢代不是專制，這不是做學問的態度。”

學者何兆武年輕時上過錢穆的課，在他的《上學記》裡有談到，“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裡面很多見解我不同意，不但現在不同意，當時就不同意。錢先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總覺得那些東西非常之好，有點像情人眼裡出西施，只看到它美好的一面，而對它不怎麼美好的另一面絕口不談。”

汪榮祖則說過：“世人多知，錢賓四頗具民族主義意識，並見諸其史學；然其民族主義也未脫傳統的華夷之辨與漢文化意識，以及崇宋尊朱的基本心態。”

胡適更是批判錢穆：“張其昀與錢穆二君均為從未出國門的苦學者。他們的見解多帶反動意味，保守的趨勢甚明，而擁護極權的態度亦頗明顯。”

就連他的學生余英時，雖然肯定其為開放型的現代學人，也不否認他擇善固執。

所以錢穆固然在民國時已成名家，但被排除在其時的一流行列之外。1948年，中央研究院81名首屆院士中沒有他，1949年“搶救大陸學人”的名單中也沒有他。當然，這多少也與他和胡適、傅斯年等人觀點不和有關。

錢穆“擇善固執”的歷史主張也催生了他的政治主張。在1945年的《政學私言》中，錢穆提出“中國之前途，將決於中國之文化”。這可以視為錢氏的“文化建國”方案，也決定了他在1949年時無論如何都要離開大陸的選擇。

在如今“國學熱”的氛圍下，錢穆被捧為“大師”，難免有些過譽了。但在對新文化也進行新的審視和反思的今天，我們也不能將錢穆完全否定掉。客觀地看待其有價值的研究和思想，經由他的主張重新思考傳統的意義，才是發掘錢穆的正確路徑。

錢老於民族有深厚的愛意，於民族之歷史有無限的敬意，讀《國史大綱》按語，不禁欣喜萬分，可能對於專門的研究者來說，錢老並不客觀，寫史感情用事，但是對於一般的中國國民，這不正是我們所必須有的對本國曆史的態度嗎？

錢穆（1895—1990）現代歷史學家，國學大師。江蘇無錫人，漢族，字賓四。筆名公沙、梁隱、與忘、孤雲，晚號素書老人、七房橋人，齋號素書堂、素書樓。七歲入私塾，1912年輟學後自學，任教於家鄉的中小學。1930年因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成名，被顧頡剛推薦，聘為燕京大學國文講師，後歷任北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西南聯大、齊魯大學、華西大學、四川大學、雲南大學、江南大學教授。

撰寫《國史大綱》，採取綿延的觀點了解歷史之流，堅持華人必對國史具有溫情和敬意，以激發對本國曆史文化愛惜國史大綱保護之熱情與摯意，闡揚民族文化史觀，被公推為中國通史最佳著作。中國為世界上歷史最完備之國家，舉其特點有三。一者“悠久”。從黃帝傳說以來約得四千六百餘年。從古竹書紀年以來，約得三千七百餘年。（夏四七二，殷四九六，周武王至幽王二五七，自此以下至民國紀元二六八一。）二者 “無間斷”。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從此始，下至民國紀元二七五二。）自魯隱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詳。（春秋編年從此始，下至民國紀元二六三三。魯哀公卒，左傳終，中間六十五年史文稍殘缺。 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資治通鑑託始，至民國紀元凡二三一四年。）三者“詳密”。 此指史書體裁言。要別有三：一曰編年，（此本春秋。）二曰紀傳，（此稱正史，本史記。）三曰紀事本末。（此本尚書。）其他不勝備舉。（可看四庫書目史部之分類。）又中國史所包地域最廣大，所含民族分子最複雜，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評價，與其歷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則我華夏文化，與並世固當首屈一指。然中國最近，乃為其國民最缺乏國史知識之國家。何言之？“歷史知識”與“歷史資料”不同。我民族國家已往全部之活動，是為歷史。其經記載流傳以迄於今者，只可謂是歷史的材料，而非吾儕今日所需歷史的知識。材料累積而愈多，知識則與時以俱新。歷史知識，隨時變遷，應與當身現代種種問題，有親切之聯絡。歷史知識，貴能鑑古而知今。至於歷史材料，則為前人所記錄，前人不知後事，故其所記，未必一一有當於後人之所欲知。然後人慾求歷史知識，必從前人所傳史料中覓取。若蔑棄前人史料而空談史識，則所謂“史”者非史，而所謂“ 識”者無識，生乎今而臆古，無當於“鑑於古而知今”之任也。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當知舊。不識病象，何施刀藥？僅為一種憑空抽象之理想，蠻幹強為，求其實現，鹵莽滅裂，於現狀有破壞無改進。凡對於已往歷史抱一種革命的蔑視者，此皆一切真正進步之勁敵也。惟藉過去乃可認識現在，亦惟對現在有真實之認識，乃能對現在有真實之改進。故所貴於歷史知識者，所謂“革新派”之史學，亦隨時變遷。約言之，亦可分為三期。其先當前清末葉。繼“政治革命”而起者，有“文化革命”。前一時代所積存之歷史資料，既無當於後一時期所需要之歷史知識，故歷史遂不斷隨時代之遷移而變動改寫。就前有諸史言之，尚書為最初之史書，然書缺有間，此見其時中國文化尚未到達需要編年史之程度。其次有春秋，為最初之編年史。又其次有左傳，以綱羅詳備言，為編年史之進步。然其時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此種通史，無疑的將以記誦、考訂派之工夫，而達宣傳革新派之目的。彼必將從積存的歷史材料中出頭，將於極艱苦之準備下，呈露其極平易之面相。將以 專家畢生之精力所萃，而為華人月日瀏覽之所能通貫。則編造國史新本之工作， 其為難於勝任而愉快，亦可由此想見矣。

自錢氏著作問世以來，真解其意者聊聊。錢氏核心在於以歷史之維度還原事實與人物，挖掘中國文化之真精神，剖析中國政道及治道之改進，絕不可作為極權喝彩觀。現代學人往往以西學概念解讀歷史，未明歷史邏輯與學術邏輯，方誤會甚深。

錢先生把民族、國家歷史當一“我”來看，於變化、程序中找因果聯絡，於繁複歷史事實中，理順邏輯和層次，他認為歷史演進有“生力”，有“病態”，“生力”是推動力，“病態”是頓挫與波折。“必有生力，乃可去病。”“明生力，明病態。”又言“不知所變者為我，能變而成者亦為我。‘’在錢先生看來，中國傳統的儒教道德觀、政治、政策觀有相當強的正確性、生命力和指導性。

誠謝劉女士邀請。實在沒資格回答你提的問題。我向來對一些所謂的國學大師不感興趣，感興趣的只是現實中的小老百姓，不過還是就你的提問談點看法。看過徐鵬遠先生的回答，給我直觀的印象錢先生是一個比胡適強的愛國者。但他的歷史觀有些狹隘，基本歷史主張也有些片面，與胡適相對應分屬兩個極端。錢先生認為一個人應略知本國的歷史是正確的，但要人以溫情與敬意去對待充滿血腥與殺虜的歷史實在說不通。看歷史最重要的是客觀辯證，否則就沒有歷史。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當然沒錯，但否認歷史的變化發展是根本站不住腳的。錢先生眼中的民族歷史文化只是小眾文化、迷信文化，斷不會長久。民族的、大眾的、科學的歷史文化應該是中國歷史愛好者研究的重點方向。我始終認為對於歷史而言，真理比真相更重要、道理比事實更有用。一個普通人只要對中外歷史有大概瞭解，心裡能夠掛起中外兩張歷史地圖並能夠看懂即可。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以我為主、兼學別樣應該是再創中國歷史的路子。

錢穆是帶著自己的感情去治歷史，就如某偉人說的歷史要帶上階級的烙印，那就觀點難免有所偏頗，最好的歷史是儘量不帶感情 不帶政治目的，也不帶自己的觀點，就把自己知道的歷史展現給大家，對錯由別人評判，當然，做到這一點很難，特別在中國的社會環境下，不管怎麼說錢穆是我半個老鄉，很尊敬老先生

錢穆的《國史大綱》就是他的歷史觀和基本歷史主張！

中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中國學術界尊之為“一代宗師”，更有學者謂其為中國最後一位士大夫、國學宗師，與呂思勉、陳垣、陳寅恪並稱為“史學四大家”。

知道錢穆先生也是近三年的事。先生著述豐碩，他的著作的思想和學術高度都屬於大師級別的。他在國家岌岌可危，本國文化被嚴重貶低的時候，提出了對本國以往歷史需要懷著一種“溫情與敬意”。本人正是被他這一主張所感動，遂而開始閱讀先生作品。

但是本人文史經學修養極其低下，雖然拜讀了他一些作品，但是皆是他那些淺顯易懂的，對於那些高屋建瓴的學術鉅著至今還找不到門徑進入。所以對先生博大精深的思想只能領悟一些表層的。以當前學識要準確概況先生的歷史觀和歷史主張是難之又難。

之前看完他的《讀史隨札》一書，有所感悟就記錄下來，彙總成一篇小讀書筆記，或許這些感悟可以粗淺泛泛的點到先生思想的一點皮毛吧。現分享如下：

近日翻看錢穆先生之《讀史隨劄》。此書為先生讀史之批註及札記彙編。論及春秋至趙宋之諸方面，共三十五篇。諸篇少則一頁，多則數頁，雖長短不一，然皆能各盡其妙。此書雖為零散文章，然先生之史學思想貫穿始終，與《國史大綱》之史觀及態度遙相呼應，餘才駑鈍，每讀先生之書，於其精要，僅得萬一，讀此書亦然，故偶有所感，遂自筆錄於篇末。現將所錄彙集如下（各篇內容煩請閱讀原著）：

一、《春秋車戰不隨徒卒考》篇末

此文雖肇端於“車後七十二步卒”一說之辯駁，實為春秋戰陣布兵演變之研究。春秋戰爭形式及規模與戰國迥異，其變非一時一事所驟成，乃為國家形勢、山川地形、思想意識、戰場變化諸多因素所媾成。先生羅列史料，層層推演，舉一得三，而不淤滯侷限於一題一目之考究。此為治史之活學，於後生，有莫大啟發也。

二、《蜀中道教先聲》《張道陵與黃巾》篇末

研究學問如探案。收集資料，反覆推敲，猶未得也。明辨真偽，敢於判斷，方可謂有得，亦為學者功力之體現。文中探尋張道陵與天師道之關係，條理清晰，有理有據，精要鹹畢，可謂明理。陳寅恪亦有此類探究，可競相比對。

三、《記漢代米價》篇末

治史者需知歷代地理、財賦，先生著作多有言及。知地理，則各處山川地形、都邑郡縣瞭然於胸。知財賦，則明一代之經濟。財賦為國家運作之基礎，故知全國財賦之分佈，治國者當務之根本也。歷代財賦分佈演變與興衰攸關，故知歷代財賦之分佈，治史者應備之常識也。先生治史，兼顧歷代地理、經濟、風俗、軍事種種，可謂廣博，亦為晚輩之楷模。

四、《唐末望族》《五代之兵裝及兵數》《鍾傳》《鄭遨 陳陶》《李昪 劉隱父子 王審如 王建 高從誨》《五代時之書院》篇末

先生《國史大綱》中每論及吾國曆史暗淡時期，皆能於其中尋得繼往開來之光明火苗，以致不墜溺於絕望無助情緒中。此為治史者之仁心與公心。以上諸篇思想皆一脈相承。中華文明延綿數千年，一路跌宕，數落黑暗中，然而未曾斷絕，蓋因黑暗中有光明向心之力量維續凝聚。讀史明識關鍵隱微處，方能發掘其中精妙。

五、《宋代之地方官》《歐陽修與狄青》篇末

論史時，當盡心於彼朝彼代之人情世故，切莫以今人之思維觀念強加於古人。人之生理心理古今或差異不大，將心比古人之心雖未不可亦須謹慎。而歷代之思想觀念皆不同，或演進，或退後，然終是趨於上升，一概而論則謬誤千里。以今臆古，則冤誣甚矣。治史者當切記之。

六、《陳次之論新法》《劉元城論荊公》篇末

論史上之人物，當不以成敗論之，當考據前因後果與當時之關係。前因沉痾難返，則當時人情世故皆深受其累；後果因循與否，則反映當時之舉措利弊。歷史之演變，政治、經濟、軍事、人文、風俗、地理皆為其眾流，形勢之複雜劇烈，不可一概而論。故人物之歷史功績非一時成敗可定，須於時間尺矩上衡度之。人物所造之影響，有顯而易見者，管仲、商君是也；有潛移默化者，孔孟百家是也。亦有前罪後功，前功後罪者，此最難分辨，需治史者以高尚之涵養練就恢弘之千秋史觀。千秋史觀可度十年、百年、千年之功過，百代中唯孔子、太史公、杜岐公、司馬溫公寥寥數人可稱焉。後學晚輩見識未明晰時，則當有不妄自菲薄古人之心，嘗懷先生“溫情與敬意”之教誨。

七、《江蘇人物略說》《浙江人物略說》《河南人物略說》篇末

積少成多，循規演變，統計之功也。此三篇為先生統計三省歷代所出人物之論斷，於地方史研究亦有所裨益。自古有“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人傑地靈”之說，一方之人物盛衰可明一方土地歷代之狀貌。一方土地之風俗、文化、經濟、地理與一方人物之品質相關，人物之品質亦與歷史影響之程度關聯。明白此理，首推表。

史籍貴有表，然今人不重視之。如統計人物表，橫向之地域比較，可明一時豪傑之競逐，思想之碰撞。縱向之時間比較，可明一方土地之發展與人才造就之關係。縱橫相交比較，可明地方之得失，地方得失相匯，可明歷史之得失。故治史者不可輕視人物表之用功，諸表亦同此理。

注：

以上諸條，皆從先生著作中領悟闡發。餘才疏學淺，微識短見，不知允當與否，不值一提，權當數月以來拜讀先生著作之小結。輯錄於此，以備來時學力消長之比對。

—— 2017.0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