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國化的過程中，與本土的宗教道教產生碰撞和融合，往往會有佛教與道教的大辨論，失敗者被迫在廟裡做體力雜活。魯智深最後坐化前洗澡，六里寺的和尚也是讓道人燒熱水。

此道人非彼道人

宋朝的時候道教很盛行，很多宋朝皇帝都通道。甚至傳說宋太祖趙匡胤還送了陳摶老祖華山。

《水滸傳》歷史背景裡的皇帝是宋徽宗，宋徽宗非常痴迷道教，甚至有教主道君皇帝的封號，所以道教在那時比佛教要盛行，道士地位相對的比佛教要高，因此那時不可能有道士在寺廟打雜。

那麼《水滸傳》裡寫的寺廟裡的道人怎麼回事呢？這種人在寺廟裡全稱叫火工道人，就是打雜的，也管香油錢等等，這可不是道家的修道之人。

宋朝耽溺道教的，主要是宋真宗和宋徽宗。宋徽宗的生平嗜好有三：一是女色，二是藝術，三是道教，三者都屬這個極富極貴的有閒者的消遣和娛樂。他自稱道君教主皇帝，不惜耗費巨資，在各地大造道觀，擴充道士名額，設定道階、道官、道職、道學等。他信用的著名道士和道官，也無疑成了當時的黑暗貪腐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

道教的繁榮昌盛，也就導致了許多市井之徒想要借出家之名幹貪財取命的勾當，這就是寺廟裡總有道人的原因。

關於道人都是跑腿的角色，那些只不過是身份卑微的道人，

只能做些打雜的事情。

寺廟裡的“道人”並不是指道士，而是寺廟中的雜工，因為他們久在寺中，通曉佛事，但並未出家，故稱為“道人”，又稱“火工道人”。不只是《水滸傳》中有，《西遊記》《說岳全傳》中都曾提到。

這個問題問得很有深度，值得認真做一番回答。《水滸傳》中魯智深的故事中，有兩座寺廟中有道人。但是，寺廟中的道人實際上並不是跑腿的這麼簡單，施耐庵寫此極有深意。

那麼，《水滸傳》中的寺廟裡為何有道人，哪些道人又是幹什麼的呢？施耐庵這樣寫合理嗎？

魯達在五臺山文殊院出家，並不安分做個和尚。剃度之後，在山上苦熬了四五個月，終於不能忍受“口中淡出鳥來”，便來到半山亭，搶了一桶酒喝。喝罷這桶酒，魯智深便大鬧五臺山。

卻說魯智深酒勁湧了上來，脫光了膀子，露出了脊背上的刺花，“花和尚”由此得名。這花和尚一路東倒西歪的往山上走，快到山門時，兩個門子遠遠看見了醉酒的魯智深，便拿著篦子，趕了出來攔住花和尚，準備按照寺規打他四十篦子。魯智深一見，睜起雙眼罵道：“直娘賊!你兩個要打灑家，俺便和你廝打。”

花和尚這般凶神惡煞，又喝得爛醉，一個門子見勢不妙，趕緊跑回去報信，另一個門子則被魯智深打倒在山門下。

監寺接到門子的報信，立即叫起老郎、火工、直廳、轎伕，三二十人，各執白木棍棒，從西廊下搶出來，要打魯智深。

這裡寫道的火工，應該不是指道人。雖然也有“火工道人”，但“火工”卻不一定就是單指道人，寺院裡專門燒火，或者管香火、燈油的和尚也可以叫做“火工”。

監寺叫了這麼多人，竟然被魯智深一人打跑，不僅沒有懲戒花和尚，寺院中的人眾倒吃了大虧。魯智深第二次大鬧五臺山時，監寺彷彿吸取了教訓，召集了一二百人。這些人中包括“老郎、火工道人、直廳、轎伕。”都執杖叉棍棒，盡使手巾盤頭，一齊打入僧堂來。

此時，施耐庵明確寫道了“火工道人”。也就是說，五臺山文殊院此時就有道人了。

兩番大鬧五臺山之後，智真長老便打發魯智深前往東京大相國寺，找智清師弟投奔。魯智深一路前行，這天來到了瓦罐寺。書中寫道，瓦罐寺非常破敗，只剩下一些老和尚在這裡受飢捱餓，一個個面黃肌瘦的。魯智深見這些老和尚時，他們已經三天沒吃飯了。

然而，寺廟中卻有一個道人：“挑著一擔兒，一頭是個竹籃兒，裡面露些魚尾，並荷葉託著些肉；一頭擔著一瓶酒，也是荷葉蓋著”，踏歌而來。

這個道人並非是路過，而是與一個和尚霸佔了瓦罐寺，按照老和尚的話說：“這和尚、道人好生了得，都是殺人放火的人。只是綠林中強賊一般，把這出家影占身體。”

從老和尚的話中可以得知，瓦罐寺中的一僧一道只不過披著出家人的身影罷了，並不是真正的出家人。其實，老和尚話中有話，瓦罐寺中的和尚、道士大有來頭。

從前面的故事中不難看出，道士出現在與魯智深有關的寺廟中，是在花和尚第二次大鬧五臺山之後。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先來解讀一下魯智深故事的時序問題，也就是說，兩次大鬧五臺山到底發生在哪年哪月。

書中交代，第一次大鬧五臺山之後，過了三四個月，“忽一日，天氣暴暖，是二月間時令”，月令有了，魯智深第二次大鬧五臺山是在陰曆二月。那麼，又是哪一年呢？

卻說在這個月中，魯智深又悄悄獨自一人下山，來到了五臺山下的市井上。施耐庵特別寫到，花和尚這次下山的主要目的似乎是來趕集的。這很像現在咱們湘西這裡，每逢集市，附近村寨男女老少都要去趕集，先做買賣，然後吃一頓家裡難得吃到的。魯智深也是一樣，先去了鐵匠鋪，預定了一把戒刀，一條水磨禪杖。然後，四處找酒喝。《水滸傳》中的一大時序，便出現在這個情節裡。

施耐庵特別寫道，鐵匠鋪的掌櫃的叫“待詔”。所謂待詔，就是皇帝身邊的御用文人，諸如李白之類的（詩待詔）。宋徽宗時期，還有畫待詔，專門模仿宋徽宗的畫，皇帝鈐印後賞賜給大臣。民間的手藝人的叫法與“待詔”同音，但卻應當寫作“待招”。《水滸傳》版本很多，這個寫法各種版本卻都是一樣的。

禪杖重量不多不少，是六十二斤。這個數字並不像三十六、一百零八那樣，有一定的寓意，也有約定俗成的含義，忽然寫出這樣一個數字，施耐庵實際上是告訴讀者，從誤走妖魔到現在，時間已經過去六十二年了。

誤走妖魔的嘉佑三年，是公元1058年，六十二年後，就是公元1119年，正是宋徽宗宣和元年。這一年正月，宋徽宗下“革佛詔”。於是，魯智深大鬧五臺山只隔了一個月就爆發了。魯智深醉打山門，五臺山文殊院出現道士，就是公元1119年3月間（陽曆）的故事。

書中以“待詔”、“六十二”這兩條資訊隱藏施耐庵的深意，影射的是一段“革佛”歷史。除了這兩條符碼外，施耐庵還在書中特別寫了一次吃狗肉的事。因為宋徽宗是屬狗的，所以，魯智深的故事與宋徽宗有關。

正是因為“革佛詔”的下達，魯智深故事中，寺院出現了道士。

宣和元年正月，宋徽宗下達“革佛詔”。《宋史·徽宗本紀》這樣寫道：“‘佛改號大覺金仙，餘為仙人、大士。僧為德士，易服飾，稱姓氏。寺為宮，院為觀。’改女冠為女道，尼為女德。”

佛指的是釋迦摩尼，這位都降格為道士了，只鬧了個“大覺真仙”。僧人都要按照道士的套路來，而且都要低一等，都要稱姓氏。所以，魯達出家只應當叫“智深”便可，好比李叔同大師出家後，就叫“弘一”，哪能叫“李弘一”呢？施耐庵幾乎就是在寫實呢！

瓦罐寺的生鐵佛更為奇葩，不僅稱姓氏，還叫做“崔道成”。這個緣故也與“革佛詔”有關。宋徽宗打壓佛教，讓僧尼入道學，以道教改造佛教。這個崔道成便應當是入過道學的，這個奇葩的名字大概就是其入學後的“學名”吧。

五臺山時文殊菩薩的道場，雖然也被降格入了道學，但畢竟文殊菩薩級別很高，除了魯智深被稱姓氏而外，其他僧眾還沒被全部“道化”。所以，這座寺院不像瓦罐寺，有一個有名有號的道人叫做邱小乙，五臺山文殊院只有火工道人。

比較通俗的解釋，火工道人就是道觀中管理香燭、油燈的道士。所以，魯智深第一次大鬧五臺山，文殊院只有“火工”而無“火工道人”。革佛事件發生後，寺院裡被道教滲透，道人便進入五臺山文殊院了。

按照《水滸傳》的說法，“火工”才是打雜的。雖然，火工道人此時也可能在五臺山文殊院打雜，但寓意卻與後來的火工道人不太一樣。五臺山文殊院除了火工而外，還有老郎、直廳、轎伕。

看來，五臺山可謂機構繁複，崗位齊全得很呢。在此，施耐庵寫了另一重寓意。這個寓意，可以從崔道成的嘴裡探知。崔道成對魯智深說：

在先敝寺十分好個去處，田莊又廣，僧眾極多，只被廊下那幾個老和尚吃酒撒潑，將錢養女，長老禁約他們不得，又把長老排告了出去。因此把寺來都廢了，僧眾盡皆走散，田土已都賣了。

北宋初期，儒道佛三教並立，其中，佛教越來越興旺。箇中原因就是在不斷變革中，百姓土地被兼併，造成了大量流離失所的饑民和流民。這些饑民流民無家可歸，便投靠寺院，或出家，或成為佛門僱工，也有的靠著寺院的田產、房產經營度日。五臺山下的市井便是文殊院的產業，所有的經營都是寺院的本錢。不僅如此，寺院裡的僱工多達一二百人。瓦罐寺則廣有田莊，所以，“僧眾極多”。

然而，瓦罐寺也沒能逃脫“革佛詔”的打壓，同樣發生了與魯智深大鬧五臺山相類似的事情，甚至更嚴重。曾經掛著硃紅金字牌額的大剎幾乎被毀掉，一僧一道，不僧不道之人在這裡胡作非為。所以，宣和元年的時候，依附於佛門寺院的民眾再度失去生計，這一年爆發了更多的民變，宋江起義，也就是《水滸傳》的梁山聚義就是其中之一。

《水滸傳》魯智深的故事中，寺院總是出現道人，實際上就是北宋晚期社會現象的一種暗喻，其實也隱含了宋江起義的歷史背景。宣和二年正月開始，宋徽宗下詔“罷道學”，逐漸恢復寺院的正常秩序，恢復僧眾的合法身份。因而，魯智深火燒瓦罐寺之後，東京大相國寺便沒有寫到道人了。

魯智深因為救了林沖，被高俅緝拿，便到了二龍山，與楊志聯手奪下了寶珠寺。這座寺院裡，同樣沒有寫到道人。這是因為，此時，已經到了宣和二年，宋徽宗崇道抑佛已經基本進入尾聲。

寺院裡沒了道人，但是，佛、道符碼在《水滸傳》中依然無處不在，梁山之上都是道家妖魔，卻有托塔天王（毗沙門天王）的存在，也有魯智深、武松這樣的佛門人物。梁山好漢無論佛道，結為異性兄弟，相互依存。

施耐庵主張佛道合一，但卻不贊同佛道不分，更不贊同宋徽宗利用道教打壓佛教，從而導致了更為嚴重的宗教矛盾和社會矛盾。這就是魯智深故事中寺院有道人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