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君主立憲制，實際上也就是民主制了，這樣一來，因為漢族人的人數在中國佔絕對多數，國家的實權必然落到漢族的手裡。如果皇帝和皇族沒有了實權，那麼是否廢除皇帝都可以。

如果搞君主立憲制，國家可以避免激烈的變革，這樣也就維護了位於國家的上層利益集團的利益。

搞君主立憲制，和平變革平穩過度，可以避免國家分裂或出現內亂。

另外，清朝末年，很多的人都有嚴重的忠君思想，讓他們立刻拋棄君主制，他們的思想根本就轉變不過來。

宣告一下，在下只是回答問題分析問題，本人並不擁護君主立憲制。

第一，當時的人不能沒有皇帝，第二，滿清入關統治中華都塊三百年了以是正統（雖然特別不喜歡滿清，但那時候滿清代表的就是正統，要想搞個漢族當皇帝不管吹的在牛逼那也是亂臣賊子）第三，最重要的是這些支援的人其實最看重的還是利益，以上只是本人自己的想法！

實際上自清末太平天國起義後，八旗軍隊不堪一擊潰不成軍，漢人曾國藩鎮壓起義做大以後，漢人的勢力發展就一發不可收拾，自曾國藩起，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漢人都是位高權重執掌一方，自僧格林沁戰死以後，清庭再無可倚仗的大將，只能靠漢人對付外患，如左宗棠平新疆之亂就是靠自己的湘軍，清庭對南方的控制力已經很弱了，1894年甲午戰爭及其1900年庚子之亂東南互保後，清庭甚至連北方的控制力都大不如前，這些漢人大員就如唐之藩鎮一般，不過對外有西方列強虎視眈眈，對內慈禧的權謀之術用的爐火純青，平衡下方勢力，滿人也還有一定實力加之代表正統性，才勉強維持，實際上真正的統治者早已不是清庭了，慈禧死後剩下的滿人基本上都是一堆酒囊飯袋或者如溥儀生父攝政王載灃那樣有心無力志大才疏的人了，君主立憲應該是最體面的下臺方式了，滿人高層控制不了局面只能想著全身而退了，漢人也不滿清庭無所作為又有實權，當然支援君主立憲，而且清末最後十幾年出國留學的人很多，風氣開化，遠有最強帝國英國就是君主立憲制，近有東洋日本也是君主立憲制（只不過日本這個自明治維新起抗日戰爭終，中間天皇的權利其實很大很大），支援的人自然多。

滿清統治華夏267年，早已在文化上融於漢文化，但卻空前加強君主專制，漢人先後經過剃髮令，文字獄的荼毒，基本上臣服於滿清的皇權，再加上政治上的滿漢牽制限制，讀書人，宦官仕子早也沒有了滿漢正統（華夷之辯）之分，很多在政治高壓下已經被有意識的塑造成為皇權服務的奴才，在他們心中榮華富貴和生存才是第一位的，至於民族的危亡，國家的前途那是皇帝的家事，他們也不敢也不想管，正是由於滿清皇帝成功的制止了華夷之辨，重新解釋了胡漢正統的命題，才穩固地統治中國200多年，這與其超前的戰略思維分不開，但也僅僅是作為入住中原的名分解釋，要不然也不會經濟發展，政治不斷到退了

實際上這兩個表述前後並沒有直接邏輯關係，不是說清朝是滿族人統治就一定沒有人支援君主立憲，君主立憲不一定與種族有關係，其中所涉及的乃是民權問題，並非民族問題。

清朝的統治者更為精確的表述應該是滿洲貴族，而不是所有滿族人，清代中後期，許多滿族旗人的生活和待遇已經嚴重下降，並且與一般漢族民眾不管是長相還是生活習慣方面，實際上已經沒有太大差別。

君主立憲之所以在清末引起全中國的關注，其中的歷史原因是複雜的。

中國古代的封建王朝一般都被治亂興衰的迴圈史觀支配著，統治危機一般多是從內部產生，即便出現了諸如五胡亂華和蒙古人入主中原的這樣的異族稱霸中原的歷史，史家們也會透過“用夷變夏”的筆觸去闡釋，但在近代海通後，先進的華人紛紛意識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時代到來了，挽救國家危機絕不是透過效仿歷朝歷代的中興故事可以完成，必須放下天朝上國之尊的架子，學習西方才可以自強自立。

我們首先把目標放在了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上，雖然自鴉片戰爭後也有先進的知識分子開始介紹西方的制度，但引起的注意力不多。縱觀中國的歷史，華人有一個矯枉必須過正的傳統，既然我們是被船堅炮利打敗的，那麼我們就應該學習西方的造槍、造炮技術，隨後就開始了洋務運動（實際上更應該稱之為“同光中興”，當時的士大夫仍然抱有在確保禮俗政教不變的基礎上，學習西方的科技以強國的信念），但是中法戰爭和甲午戰爭把以李鴻章為代表計程車大夫的信念徹底擊垮，1895年後，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變法派便出現了，他們主張興民權、設議院，實際上就是君主立憲，我們以前經常會有一種錯誤的觀點認為戊戌變法時期已經實行了君主立憲，實際上沒有，康有為為減小變法阻力，主動把設制度局（相當於議會）的想法給取消了。

戊戌政變後，康梁一派被徹底打倒，君主立憲也成為一時的禁忌，那為什麼短短兩三年後君主立憲就開始逐漸成為中國朝野的共識，原因就在於庚子國變的過程中，戊戌變法後得勢的保守派被徹底清除，清末新政時，君主立憲逐漸成為最大共識，特別是日俄戰爭後，日本的勝利讓華人認識到了只有實行君主立憲，中國才能迅速自強，制度萬能論甚囂塵上，1910年日韓合併給予了華人更大的衝擊，再不立憲就要亡國了，於是便有了1911年5月的皇族內閣的出現，但由於當時的清廷決策層缺乏對立憲的正確認識和對局面的有效把握，因而最終局勢失控，清朝滅亡，在滅亡之前，清廷先後頒佈了《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和解除黨禁令，準備實行真正的君主立憲，但由於當時朝野之間、官民之間、官革之間已經陷入了互不信任的塔西佗陷阱，因此，清廷最終還是走入了歷史，封建王朝也宣告終結。

首先，問題的表述有誤，清朝是旗人統治，並不是滿族人統治。旗人中包括蒙八旗和漢八旗，此外還有內務府三旗，還曾將俘虜來的俄羅斯人編為一旗。

民族國家意識是後來才誕生的，此前雖有民族意識，但不像現代人這樣帶有強烈的“他者”的眼光。

比如雍正時，曾有三次“出旗”，給多餘的旗丁田地，讓他們成為普通農民，從此不再是旗人，出旗是為了精兵簡政，其中漢軍旗的人較多，但也有滿軍旗。

清政府對滿人確有較多照顧，但到乾隆時，對窮滿人已基本放任自流。

滿人自視高人一等，歧視其他民族，在制度安排上。確實存在不同民族不同待遇的情況，但漢人與旗人有暗中流動的管道，且二者的分別越來越模糊。

比如晚晴重臣託忒克·端方，他被殺前曾承認自己是漢人，原姓陶。再比如曹雪芹，他是旗人，所以他死在免費住的旗房中，還曾在宗學中教書，《紅樓夢》初期是在旗人中流傳，漢人瞭解不多，當時文壇領袖龔自珍對《紅樓夢》有評價，但一聽就知他並沒看過。目前能找到的《紅樓夢》早期版本，都在旗人圈中流行，可曹是典型的漢人。

劉小萌先生曾對乾隆後北京八旗社會進行研究，並有專著，認為滿漢通婚日漸增多、文化互相交融，遠不是今天我們語境中所理解的“民族壓迫”。

強調滿清異族，源於“新清史”，將清朝視為擁有近代意識的國家，比如“國語騎射”，比如“下馬必亡碑”，比如堪輿全圖，都證明清朝統治者有近代民族國家意識，所以應從民族壓迫的角度來理解清代。“新清史”確有新見，讓人耳目一新，但常有生搬硬套之弊。

其次，康梁等恐怕也並不真正理解什麼是立憲制。

清末時，滿族、漢族、蒙族等已相處200多年，尤其是經康乾盛世，社會基本安定，事實證明，民族本身並不是問題，只有當外部環境惡劣時，民族才成了一個問題。

到康梁時，絕大多數華人還是持天下意識，並無多少民族國家意識，如果一定要用現代的尺度來衡量他們，林則徐、曾國藩不也一樣在為清廷服務嗎？只能說，大家已和睦生存了許多年，彼此已成一體，有了共同的價值認同、文化認同，非要從現代人的民族國家觀出發，投身於反滿大業，這恐怕與歷史的具體情境相悖。

如果非要糾纏於此，那麼歷史上有個純粹的法蘭西族嗎？有純粹的英格蘭族嗎？毋寧說，民族本身就是建構而成的，它與血緣無關，與共同的歷史與文化認同相關，非要糾纏“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那世界上“純而又純”的民族國家能有幾個呢？

立憲與民族主義有一定關係，後者為前者提供合法性，但看康梁的奏摺就可知，他們基本搞的還是法家那一套，對現代政治了解不多。

可以這麼說吧，隨著外國勢力殖民清廷君主立憲不過就是一種政體改革，但這改革仍然逃脫不了滿漢之間近三百年的民族矛盾，漢人希望自己能透過君主立憲制進入政治圈，可是事實卻不可能，雖然漢人在清末是實際上的軍隊擁有者，但是處於統治的政府並不認可，而各個勢力在外國的侵略下，又不能像以前一樣重建王朝，所以退而求其次的君主立憲的出現了本身是一個轉折點，然而清朝卻讓實權掌握者（擁軍者）失望了，總結就是國家內部勢力互相不信任導致了改革失敗，清朝的滅亡死於種族矛盾和外部勢力入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