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成果，最為直觀的，是全國數千城市發生的形象變化，尤其以發達地區城市為標杆，不少城市面貌即便擺在國際比較，都是一流。如此偉大成就之下，離不開城市拆遷。

以廣州為例，今日的許多市中心，當初就是農田，城市快速擴張後，曾經在城市裡，被動圈出一個又一個城中村，這些原生態的村莊，與現代化的都市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如果沒有動遷量巨大的拆遷，沒有決心巨大的舊城改造動作，廣州不會成為國內超一線城市。

廣州是一個標杆，是一個縮影，具體到每一座城市，大概情況差不多。

拆遷量巨大的前提下，動遷速度緊迫的要求下，關於違和拆遷的事例的確頻頻觸發，有的被媒體關注了，有的被地方和諧了，每個具體案例下，都有著無數的不同原因，與相似的悲傷或血的代價的悲哀。這是城市化建設下，個體與集體利益之間如何協調，平衡的話題。

整體而言，野蠻拆遷的舉動，正在朝著理性化，法制化的方向發展。

以我居住的城市為例，某條美麗的綠化帶，聳立著一戶傳統話語中的“釘子戶”，已經差不多有七八年了，城市的建設者並沒有強行拆遷。最近，連續報廢了兩個老舊社群的改造計劃，政府的用心是好的，強老舊社群整體推倒重來，只是，因為沒有透過百分之九十五居民投票，只能官宣作廢。

我個人覺得非常可惜，但是，政府只能尊重民意，遵照某些法規，即是遺憾，也是和諧發展的好趨勢。

貴州安順事件，是極限案例，對社會的影響極為惡劣，但是因為極限案例而制定相關刑罰追究，以後恐怕就沒有人去做動遷工作了，因為，誰都不可預測一個不確定的極限事件。

公交車事件和拆遷這兩件事情是相互關聯的兩個獨立事件。對於公交車司機來說，不論有任何理由都不能把個人情緒發洩在無辜群眾身上，即使是死了也要對其個人財產進行追償，對其行為進行批判。對於拆遷，如果存在問題，將由相關部門依法處理，法律是有明確規定的。拆遷可能是司機厭世的誘因，但絕對不是其報復社會的理由。不同的人遇到相同的事情有不同的選擇，如果選擇了犯罪，那是他自己的選擇，不能歸咎於任何其他理由。中國有完整的司法體系，任何合理合法的訴求遲早都會得到法律的支援，選擇極端是片面的無知的表現。司機所謂的冤屈，沒有行政訴訟，沒有尋求法律的支援，就走了極端，自己要負全部責任。現有法律裡對瀆職犯罪已經有明確規定，沒必要把這種責任加進去，否則不排除有人為了報復相關人員讓其判刑而故意造成惡性事故，起到相反作用。

補充一下

7月7日上午8時30分許，張某鋼來到他所承租的公房處，看到該公房將被拆除。8時38分，張某鋼撥打政務服務熱線，對申請公租房未獲得且所承租公房被拆除表示不滿。當日中午其實施犯罪。我不知道那些支援其實施犯罪的人是怎麼看出來他走投無路，求助無門的？訴求電話打了就能立馬出結果？行政訴訟、信訪這些合法的維權手段用了嗎？如此莽撞的立即實施犯罪，是太沖動了還是早有預謀？

另外我不反對對瀆職的人員進行處理，只是法律中早有對應的條款，是否構成要司法機關判斷。

我反對的是以相關人員的違法行為而不是當事人的行為對其定罪，如果負責拆遷的人是違法拆遷，那麼他自然要負法律責任。但如果其沒有違法，但是相對人違法，對其追究責任，那麼賣菜刀的，賣汽車的要不要對顧客的行為負責？煤氣公司要不要對開煤氣自殺的人負責？這都是隱患。

我看了評論，知道很多人都是為了拆遷不公發生，我也痛恨那些違法拆遷的人，但是從有了掃黑除惡以來，那些主謀和幫兇們真是不敢出手了。隨著社會的進步，任何違法的行為都早晚會被追究。相信法律，用法律維護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報復無辜的人，這是做人的底線。任何鼓勵恐怖主義的行為，最後都可能由自己買單。

人和人之間可以和諧，人與社會的關係可以和諧，但是 事與法絕對不能和諧，事與法和諧那叫和稀泥，久而久之這個社會將無法可依，一個沒有法規的社會 ，會是什麼樣?

不是拆不拆遷的問題，而是被拆遷者的基本權益是否應該保護。路不是我個人的，我是否有走路的權利？焦點應是合法權益應公平對待。？？？

我表妹拆遷了，我正面臨拆遷，我看到政府拆遷補償款看似光鮮，但是後期卻會有很多副作用產生，說我表妹家公婆，大伯家，她們家共八口人，原先三層樓房子挺多一層做鋪面出租吃租金，二層自住，三層對外租，公婆一年租金有十七萬老人都生活的很好，但是拆遷共賠400萬，鋪面只賠付為現金，三家各自買套房加裝修三百萬就沒了，剩下也就不多了，但是後期老人沒了收入保障加上病也多糖尿病很重，估計再過五年就是這個家庭的負擔了！餘留的錢三家分分，孩孑上學，老人看病，年輕人沒文化，想想未來很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