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據學

考據學是一個學科，只要應用於歷史，古代書籍，古代資料的整理和糾錯。

為什麼有考據學

宋朝程朱理學是最輝煌的時候，程頤和程顥告訴弟子，做歷史學問不用來闡明儒家思想是玩物喪志。之後在程朱理學影響下，把很多歷史歪曲了，不注重歷史的客觀性。很多歷史，估計都被認為改變，成了形而上，想當然的東西。

考據學的出現就是為了阻止這樣的問題出現，為了把歷史，古籍，資料保持原樣的傳下去。考據學裡有句話叫無據不信，就是怕有些東西胡編亂造，傳下去了貽誤後代。

舉個例子

前幾天我在悟空問答上回答了個問題，有人問“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為什麼是形容混日子，他認為應該是盡職盡責的表現。這句俗語來源於《西遊記》第十六回，孫悟空被迫跟著唐僧取經，心裡不高興，唐僧進廟拜佛，孫悟空搗亂撞鐘，裝的是忽大忽小，亂七八糟，唐僧拜完佛他還撞，和尚問他你為什麼一直撞鐘不停，孫悟空回答“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這就話根據小說情景，就是混日子。但是隻靠字面意思你就能推斷出兩種意思，互相矛盾的意思。所以那個題主就是因為不知道典故出處，導致對語言瞭解的失真。所以人文學科要有考據學。

人文學科的出處考據之風古已有之，對於歷史性傳記性的文章，應該重視出處考據，因為事實如何確實影響結論，論據的真實性影響論點。而對於本就構思想像的文學作品，就不必去進行出處考據。近年來有人硬去考據孫悟空、豬八戒、花木蘭、梁山伯、祝英臺，甚至考據潘金蓮、西門慶等人的出處，都是大可不必約，也是毫無意義的。

人文學科是花費精力去進行“出處考據”，還是根據字面含義去分析推導，其實並不矛盾，前者是建立在後者的基礎之上的。

“出處考據”有什麼用呢？其實在研究的過程中，對出處進行考據的影響要比對事件的分析更有用。

舉個例子：馬未都先生和北大教授的一次辯難

馬未都先生在國內的收藏領域裡是大名鼎鼎的存在，堪稱大家，其看待問題的很多角度都對華人產生過深遠影響。

大概五六年前吧，他在一檔綜藝節目的現場，和北大歷史系教授趙冬梅出現過一次辯駁，在之後更是單獨出過一則影片來講解這件事情。

而二人圍繞的問題就是“司馬光砸缸”這一故事的真實性。

在現場，馬未都表示，歷史沒有真相，只殘存一個道理。所以說，對於歷史的研究，我們更應該做的是明確這個故事到底教給人什麼道理，而不是這個故事到底是不是真實的。

換句話說，馬老師的意思就是，做學問也好，興趣愛好也好，能對人產生實際作用的道理要比一個是否“真實”的答案更重要，對人的影響更大。

其實這個觀點雖然比較有道理，但在看待學術考據的時候有些偏頗，將對歷史的研究和探求真相等同起來，自然也是遭到了趙冬梅老師的反駁。

於是，二者就“司馬光砸缸”這一家喻戶曉的故事，展開了一場不同角度的精彩辯證。

馬未都問趙冬梅，“司馬缸砸缸”這一故事的真假。

趙冬梅現場說，這一故事最早的記載大概在《墨莊漫錄》當中。《墨莊漫錄》是北宋人編纂的一部書，被收在了《四庫全書》子部之中那個，很多典籍都曾對其進行引用，可見影響還是比較大的。

而這個故事在《宋史》當中同樣有記錄：

群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眾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

根據現有很多的史籍資料來考據的話，這個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應該是真實發生的。

注意，趙冬梅老師作為一個研究歷史的學者，所採用的角度還是在“考據”之上，透過典籍記載以及故事流變、流傳的細節，來判斷歷史記錄的真實程度。

然而，馬未都提出了一個“新穎的”、尖銳的觀點。

他說，在宋代能淹人的大缸還燒不出來，依據是在如今的文物體系中找不到這麼大的宋代缸。

馬未都是從文物的角度來探求歷史，對“司馬光砸缸”故事的真實性進行了一個反證。角度其實是在晚晴民國時期出現的“二重證據法”，即歷史記載和出土文物相互印證。

但是，還是有一個問題，沒有出土過宋代的“大缸”，就能證明這個故事是編造的嗎？

這時候，我們還是需要對這個故事進行考據。

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員楊靜榮老師對這一問題也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資料的詳實程度要比現場論證更為充足。除了給出已經出土的實物證據、壁畫資訊等等之外，有一點值得注意。

楊靜榮老師表示，馬未都曾經在影片中提到的，司馬光砸的可能是“甕”而不是“缸”的說法，其實不能成立。

甕和缸有什麼區別呢？簡單來說，“甕”是收口的，它最粗的部分是肚子；而“缸”是開口的，最粗的地方在最頂端的開口處。

那麼，《宋史》當中也說是“一兒登甕”，難道說“砸缸”還不是有問題嗎？

在這裡，楊靜榮老師透過文獻記錄以及實物器型來考證，在宋及宋以前燒製的“甕”和“缸”其實沒有太明顯的差別，在很多時候都是通用的。

也就是說，當時存在“甕”也可以叫做“缸”，“缸”也可以稱為“甕”的現象，這種情況在清朝依然存在，比如故宮用來儲水的銅缸，嚴格意義上來說應該是“甕”，但依然被稱為“缸”。

那麼，“司馬光砸缸”的故事，不論是“缸”還是“甕”，其實都不算錯，畢竟歷史記載是有時代性的，我們要站在當時的歷史環境裡來看這句話。

說一個更形象一點的事情，民國時期的作品當中經常有“地”、“的”、“底”等混淆的現象，比如寫“我的心”，經常被寫作“我底心”等等。

今天並不把這種現象列為語法錯誤，就是因為當時的白話文環境就是這樣，尚不成熟。

所以說，如果單聽從馬未都先生在“器物學”方面的論據，那麼可以肯定的就是，司馬光砸的是“甕”而不是“缸”，所以“司馬光砸缸”的故事是以訛傳訛。

但如果從考據學角度出發，知道了當時“甕”和“缸”在史籍等作品中的記載是通用的，就知道“司馬光砸缸”故事的真假並不能用“甕”與“缸”的區別來評判。

再舉個例子：更為細緻的考據往往會得出不一樣的真相

上面一個例子，我們講了“考據學”可以用來證明一件事的真實性，我們再說一個用文獻的“考據”來證明故事的虛假性。

還用一個家喻戶曉的故事：孟姜女哭長城。

這個故事，大概就是講，孟姜女在長城邊哭自己因為修建長城而死去的丈夫，其心至誠，於是長城崩塌，其丈夫的屍首才得以被發現。

雖然有誇張的成分，但這個故事要告訴我們的道理是什麼呢？那就是，秦朝徵調民夫修建長城，導致百姓流離，家庭破碎，用來批判秦國暴政，反對封建時代的官府對百姓的壓迫。

如果單從字面分析，我們得出的結論就只有這一點了，這也就是馬未都先生所倡導的借鑑“歷史殘存的道理”。

但是，這個故事的含義早就被人所熟知了，那可不可以對其進行進一步地考據，來發掘更多的有益於人生的道理呢？

那麼，就需要將這個故事的道理進行提煉，孟姜女的故事出現於何時？在傳播過程中有什麼流變？這些都需要對這個故事的歷史記載進行“考據”。

找到的以批判“秦暴政”為旨歸的最早記載，就是唐朝貫休的一首詩《杞梁妻》：

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遮北胡。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嗚嗚。上無父兮中無夫，下無子兮孤復孤。一號城崩塞色苦，再號杞梁骨出土。疲魂飢魄相逐歸，陌上少年莫相非。

這是能見到的第一次將“孟姜女哭長城”的故事放在了秦代的背景之下。

從此出發，可以發現，後世很多的戲曲、傳奇當中，故事的主人公有不同的名字：

杞良、範杞良、範希郎、範喜郎、萬喜良

但是，因為訛誤、方言等原因，這些名字的發音都和“杞梁”接近，所以認定，這個故事的原型就是杞梁妻。

然後再對有關“杞梁妻”的故事進行文獻的追溯，既然是批判秦無道，那麼就把眼光放在漢至唐這一階段，那時故事都是如何講述的，與後世有多少不同。

於是，就找到了關於這個故事的兩種說法。

曹植的《黃初六年令》記載：

杞妻哭梁，山為之崩。

從此可以看出，並沒有秦朝背景，哭崩的是“山”而不是“城”。

那麼，“崩城”的情節又是出自何處呢？

這就找到了西漢劉向的《說苑》：

昔華周、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為之崩，城為之厄。

從這裡可以看出：

第一，杞梁妻哭崩的是城

第二，杞梁是戰死的，和修長城無關

這樣就得出了結論，至少在漢代，“崩山”還是“崩城”沒有定論，但肯定不是“崩長城”，所以說，孟姜女的故事至少在這個時候和“秦無道”的主題無關。

順著這個線索，可以再向上追溯，“杞梁妻”的故事到底出自何處？在當時表現的是什麼內涵？

《孟子》中對這一事情有記載：

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

在孟子的講述中，齊華人杞梁的妻子是一個非常擅於“哭”的人，以至於很多人都對其進行效仿。

也就是說，杞梁妻的哭並不是很悲慘以至於打動上天，而是她自身哭的方式很有美感，之前就聲名遠播。

孟子用這個故事告訴大家，人們會效仿他們認為“美”的行為。

《禮記》當中對這一事件同樣有描述：

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

這個“哭之哀”大概就是後來“崩城”、“崩山”、“崩長城”的依據了，和古代諸如“餘音繞樑”、“響遏行雲”等等誇張用法一樣，只是表示哭的程度。

而《左傳·襄公二十三年》當中對這一事件的記載更為詳細：

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吊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吊。”齊侯吊諸其室。

這個記載就更有趣了，是說杞梁妻不願意在荒野祭奠自己的丈夫，於是齊侯就去了她的家中，按照禮節對杞梁進行弔唁。

《左傳》透過這個故事告訴人們，要講“禮制”。

從這些文獻記載就能看出，杞梁等人生活的年代和秦始皇還差得很遠，自然沒有“秦長城”可以崩毀，甚至連“哭”的情節都還沒有產生。

透過對文獻記載的考據，可以發現，這個故事在傳播的過程中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其本意已經被掩蓋掉了。用來批判“秦無道”的說法，實際上是後人對其有意地扭曲與編造。

那麼，我們就可以據此來研究，這個故事出現流變的背後，是否有著對時事的影射？某些書籍的記載是否可信？以及這個故事是否帶來了新的時代描述等等。

你看，除了“孟姜女哭長城”的故事帶來的道理之外，透過對文獻的考據又發現了很多新的值得學習的道理。

所以說，考據最根本的目的不是為了判斷事件的真偽正誤，而是在這個過程中，可以發現更多的值得借鑑的道理，以及更多的歷史細節。

這就好比，我們發現了用水可以洗菜、淘米，現在我們還可以用這個洗菜水、淘米水衝馬桶、澆花等等，不也是件很有意義的事情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