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先秦時期，為了教貴族子弟學習語言文字，為了幫助人們讀懂前人留下的經典著作，開始了對文字字形、字音、字義的講解註釋工作——後來發展為中國傳統的語言文字學，即“小學”。早期給文字注音的方法，有描繪、讀若、直音等。東漢末年，出現了用兩個字給一個字注音的反切法。大致方法是，上字取聲母，下字取韻母兼聲調。從此，文獻註釋、韻書、字典大量運用這種較為先進的注音方法。經過歷代語文學家尤其是音韻學家、文字學家們的不斷努力，基本上做到了每個字都有相應的反切注音。個別未經收入字典的冷僻字，也可以根據語音演變規律，給他們配上相應的反切。

當然，語音隨時在發生著變化，古書裡注出的字音，有些不能簡單照搬過來，而需要根據語音演變的規律，進行“摺合”。例如，“冬，都宗切”，冬字可以根據普通話讀音，直接拼出正確讀音，d(u)+(z)ōng=dōng。但“東，德紅切”，東字就不行了，需要略加改變，d(e)+(h)óng，反切下字紅古代是平聲，現代漢語普通話中是陽平，古代平聲調不分陰陽，北京話中的分化規律是“清陰濁陽”，“德”字是清聲母，所以，最後切出來的讀音應該是陰平調。“同，徒紅切”，表面上看，能直接拼切出正確讀音。而實際上，古今讀音是不一樣的，“徒”字古代讀濁聲母，現代讀清聲母。

此外，有些古代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一般也承襲古書注音。例如：冒頓mòdú，古代匈奴人名；金日磾jīnmītī，漢代人名。

並非所有的字、詞，都是古書裡記載、收錄過的。隨著社會的變化，會出現許多新鮮事物，語言中也會相應地出現許多新鮮的字詞，新鮮的讀音。對於這一類字音，編寫字詞典的時候，就只能從民眾口語中吸收。例如“搞”、“甭”兩個字，前者來自南方地區的“攪”，後者來自“不用”的合音，它們的歷史都不長，古書裡都不見收錄。因此，字典詞典就根據實際讀音注了gǎo、béng的音。

現代漢民族共同語的標準語即普通話，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方言為基礎方言。但是，普通話跟各地方言之間並不是絕緣的，而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例如，普通話會不斷從方言中吸收詞語。因此，勢必會有方音進入普通話。例如，弄lòng，弄堂，小巷，小衚衕；冇máo，沒有；就分別來自上海、廣東等方言。

還有一些方言區的地名用字，讀音與別處不同。為了尊重當地習慣，也為了避免所指不一導致交際困難，一般採用當地人的讀音。例如江蘇的六合、安徽的六安，其中的“六”都讀lù的音，不讀liù的音。

通常情況下，古書裡的注音、當代民眾口語的讀音，會各行其道，井水不犯河水。但是，有一些字，也會出現差異，甚至背道而馳。這個時候，何去何從，就會有個取捨的問題。有人說，這事很簡單，按照大多數人的實際讀音就可以了。實際上，事情並非如此簡單。首先，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哪一種讀音占人口多數，往往難以確定。其次，有些字音，說的人很多，但明顯源於訛誤，例如念半邊字。採用這種字音，容易給外人一個沒有文化、民族素質不高的印象。另外，語音系統要求內部相對統一，以人數多寡定取捨，勢必摻雜不同方言，造成混雜紛亂。例如，漢語各方言中，聲母“舌尖前”“舌尖後”即z、c、s和zh、ch、sh分開的人數，不如不分開的多。難道，普通話不分舌尖前後音？“四是四，十是十，十四不是四十，四十不是十四”，念成“四是四，四是四，四四不四四四，四四不四四四”也基本算對（馬虎一下，不計聲調）？總之，在古書注音與民眾口語之間進行選擇的時候，是需要考慮諸多因素和情況的。

除了上述來源，現代漢語普通話的字音，還有一種來歷，可以稱之為“人造字音”。指的是，它們既不是從古書注音摺合而來，也不是直接來自當代民眾口語或方言讀音，而是語言學家為了某種需要專門創造出來的讀音。例如，傣dǎi（中國少數民族），癌ái（生物體細胞由於某些致癌因素的作用，變成惡性增生細胞所形成的惡性腫瘤）。前者原本就是“泰”，字形上，加人旁，讀音上，聲母由送氣變不送氣，都是為了區別於泰國的“泰”；後者原本字形字音均同“巖”，讀yán音，為了避免“癌症”與“炎症”同音，造成交際不便，語言學家根據某些北方方言“癌”字有讀ngai之類的音，而不是ngan、ngam之類的音，創造出ái的音。當今港臺地區、許多南方方言區、內地的一些老輩人，還是說跟“炎症”一樣的音。傣dǎi，癌ái，這兩個字音，創造的時間都不到一百年（後者只有五十年左右），來歷確鑿可考。

關於漢語聲調

眾所周知，漢語是有聲調的語言，普通話有4個聲調，漢語方言中最多的有13個聲調。據學者調查有兩個地方有13個聲調，分別是江西進賢和廣西博白。現在想想四個聲調已經讓人頭大了，13個聲調確實不敢想象。漢語方言的聲調數量分佈呈現由南到北逐漸減少的趨勢。

按照王力先生的說法，上古聲調系統有長平、短平、長入和短入四個。後來這些聲調不斷演變分別演變為平聲、上聲、去聲和入聲。漢語的聲調系統還是比較穩定的，基本為平、上、去、入四大類。

語言學家王力

關於漢語聲調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南朝梁，沈約、謝朓等提出了較為完整的說法。沈約等人提出了四聲說：平聲、上聲、去聲和入聲。平、上、去、入這幾個字也是這四個聲調的代表字，“上”在這裡讀shǎnɡ，而非shànɡ，之所以這樣命名，大概四聲的調值特徵與四字的詞義也比較相關。

沈約

從中古起，即大概漢代以後宋以前這段時間，聲調發展到現代漢語普通話依然是四個聲調。不過已經有了不小的變化，四個聲調分別是陰平、陽平、上聲、去聲，也就是大家經常說的一聲、二聲、三聲、四聲。聲調的發展變化如下圖：

以上聲調發展圖比較清晰，其他不明確概念可以自行百度，比如清、濁、全濁、次濁等等。這裡不再一一說明。

最後我們說說四聲調值的確定，目前我們都知道漢語普通話陰平、陽平、上聲、去聲的調值分別為55、35、214、51。當然這是現代人藉助科學實驗的方法給出的可以度量的調值，古代人則不同了，只能藉助語言來描述。如唐朝的處忠和尚這樣描述四聲：

平聲哀而安，

上聲厲而舉，

去聲清而遠，

入聲直而促。

後來《康熙字典》又對四聲進行了語言上的描述：

平聲平道莫低昂，

上聲高呼猛烈強，

去聲分明哀遠道，

入聲短促急收藏。

到了現代，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學者們開始對漢語聲調進行調值的描寫和確立。最先開始對漢語調值描寫的是白滌洲，1934年他參照劉復的《四聲實驗錄》的方法，對北京話調值進行了確立，採用了五度調值法。圖示如下：

55 為不升不降，高平調；35 從中間起升，為高升調；214 則是先降後升，為降升調；51 從最高回到最低，為全降

早在先秦時期，為了教貴族子弟學習語言文字，為了幫助人們讀懂前人留下的經典著作，開始了對文字字形、字音、字義的講解註釋工作——後來發展為中國傳統的語言文字學，即“小學”。早期給文字注音的方法，有描繪、讀若、直音等。東漢末年，出現了用兩個字給一個字注音的反切法。大致方法是，上字取聲母，下字取韻母兼聲調。從此，文獻註釋、韻書、字典大量運用這種較為先進的注音方法。經過歷代語文學家尤其是音韻學家、文字學家們的不斷努力，基本上做到了每個字都有相應的反切注音。個別未經收入字典的冷僻字，也可以根據語音演變規律，給他們配上相應的反切。

當然，語音隨時在發生著變化，古書裡注出的字音，有些不能簡單照搬過來，而需要根據語音演變的規律，進行“摺合”。例如，“冬，都宗切”，冬字可以根據普通話讀音，直接拼出正確讀音，d(u)+(z)ōng=dōng。但“東，德紅切”，東字就不行了，需要略加改變， d(e)+(h)óng，反切下字紅古代是平聲，現代漢語普通話中是陽平，古代平聲調不分陰陽，北京話中的分化規律是“清陰濁陽”，“德”字是清聲母，所以，最後切出來的讀音應該是陰平調。“同，徒紅切”，表面上看，能直接拼切出正確讀音。而實際上，古今讀音是不一樣的，“徒”字古代讀濁聲母，現代讀清聲母。

此外，有些古代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一般也承襲古書注音。例如：冒頓mòdú，古代匈奴人名；金日磾jīnmītī，漢代人名。

並非所有的字、詞，都是古書裡記載、收錄過的。隨著社會的變化，會出現許多新鮮事物，語言中也會相應地出現許多新鮮的字詞，新鮮的讀音。對於這一類字音，編寫字詞典的時候，就只能從民眾口語中吸收。例如“搞”、“甭”兩個字，前者來自南方地區的“攪”，後者來自“不用”的合音，它們的歷史都不長，古書裡都不見收錄。因此，字典詞典就根據實際讀音注了gǎo、béng的音。

現代漢民族共同語的標準語即普通話，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方言為基礎方言。但是，普通話跟各地方言之間並不是絕緣的，而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例如，普通話會不斷從方言中吸收詞語。因此，勢必會有方音進入普通話。例如，弄lòng，弄堂，小巷，小衚衕；冇máo，沒有；就分別來自上海、廣東等方言。

還有一些方言區的地名用字，讀音與別處不同。為了尊重當地習慣，也為了避免所指不一導致交際困難，一般採用當地人的讀音。例如江蘇的六合、安徽的六安，其中的“六”都讀lù的音，不讀liù的音。

通常情況下，古書裡的注音、當代民眾口語的讀音，會各行其道，井水不犯河水。但是，有一些字，也會出現差異，甚至背道而馳。這個時候，何去何從，就會有個取捨的問題。有人說，這事很簡單，按照大多數人的實際讀音就可以了。實際上，事情並非如此簡單。首先，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哪一種讀音占人口多數，往往難以確定。其次，有些字音，說的人很多，但明顯源於訛誤，例如念半邊字。採用這種字音，容易給外人一個沒有文化、民族素質不高的印象。另外，語音系統要求內部相對統一，以人數多寡定取捨，勢必摻雜不同方言，造成混雜紛亂。例如，漢語各方言中，聲母“舌尖前”“舌尖後”即z、c、s和zh、ch、sh分開的人數，不如不分開的多。難道，普通話不分舌尖前後音？“四是四，十是十，十四不是四十，四十不是十四”，念成“四是四，四是四，四四不四四四，四四不四四四”也基本算對（馬虎一下，不計聲調）？總之，在古書注音與民眾口語之間進行選擇的時候，是需要考慮諸多因素和情況的。

除了上述來源，現代漢語普通話的字音，還有一種來歷，可以稱之為“人造字音”。指的是，它們既不是從古書注音摺合而來，也不是直接來自當代民眾口語或方言讀音，而是語言學家為了某種需要專門創造出來的讀音。例如，傣dǎi（中國少數民族），癌ái（生物體細胞由於某些致癌因素的作用，變成惡性增生細胞所形成的惡性腫瘤）。前者原本就是“泰”，字形上，加人旁，讀音上，聲母由送氣變不送氣，都是為了區別於泰國的“泰”；後者原本字形字音均同“巖”，讀yán音，為了避免“癌症”與“炎症”同音，造成交際不便，語言學家根據某些北方方言“癌”字有讀ngai之類的音，而不是ngan、ngam之類的音，創造出ái的音。當今港臺地區、許多南方方言區、內地的一些老輩人，還是說跟“炎症”一樣的音。傣dǎi，癌ái，這兩個字音，創造的時間都不到一百年（後者只有五十年左右），來歷確鑿可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