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是真正的改革，是一種全方位的變革，影響到全國上下所有人的利益，當這種改革已經深入到每個人的時候，就已經形成習慣了，是很難改變的。但是張居正不一樣除了一條鞭法之外，其他的政策都是修修補補。很多政策是帶有強人色彩的，這樣的改革也只有像他一樣的強人才能繼續推行的。

比如政治上，商鞅是獎勵戰功，根據戰功大小分配爵位，這樣的政策很能收到人歡迎的。一旦實施下去就很難在回到世襲的制度下的。張居正政治上是考成法，說白了就是像公司一樣加強人員的考核，遲到扣錢，沒按時完成工作扣錢，在一個已經紀律渙散的公司裡，需要強人的督促才能完成的，誰願意得罪人。所以他死了這個政策也就沒人能實行了。這樣的考成法如果屬於改革那就是改革的失敗，不屬於改革的話就不是失敗的。

但是實際上張居正的一條鞭法還是延續了起來，這個才是真正的改革，所以也不完全是改革的失敗。

張居正（1525年－1582年），字叔大，號太嶽，漢族，幼名張白圭，江陵人，時人又稱張江陵。明朝中後期政治家、改革家，張居正5歲識字，7歲能通六經大義，12歲考中秀才，13歲時就參加了鄉試，16歲中舉人。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23歲的張居正考中進士。1567年（隆慶元年）任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後遷任內閣次輔，為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隆慶六年，萬曆皇帝登基後，張居正代高拱為首輔。當時明神宗朱翊鈞年幼，一切軍政大事均由張居正主持裁決。張居正在任內閣首輔10年中，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財政上清仗田地，推行“一條鞭法”，總括賦、役，皆以銀繳，"太倉粟可支十年，周寺積金， 至四百餘萬"。軍事上任用戚繼光、李成梁等名將鎮北邊，用凌雲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亂。吏治上實行綜核名實，採取“考成法”考核各級官吏，“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體為之肅然。1582年（萬曆十年）7月9日（六月二十）卒，年五十八，

贈上柱國，諡文忠（後均被褫奪），張居正也是明代唯一生前就被授予太傅、太師的文官。為萬曆所忌，去世後被抄家，至明熹宗天啟二年恢復名譽。著有《張太嶽集》、《書經直解》、《帝鑑圖》等。張居正改革的主要內容：在政治上，張居正加強了中央集權制。針對朝廷中大量的冗官，他嚮明神宗奏明處理辦法，即就是精簡朝廷官員，並且按時考核朝廷各級官員的行政水平和行政業績。在經濟上，張居正實行“一條鞭”法，大致的內容就是，百姓在上交稅收之時，廢除以人力代替稅收，統一攤丁入畝。這樣一來，保證了國家財政收入的穩步增長，在一定程度上也緩解了土地和百姓的矛盾。在農業方面，張居正派遣水利專家，加大建設黃河以及淮河流域，在當時，黃河、淮河對泥沙的治理已經初見成效。在軍事上，張居正派遣戚繼光和李成梁鎮守邊境。戚繼光負責東南部的沿海安全，李成梁負責東北部的邊境安全。有了戚家軍和李家軍，保障了明朝在國防上的安全。文化上，大力推行程朱理學而大力打擊“心學”的傳播，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進步者的思想，張居正還下令拆毀各地的書院，實行一家之言。張居正在文化方面的改革，無疑是一次失敗的探索，他打壓了進步者解放思想的天性，從根本上阻礙了社會的進步。他在《雜著》《陳六事書》等著作中闡述的“極則必變，變則反始”的社會治亂觀、“天之立君以為民”的民本思想、“事理無常，當隨時處中”的行政理念豐富和發展中國政治思想史，他主持的改革比商鞅變法溫和、理性、人性化，比王安石變法穩健、有序、切實可行，其中賦稅改革取得了重大勝利，緩解了明王朝的經濟危機，生前“萬人稱頌”，死後朝野苛責，差點被剖棺戳屍。歷代史家把張居正人亡政息、名毀家衰的原因歸於“得罪了皇帝，得罪了貴族和大官僚”，而沒有揭示出改革夭折的體制性根源，明王朝一如所有封建王朝，“朕即法律”，有“天憲”無憲法：“一個單獨的人依據他的意志和反覆無常的愛好在那裡治國”（孟德斯鳩語），一切是非功過都由“口含天憲”的皇帝說了算，在此體制下，權力和權利博弈的“元規則”一是“外求親媚於主上，以張其勢”（張居正語），努力揣摩、影響皇帝的好惡與態度，然後見機行事；二是打著忠君保國的旗號，“奸貪淫虐，陵轢有司，搏刻小民”（張居正語）；三是以孔孟之道的價值觀和道德規範為工具，各取所需，為我所用，任意解釋，黨同伐異。從皇帝到大臣，大家口頭上說的都是國事，心裡打的卻全是個人小算盤，計較的都是個人利害，顧慮的是私人關係和人情世故，上下結構的權力體系僅依靠一條“三綱五常”的倫理秩序和不著邊際的道德觀念維持，表面上“四海一家”，實際上一盤散沙。因此，地方官吏“剝下事上以希聲譽”（張居正語），上下級之間是一種沒有道理可講的“婆媳關係”，上級對下級不負任何責任，也不履行任何義務，官員無論黑白正邪，大家都沒有權利和尊嚴的保障，海瑞清廉而孤立無援，嚴嵩腐敗而岌岌可危，徐階油滑而危機四伏，申時行中庸而碌碌無為，張居正能幹而高處不勝寒；惡貫滿盈的嚴嵩得勢時能獲得至高無上的榮譽，功勳卓著的張居正失勢時則被全部塗黑，繼而遭遇全方位的汙衊、揭發、批判、打擊、報復。由於缺乏憲法尺度，沒有憲政秩序，明王朝整個社會執行既無科學理性，也無權利理性，個人行為情緒化，大家都在“跟著感覺走”，誰出政策誰捱罵，誰負責任誰背“黑鍋”，張居正自然就成了豪強地主和貪官汙吏的對立面，成為眾矢之的。張居正及其改革人亡政息的歷史，給後人留下的啟示是深刻的。綜觀張居正改革，他整頓吏治，大力選拔人才，實行檢查公文落實情況的考成法，大大提高了國家權力機構的辦事效率，使之成為能夠有效推行改革的工具；實行清丈土地，推廣一條鞭法等措施，緩和了財政危機，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此外，他支援對蒙古首領俺答的議和，加強蒙漢的關係，擴大互市規模，整頓軍備，取得了邊境的安寧，促進了明王朝和蒙漢等族的經濟交流。這些改革客觀上收到了積極的成果，有利於社會生產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促進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因而對歷史的發展作出了有益的貢獻。但是，張居正改革發生在明代後期，明王朝處於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它只能是帝國暮靄中迴光返照的最後一抹餘暉。張居正墓碑這種總體趨勢是任何人都無法改變的，政治上的腐敗，腐朽的封建生產關係的桎梏，決定了張居正改革不可能取得進一步的成效。此次改革的最終失敗，對於晚明政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張居正執掌權柄期間，大明帝國擺脫了嚴重的危機，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觀。但張居正改革被廢止後，由於明神宗怠於政務，此後的內閣首輔平庸無為，致使整個統治階級腐敗不堪，朝廷官員結黨營私，相互攻訐愈演愈烈，王朝衰頹之勢日益明顯。各種社會矛盾急劇發展起來，一發而不可收拾，直至最後滅亡，再也沒有一個能人志士脫穎而出力挽狂瀾了。對此，黃仁宇先生在《萬曆十五年》一書中指出：“張居正的不在人間，使我們這個龐大的帝國失去重心，步伐不穩，最終失足而墜入深淵。”

人亡政息是封建專制時代改革失敗的普遍現象。這就很清楚地揭示了人亡政息的現象與政治制度的關係。在皇權至上的專制政治制度下，口含天憲的皇帝可以任意指鹿為馬，自然也就可以朝令夕改，所以是改革的最大變數。皇帝雖然貴為“天子”，但也仍然和凡人一樣，有一副靠吃五穀雜糧維生的血肉之軀，免不了會受趨利避害的本能和既得利益集團在宮廷中的代表的讒言影響，從而隨時改變對改革和改革者的態度。任何改革都會觸動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這是因為改革本身往往就是針對既得利益導致的社會問題。而要想排除既得利益者的干擾，使改革具有不可逆性，就必須使改革制度化，乃至於法律化。但在專制政治制度特別是封建專制制度下，這是無法實現的。所以，從根本上講，專制政治制度是人亡政息的最大原因。

張居正的改革包括多方面的內容，比如軍事、政治、經濟、教育等等，是一個全面而系統的工程。

張居正的改革實踐，在隆慶朝就逐步展開。他與他的兩位前任首輔徐階和高拱密切配合，試行初步改革。其中，尤以軍事改革最具成效。

張居正把政治改革作為全面改革的重中之重，政治改革又以考成法為核心。考成法意在加強對官員的考核，整飭吏伍、裁汰冗員、肅清吏治、嚴明法紀，達到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

經濟改革是對嘉靖後期和隆慶時期地方賦役改革的繼續和深化，是張居正改革的重要內容，其中又以推行“一條鞭法”影響最為深遠。

張居正認為“養士之本，在於學校”，透過整頓學校的教育、教學風氣和理念，可以打造一種“務實默虛”的良好學風，為他的“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的改革政策提供良性發展的外部環境。所以，端正士風和學風被納入改革的範疇。

張居正的文化專制，反映了他以“威猛”、“重刑”、“果敢”的手段推行改革的一貫作風。面對積弊尤深的明代社會，不如此就難有成效。

非常時期採取非常手段，是可以理解的，問題在於改革出現轉機後，應該適當調整改革方案。可惜，隨著改革的深入，張居正身體狀況越來越差，長大成人的明神宗越來越有主見，君臣之間逐漸出現裂痕。

這種“裂痕”在“倒張”力量強烈的風化腐蝕下，不斷加深和擴大，終於導致張居正的敗亡和改革運動的終結。所以，他的改革人亡政息也是必然的結果。

古往今來，為了變法圖強，實現國家興盛，各個朝代出現了許多改革。但是，真的能成功地將改革方案推進下去，並取得一定成效的卻著實不多。

一個改革方案能夠得到順利實施，不僅需要有勇有謀的改革家，也需要有利於改革施行的社會環境。但也正是由於這兩個條件的束縛，使眾多優秀的改革被扼殺在歷史的潮流之中。

那麼今天就對明朝“張居正改革”最終失敗的原因來進行探索。

隨著張居正出任內閣首輔，登上政治權利的中心。明朝萬曆年間，在全國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改革運動。

土地兼併嚴重、階級矛盾加劇、政府貪汙腐敗……這個持續了100多年的大明王朝開始逐漸走向衰落，為了重振大明的江山社稷，張居正制定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選拔人才、整頓吏制、控制土地兼併、改革稅收政策、節省政府開支、加固邊防、安定邊境……

隨著一系列改革方案的實施，在這十年內，明朝的社會矛盾得到緩解，政府財政危機得到緩和，國家實力得到增強，由此便開創了鼎鼎有名的“萬曆新政”。

傅維鱗在《明書》中用“無所不披靡”來讚美這場改革的英明。

然而，雖然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這次改革卻沒有持續堅持下去，萬曆十年，隨著張居正的去世，這場轟轟烈烈的改革運動備受打壓，逐漸消聲滅跡。

不僅改革因此不了了之，連死去了的張居正及其家人也備受牽連。入獄自殺、發配充軍，慘不忍睹。

取得了如此成效的改革，為何最後不了了之，甚至連張居正本人也不得善終呢？

根本原因便是觸犯了貴族階層的利益。

不只是資本，人也有趨利性。在張居正實行改革，想要緩解階級矛盾、土地矛盾時，採用了“攤丁入畝”的徵稅方法，簡單來說就是按人頭來收稅。

這樣雖然能夠緩解社會矛盾，但是也觸犯了許多貴族階層的利益，貴族階層在徵稅過程中謀利的機會大大減小，也因此記恨上張居正。不僅在張居正推行新政時百般阻撓，也在張居正去世後落井下石。

此外，早在嘉慶、隆慶年間，明朝政府便已經出現了積貧積弱的情況，這麼多年來明朝政府所遺留下的頑固弊端，一朝一夕之間是無法完全解決的。

同時，張居正進行改革時，明朝政府也正面臨著蒙古南侵，倭寇、葡萄牙騷擾東南邊境的外部危機。

不僅要對內改革，對外還要加強邊防，這並不是國內進行改革的一個好時期。

在內外部環境都十分不利的情況下，張居正推行改革本就艱難，再加上後期保守派群體反撲，明神宗對張居正的怨懟，改革日益艱難。直到1582年，張居正去世，變法相繼被廢除，十年的心血毀於一旦。

張居正改革的結局是悲劇的，但改革卻是中國賦稅制度改革史上的一個里程碑，改革為社會所帶來的價值不可估量。

大明萬曆五年九月的一天，接到自已父親去世的訃告，帝國首輔張居正披麻戴孝，滿臉倦容，在書房裡來回踱步，踟躕猶豫，往往復復，面臨抉擇的困惑，如何選擇進退，實在令人難於定論。

權力是他唯一的眷戀，而新政是權力的載體，如果按例丁憂，這一走就是三年，別說三年，哪怕三個月局勢都難免生變。新政剛剛起步，本就舉步維艱，若是手中無權，這新政就是斷了線的風箏。政局暗湧迭迭，周邊政敵環伺，首輔離任三日次輔便補首輔，想到自已萬一離開這權力角逐場的後果，不禁暗生寒慄。

這個兩歲能認字，五歲作詩，七歲通曉六經，十二歲在荊州考取秀才，十六歲中舉，二十三歲進士及第，拿現在話講是一個標準的家長眼中“別人家的孩子”。從殿試入翰林院為庶吉士開始，熬走了嚴嵩，徐階，高拱成為帝國皇帝的首輔大臣，一路走得跌跌宕宕，頗多感慨。

張居正要實現治國平天下的理想，一旦掌握國家大權，當仁不讓地開始推行他的改革。

具有代表性的首先就是“一條鞭法” 的稅收方法，把賦和徭役合併在一起，歸入田賦之下，統統以銀兩來收取，減輕了百姓負擔，簡化了賦役徵收的程式和成本，對國家是有好處的。但任何改革都會觸及既得集團的利益，依據這一稅法對全國大部分土地進行測量，這一行為，張居正成了眾矢之的，普查岀大量皇親貴族，大官僚隱匿的兼併土地，這樣他們要上交的賦稅會大大增加。對打擊兼併土地行為，增加國家稅收有積極意義，但同時樹立了大量的反對陣營，謗議洶洶，群起而攻之。

“考成法”的推行使得那些懶惰混日子的官僚個個叫苦不迭。各衙門事務輕重緩急都要定出一定期限，然後登記上簿，這就和現在去國家職能部門辦事一定會給你一個多少個工作日解決答覆一樣，搗漿糊的官員日子沒法混了。而且登記造冊送內閣考察，一月一小考，一年一大考。還將追收賦稅作為考成標準，地方官收不到九成的一律處罰。

凡事和烏紗帽結合起來，問題得到解決效率也高，萬曆五年財賦此隆慶增長七成，財政收支結餘八十五萬餘兩，扭轉了長期財政虧損的局面。可同時各種言辭批評“考成法”太過苛刻，指責張居正獨斷專行，剛愎自用，同僚的非議與嫉恨四起，本來大夥都輕輕鬆鬆做官，高高興興撈錢，你這“考成法”一來，弄得整天累月奔波忙碌，當官不輕鬆，不撈財誰願意呢。

一時間明爭暗鬥，硝煙四起，朝廷一派緊張氣氛，這節骨眼兒，張居正無論如何也不會輕易下火線的。在一系列操縱下，為了能抓牢大權，搞了個“辭俸守制”的辦法，不要薪水照常上班，人們一看便知是貪權心理作祟。凡是反對皇帝奪情的貶官，廷仗，充軍，贊成奪情的加官進爵，為了鞏固手中權力，他已是不擇手段。

而歷代攻擊改革者最容易入手的不是推行政策的本身，而是改革者的私德。時位之移人，張居正也不免這個老路，對自已父親及子侄的劣行睜隻眼閉隻眼，得罪父親的御史李頤很快就被罷官。被受人指責的是他干預客科場，暗箱操作二兒子嗣修以一甲第二進士及第，萬曆八年懋修，敬修同時考上進士，這一切都是有意安排。大臣們紛紛有樣學樣，科場風氣不可收拾。

張居正左擋右突，躲明槍防暗箭，但忽略了在他背後一雙年輕人的眼睛。這個年輕人就是已慢慢長大的萬曆皇帝。從小朝廷的事均不用小皇帝插手，神宗也樂得自在，只是隨著年紀的增長，其心理上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在一個強大的陰影下生活的年輕人有了強烈的逆反心理。

這個皇帝已然長大，他也懂得掌握權力的快感，而張居正的獨攬大權本就為神宗所有，皇權和相權就像各露出海面一角的兩座冰山，表面看似平靜，可海面下開始相互摩擦碰撞。張居正平日對萬曆越嚴格，萬曆就越反感，當年那種尊敬已煙消雲散，一去不復還了。

所有這一切在萬曆十年六月隨著張居正的去世戛然而止，所有他生前的對手，政敵，包括萬曆和一個已然在黃泉路上的人開始了鬥爭，只贏不輸。

他的大後方大太監馮保遭到清算，被抄家發配，萬曆十一年開始奪其諡號，他所實行的制度幾乎全部廢止，離他身死僅九個月。這只是萬曆報復的開始，將懋修除名，抄家，追贓，敬修自盡，全家餓死十口。萬曆下詔“念勤勞有年，故免盡法”，將其弟居易，子嗣修等人發配煙瘴之地。

一生為謀國，新政利民，但貪權利已，剛愎自用，生前享盡權力這劑上癮的迷藥，生後哪曉這滔天惡浪。

張居正新政無疑是繼商鞅、秦始皇以及隋唐之際革新之後直至近代前夜影響最為深遠、最為成功的改革，那麼為何他的變化會隨著他的去世而人亡政息呢？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有兩個，一是繼承人選擇錯誤，改革無法延續；二是沒有相應的支援力量，幾乎站在了所有人的對立面。

主要原因：繼承人選擇錯誤

這是最主要的原因，他的變革能否在其死後繼續得以貫徹，完全操之於繼承者之手，這一點張居正做的並不好，他選擇的繼承人不但沒有很好的貫徹他的變法，甚至倒打一耙導致了張居正的身敗名裂。

潘晟：張居正彌留之際，舉薦禮部尚書潘晟入閣，當時賦閒在家的潘晟隨即啟程赴京，然而事與願違，潘晟雖然得以入閣，卻並未繼任首輔之位。張居正去世之後第四天，張四維成為首輔，潘晟以原官職兼任武英殿大學士，但隨即便遭到御史雷士幀等七名言官的彈劾，萬曆皇帝又令潘晟致仕，潘晟還沒來得及上任，就又被罷免了。

張四維：張居正死後，張四維得以繼任首輔，他也是一度受到張居正垂青的能臣。然而張四維並不是一個能夠堅持己見敢於與權勢對抗的人物，他見反對張居正之人甚多，不但沒能繼承張居正的改革事務，反而立即轉向倒打一耙，加入了打擊張居正的行列。他不但起用一批被張居正罷職的官員，就連率先發難攻擊張居正的李植，也是出自張四維的門下。

申時行：吏部右侍郎申時行也是張居正舉薦入閣的一位大臣，然而申時行就像湯顯祖評價的那樣，他是“柔而多欲”。張四維回鄉奔喪後，申時行成為首輔，他雖然不太贊同張四維攻擊張居正的做法，但面對朝中的反對勢力卻又沒有什麼好的辦法，而由於大臣們彈劾張居正牽扯到自己，他甚至親自上場與御史言官進行對抗。雖然最終申時行將朝廷從對張居正的爭論中拉了出來，避免了更多的人事動盪，但是同樣由於他的“無作為”，導致張居正的一切改革都被終止。

綜上所述，張居正之後進入內閣之人，並沒有很好的貫徹他的改革措施，這與張居正自己的用人方式不無關係，他雖然能夠做到深謀遠慮，但卻有些剛愎自用、偏聽偏信，沒能客觀的考察人選，這對他的改革延續造成了致命影響。

次要原因：沒有相應的支援力量

這也是張居正改革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改革固然會得罪一定的利益團體，可是想要成功，又必須獲得一定的支援力量，這種力量或許是皇帝，又或許是其他利益集團，“孤膽英雄”式的改革只會落個人亡政息局面。

而縱觀張居正的改革，在他推行改革的十餘年間，他可以說是完全在用“獨裁者”的身份來進行的，他的這一行為完全將自己置於了士大夫階層的敵對面上，再加上他又與太監馮寶關係密切，這更是導致了全天下士大夫的反對。

而古代進行的改革，所有的改革措施都是和改革者密切相關的，如果這個改革者能夠獲得支援，那麼他的改革措施就可以得到施行。相反，如果這個改革者沒有得到認同，那麼即使他的政策再對國家有利，也會遭至其他人的攻擊。

站在張居正對立面計程車大夫集團勢力太過龐大，一旦他身死，由於立場關係，他的新政包括他自身必然遭受攻擊，在沒有支持者予以反抗的情況下，根本無法堅持下去，剛剛主政的皇帝根本無法應對這種群情洶洶的局面。再者，張居正並非聖人，身上肯定有過錯，而在對立集團的攻擊下這種過錯必然會被無限放大，最終成為其身敗名裂的助推劑。

有了以上兩點原因，張居正自身的個人修養問題和損害利益集團的問題反而成了不太重要的問題，正如商鞅變法一樣，如果繼任者足夠強大，又能獲得朝中部分官員的支援，那麼即使有反對力量，改革也並非不可延續。

看似不正常，其實卻是必然。就好比趙雲的不受重用，他的諫言都沒錯，但於情勢估算上非常不足，張居正也好，趙雲也罷，他們面對的都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一個個有獨立思想，個人利益的人，當張居正和趙雲的“主意”不被絕大多數人所心甘情願接受的時候，那麼反張或者反變法聯盟就會受利益的驅使自動締結，張居正活著的時候太過強勢，不強勢也沒法施行諸如一條鞭法和考成法，但是張居正一旦死了，那就是牆倒眾人推，破鼓萬人捶的局面，對於張居正家人的迫害，連張居正的政敵都看不下去。

比如商鞅變法，先不說秦的那個地理位置，就說整個秦國國力相對還是比較弱的，不變法早晚會死，統治階層看到了危機，所以支援變法，哪怕令世族不滿，也在所不惜，所以當時的情況是，有的人本來就支援，有的人雖然不支援但也同樣看到了危機，所以也就捏著鼻子認了，當然，死硬派也是有的。最重要的——執行力方面或者說政策下達方面是有優勢的，因為至少中下階層官員是支援變法的。

請注意，我們從後往前看都是諸葛亮，甚至可以說比諸葛亮有本事，但是那個時期缺乏神仙，人都是有前眼沒後眼的，積弊問題的深遠性一般人或者說一般神仙也都看不到。不要以為古人都是傻子。

反觀張居正，那個時期的明朝是外強中乾，無論底子有多爛，表面上還是說得過去的，所以自上而下缺乏一種緊迫感，換句話說，恐怕也只有張居正一廂情願的希望變法，大多數人的想法是，反正那麼多年了，這樣不也挺好麼。

當時的萬曆皇帝不支援他行麼，官員不支援他行麼，不想倒黴就要按張居正的意思來，所有反對意見都被壓制了，所以變法所遭遇的反彈一直都在積蓄力量，從來不曾停歇，一旦張居正壽歸正寢，那一切變法政策必然化為烏有。

商鞅那時秦是弱秦，不變法必然會滅亡，所以雖然世族不滿，但為國家計，很多人支援商君，最重要的中下層官員不反對他。而張居正處於明朝，在穆宗之後，大明朝維持著表面的強大，無人思變，且張居正的變法觸動了整個官員體系和讀書人階層利益，被碾碎是很正常的。

我覺得張居正改革不但沒有使明朝人亡政息，反而糾正、修補了嘉靖隆慶朝及以前數代的明朝積弱問題，使明朝重新走向富國強兵的方向，至少以古人的史觀看去，實在是使明朝再次走向強大了。

我覺得真正使明朝人亡政息的，是萬曆廢除了張居正絕大多數的改革舉措，而他的孫子們，天啟和崇禎兩位帝王，面對內憂外患，一個做甩手掌櫃，另一個瞎折騰。

首先，張居正使明朝的軍事再次恢復了強大，這才給了萬曆三大徵以底氣。

自從明英宗時期的土木之變，明朝軍隊的精銳，可謂損失了大半，從此以後，明朝北邊不斷被蒙古各部騷擾，明景帝時期，也先打到了北京城，明世宗時期，俺答又一次圍困了北京城，都城兩次被韃靼各部圍困，可見明朝軍事積弱到了什麼地步。

以至於北邊的外族入侵，明朝朝廷卻無力限制，東南的倭寇橫行，也無足夠兵力蕩平，一則是朝廷實在財政睏乏，沒錢養那麼多兵，二則是，軍隊的組織紀律以及病源素質也已經下降了很多。

但是，在隆慶朝，透過高拱和張居正在內閣的主持，明朝朝廷跟北邊的異族達成了停戰，邊境的互市又暢通起來了，俺答也封貢了，只有蒙古一部的一個小王子還偶爾偷竄入關內劫掠，整個北方算是穩定了。

這一方面是張居正用人得當，使用譚綸，戚繼光，王崇古，李成梁等真正懂軍事的將領守衛北邊，另一方面，是張居正在吏治和財政上的改革有了成效。

張居正在吏治上的改革卓有成效，糾正了嘉靖和隆慶兩朝的重用奸佞、內閣亂斗的問題，使官員大部分能夠在其位，謀其政，吏治清明瞭，朝廷做事的效率就高了，國家就朝好的方向轉變了。

明世宗嘉靖皇帝時期，嚴嵩嚴世蕃父子霍亂內閣二十年，使朝廷內外的運轉效率急劇下降。以至於，俺答都打到京師了，各地勤王的兵還沒排程好，北京城外面只有幾萬人跟俺答對壘，嚴嵩面對局勢，甚至授意勤王的軍隊不要跟俺答打，因為在邊關打仗，輸了也可以說贏了，在北京城外打仗，輸了可就瞞不住了，嘉靖帝在城門樓子上看著呢。

隆慶朝，延續了嘉靖朝後期的內閣亂鬥，隆慶皇帝放縱自己的老師高拱在內閣裡興風作浪，雖然在這時期，高拱也解決了北邊的韃靼的問題，但是，整個朝廷，特別是內閣裡，都是高拱在跟不同的內閣輔臣鬥，他鬥走了徐階，又鬥李春芳，陳以勤，趙貞吉，等等，內閣的爭鬥勢必影響百官的正常事務，甚至於朝廷的御史們和六科給事中們，成了內閣亂斗的馬前卒。

朝廷亂成了一鍋粥。今天高拱讓手下的御史參劾趙貞吉，明天趙貞吉讓手下的御史參劾高拱，還怎麼搞國家的建設？

張居正聯合馮保趕走了高拱以後，他終於在內閣裡大權獨攬，皇宮裡，他有兩宮皇太后撐腰，有馮保的支援，所以他在朝廷裡什麼都是他說了算。所以，他才能真正地整頓吏治。

張居正改革吏治的一大舉措，就是限制朝廷裡的御史和六科給事中們，概括性地說，內閣管六科給事中，六科給事中監督六部。

明朝六部裡，每部下邊都有給事中，通常被稱為六科給事中，負責監督，監察，和言論，也就是言官，這些人，官職不高，許可權特別大，但是都是本部堂官的屬官。

不過，六科給事中膽子比較大，本部堂官他們都敢反駁，都敢參劾，甚至還要摻和別部的事。

所以，明朝的御史和言官，特別讓人頭疼。為了限制他們，張居正讓六科給事中監督六部，然後再由內閣管理六科給事中。實際上，是提高了內閣的職權。

大家都說，張居正是明朝第一大權臣，為什麼呢？因為，張居正是實際上的宰相了。

明朝越到後期，朝廷的效率越低，就是因為沒有宰相了，什麼事都要皇帝做決定，而皇帝做不了這麼多決定。內閣又只是傳聲筒，秘書處，做不了主，很多事拖著辦不了。

張居正大權獨攬，他可以做決定，可以讓六科給事中監督六部去執行，六部執行不力，六科給事中就要參劾，就要警告他們，而六科給事中又被張居正的內閣捏在手裡，六部做事效率就高起來了。

張居正改革吏治的另一大舉措就是賬簿制度的建立以及考成法。

這一舉措，有兩大好處，一是限制了冗官，二是使國家的財務使用透明瞭。

怎麼講呢？以前，比如兵部吧，有很多官員，有很多職位，原來不該有的，增設了，原來一個職位一個人，後來兩個人，三個人，原來一個位置一個官，現在同一個位置，有好幾個職權重疊的職位，還有就是吃空餉的。

六部這些事，朝廷都不能完全搞明白，所以造成了冗官和吃空餉的問題。

張居正建立了賬簿制度，就是六部和都察院大理寺等部院，定期做一份本部院近期工作的總結，都有哪些職位，哪些官員，做了哪些事，定期交給六科給事中審查，如果審查出冗官或者吃空餉的問題，就要解決問題。然後，再由內閣複核六科給事中的審查結果。

這就是，內閣管六科給事中，六科給事中監督六部。

這麼一來，吏治清明瞭，大家都各司其職，沒有冗官，也沒有吃空餉的了，由於賬簿制度的建立，大家的效率也提高了，朝廷的運轉效率也就提高了。

賬簿制度對朝廷的財務使用狀況也有極大的幫助，使朝廷的用度透明瞭，大家都知道國稅都花到哪裡去了。

比如，給皇帝蓋宮殿，這是工部的事，那麼工部的定期工作報告裡就要體現出來，工程預算是多少，工期是多久，有哪些官員主持，有哪些財務進度，買木頭花了多少錢，買磚瓦石頭用了多少錢，運輸費是多少，人工成本是多少。全都清楚了。

透過定期賬簿的制度，明朝的財政用度也更透明瞭，從而，哪些地方該省錢的，哪些地方該加錢的，都可以計算了。想瞞報，想造假，六科給事中們都在後面盯著呢，明朝的御史們可是遇上點事，一窩蜂地上奏疏淹了你。

這就是考成法。

張居正在經濟上的改革舉措，就是著名的一條鞭法。

一條鞭法針對的是徭役和賦稅，在明朝嘉靖年間就出現了，只是，張居正真正把它推向了全國。

一條鞭法，簡單的理解就是，對於朝廷徵收的徭役田稅等等各種賦稅，由過去的分別收取，改成統一的按照田地的畝數收取銀兩。

這至少解決了兩大問題，一是，可以對大地主們多徵稅了，減少了偷稅漏稅，二是徵稅更有效率了，減少了多頭徵稅過程中的貪汙腐敗和效率低下。

張居正的改革使明政府的財政收入有了顯著的增加，社會經濟有所恢復和發展，國庫積銀達六七百萬兩之多，儲備的糧食多達1300多萬石，足夠支用十年。而嘉靖年間，朝廷的儲備糧食只夠一年只用。

然而，這一切，在張居正死後，大部分卻被萬曆皇帝破壞了，萬曆皇帝廢除了考成法，使明朝吏治再次出現過度冗官的問題，而且還形成了黨爭，一條鞭法雖略有保留，可是，面對大地主大官僚的頑固，執行也不如張居正時期，以至於後來崇禎皇帝時期，國庫裡竟然沒有錢支撐軍餉。

如果張居正在的話，明朝也許不會那麼快滅亡吧。

張居正觸犯了眾多官員的利益，這些人利用萬曆皇帝對張居正的怨恨在張居正死後攻擊他，新政許多做法不再施行了。

張居正欺瞞萬曆皇帝，表面一套、背後一套，讓萬曆皇帝心寒、怨恨，在張居正死後皇帝嚴厲地處置了他，他的新政也就人亡政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