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很簡單啊，真正的事務就這麼多，真正能用的職位也是有限的。官多職少，僧多粥少，就會吃不飽，就會出現厄官的現象。

官是品級，職是真正有權力的職位。有官無職，每年所得到俸祿僅僅夠養家餬口。有官有職，才能一來讓自己收入過得去，養家餬口不成問題，二來發揮自己的能力。

官多職少，造成厄官，造成兩個後果：一、一大批人整天沒事幹，沒事就批評朝政一統，以博出位任職，是宋朝黨爭的一個潛在因素；

二、沒有職位的官，朝廷每年都要給他們俸祿，這些白給的俸祿，就造成宋朝不得不加重賦稅，以支援自己龐大的官員俸祿開支和軍餉開支，造成北宋財政負擔沉重。這就是為什麼宋朝年收入這麼高（不高怎麼發官員工資）、商業貿易發達（只靠農業那點稅收，如何發得起官員工資？)

冗官有兩個原因，不是隻因為分離制度。

還有一個原因是為了招攬天下讀書人，大量錄取進士，造成了大量官員的產生。

原來在宋仁宗時期，張元，吳昊這兩個落第的書生，本來想去西北投軍，報效國家，但是軍隊不要，於是二人投靠了西夏，作為李元昊的謀主，尤其是張元，在西夏建國時期與北宋的三次戰役中，三川寨之戰，好水川之戰，定川寨之戰中，多次為李元昊出謀劃策，讓宋朝吃盡了苦頭，並且對於西夏立國，也多有建議。

這兩個大宋書生投靠西夏造成的巨大影響，震驚了宋朝。

有鑑於此從宋仁宗嘉佑二年開始，也就是公元1057年，北宋改革了當時科舉進士中的殿試實行末尾淘汰的錄取制度，而對凡是中了進士之後的人一律授以進士出身！即使那些科舉成績可能不算太好的，也授以“同進士出身”儘量防止再出現文人叛逃為敵所用之事。

進士一多，加上分離制度，官員自然就多了，如果招攬的進士沒有那麼多，即使再實行分離制度，官員也不會冗官，因為從根本上沒有那麼多官員可任命。

即使這樣，到了北宋後期，還有很多進士都安排不了官職，比如上一年中的進士，到這一年都沒有安排掉，因為沒有空缺，就像清朝末年一樣。

當然，分離制度肯定也是一部分原因。

但是不是隻因為分離制度，大量的開科取士也是原因。

那個時代人笨，皇上不懂什麼叫制橫，搞二套班孑。包拯為開封府尹，再給他配個書記罩著他，看他還敢殺陳士美不。官員多增加財政負擔也沒什麼了不起，多印鈔票啊，用銀子當貨幣出門兜裡釘唱響多不方便。

從官員數量、官民比例來看，宋朝的官員規模確實比較大，以致有人認為宋朝存在嚴重的冗官現象，宋人自己也承認，“秦並六國，郡縣益眾，降及漢魏，以至隋唐，雖設官寖多，然未有如本朝之繁宂甚也。”

也有人認為宋朝冗官現象是官職分離制度造成的。但是，我想說，歷朝都有冗官現象，但其他王朝未必有官職分離制度，官職分離制度並不是造成冗官的主要原因。

造成冗官的原因有很多。我們來看看宋朝人怎麼說。有宋朝士大夫描述了當時“機構膨脹”的過程：“開寶中設官至少，……一州止有刺史一人、司戶一人，當時未嘗闕事；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太平興國中，增置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監酒、榷稅算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他們希望朝廷裁撤冗官，地方政府不需要設那麼多官職。

然而，隨著社會的演進、經濟的發展，政府勢必要處理更多、更復雜的公共事務，宋朝有長官感嘆說，“年光過眼如車轂，職事羈人似馬銜。”可以想見彼時公務之繁劇。如此情勢下，政府怎麼可以還維持國家草創初期的那種簡樸狀態？偌大一個州郡，怎麼可以不設通判、判官、推官、司法官、監酒官、榷稅官？從這個視角來看宋代的“冗官”問題，我們會發現，宋朝官員數目龐大，其實也是政府配置比較完備、政府職能比較發達的體現。

北宋王朝的機構臃腫及冗官現象

北宋王朝建立之後，官員冗濫現象越演越烈，官場越來越臃腫，幾乎成了災難。《宋史·食貨志》說：“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益眾。佛老外國，耗蠹中土。縣官之費，數倍於昔。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於財矣！”宋朝的冗官、冗兵、冗費極其突出，到宋神宗熙寧年間，國家財政收入為5060萬，但開支也達5060萬，國庫完全空虛（參見清代趙翼《廿二史札記》）。造成官僚機構臃腫及冗官現象的主要原因是宋太祖趙匡胤制定 “恩蔭制”的祖宗之法。這也是宋神宗下決心起用王安石實行變法的背景之一。

 趙匡胤“陳橋兵變”篡奪稱霸五代十國的後周皇位後，汲取後周皇帝將江山社稷拱手禪讓他人的教訓，採用宰相趙普“杯酒釋兵權”的謀略，將共同打天下的功臣石守信、高懷德、王審琦等將軍的兵權收歸自己，封給他們高管厚祿，並制定“恩蔭制”，讓封給他們的官爵可以世襲，世代相傳。而且還有蔭補制度。凡遇喜慶節日按照官職大小可以蔭補家人、子孫、親戚、甚至門客、僕人等。少者數人，多者幾十人。尤其對皇室、親信更為優寵，隨意授官。皇朝宗室男孩七歲便可以授官，有的甚至在襁褓中也有官階，並領取俸祿。每年成千上萬的人湧入官僚隊伍。唐代太宗時，曾將中央政府官員從兩千多減至六百三十四人；在宋仁宗時代，中央內外屬官已超過一萬七千人，而當時北宋所轄疆域僅為唐疆域的二分之一。除“恩蔭制”外，唐代每屆取進士僅三四十人，而宋朝動輒四五百人，多的時候一次就超過千人。北宋建國的公元960年至淳化二年（公元991年），朝廷取士總計竟達一萬七千三百人。大量的開科取士，選拔人才，賜給官職俸祿，這也是造成北宋冗官現象的另一個原因。

冗官現象與機構臃腫是相生相伴，互為因果。伴隨冗官現象，機構臃腫也是北宋王朝的另一個特色。宋代從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機構，可謂一塌糊塗。漢代初期的地方行政制度只有郡、縣兩級，唐代地方行政也只有州府和縣兩級，漢代從中央往地方派刺史實行監督，唐代從中央派往地方監督的是觀察史和節度使（後來節度使演變成割據一方的“藩鎮”，唐王朝遂滅亡）。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在州府上面又加了一級政權叫“路”，竟然設定了四個行政長官即帥（安撫使）、漕（轉運使）、憲（按察使）、倉（常平使），分別掌管軍事、財政、司法、救濟等要務，且四個長官直接向皇帝負責，互不從屬。這樣，州縣從過去只承奉一個頂頭上司，變成需承奉四個頂頭上司衙門，簡直不堪重負。宋代中央機構也是疊床架屋，職責不清，清代王士禛在《池北偶談》卷三“宋官制”中說：“宋初至元豐以前，官制最為繁猥，六部九寺皆為空官，特以寄祿秩、序班位，而別以他官判職事。如兵部事歸樞密院，戶部、工部歸三司。設審官院、三班院，流內銓判吏部之事。設判禮部、判貢院，判禮部之事。設判審刑院及評議官，判刑部之事。又有使，有權使，有權發遣使之名。他如太常歸判司禮院，太僕歸群牧司，鴻臚歸客省之類。官自官，職自職，名實舛互。”

宋仁宗慶曆年間，范仲淹、韓琦、蔡襄等有識之士就看出吏治弊端，實行“慶曆新政”，提出“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等措施。但是由於觸犯了龐大的官僚集團的利益，遭到他們的極力阻撓，范仲淹、韓琦等人的謗議愈來愈甚，終被排擠出中央政權，仁宗皇帝屈服壓力，推行不到一年的新政即被明令廢黜了。後來宋神宗時期的王安石變法，作為“慶曆新政”的繼承和發展，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於觸犯了豪紳官僚的利益，宋神宗一死，新法也全部被廢除。宋一代冗官的現象一直未能克服，吏治敗壞，社會缺乏活力，國家積貧積弱的情況始終沒有得到改變，連對遼國和西夏也只得連年納貢求和。冗官與冗兵、冗費問題是北宋最終被金國滅亡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