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認為，王安石的變法失敗源於他根本就不利於國家，不利於天下百姓。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王安石的文學成就應當肯定，他的道德人品也有可圈可點之處，但是他的變法主張、執拗而脫離實際的政治態度，則應當受到否定和批判。

王安石的新法有：水利法、青苗法、均輸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保馬法、方田法等。論者都以為，這些“法”幾乎全是為國聚財，卻無一條是為民謀利，都是擾民、亂民、害民之策。

比如青苗法，規定農民播種青苗(插秧)時，由朝廷向農民發放貸款，秋收時，由農民償還，加收利息20%至30%。“貸款於民”，好像是支援農民搞生產。但是農民還款時竟要徵收高達三分之一的利息。這不是政府在放高利貸，加重農民的負擔、甚或是剝削農民嗎?更何況遇到旱災蟲災澇災，農民種地連成本都不夠，甚至會賠本、絕收，生活無著，要逃荒要飯，如何歸還政府的鉅額貸款和利息？

以現在理性的眼光看，如果真的是為國為民，就應當徹底廢除青苗法，而在鄉鎮設定類似於“農業銀行”的機構，廣而告之：農民想貸款，就來貸款;不想貸款，就可以不貸;貸款利息要低於一般商業銀行，不超過10%。遇到災荒年，可以減免利息;個別地方個別農戶遇到天災人禍，可以減免貸款甚至予以救濟。這才是真正的利國利民。而王安石竟然要全國農民統統無條件地都接受政府的高利貸，說是這樣可以避免地主(兼併之家)向農民發放更高利息的貸款，杜絕地主階級剝削，利國利民而不利於地主。這完全是主觀臆斷的一廂情願!

新法實踐的結果，果然導致民不聊生，怨聲載道。而反對的意見也是沸沸揚揚。王安石剛愎自用，一意孤行。為了鉗人之口，派人在京城巡邏，發現有人批評新法，立刻抓起來投入監牢。在朝裡，誰支援自己的變法，就提拔重用;誰反對新法，便予以打擊排斥。一批官迷心竅、善於逢迎、昧著良心說假話的人被擢為朝廷大員;一批敢提意見、老成守正之士受到了迫害，逐出朝門。

王安石雖然變法誤國，被蘇洵斥為“大奸似忠”，但縱觀王安石的為人，道德文章不錯，詩詞和散文成為大家，內心一片忠君愛國熱忱，並非奸邪小人。但其思想執拗，脫離實際，違揹人情，盲目蠻幹，終於造成嚴重後果。被奸邪小人所利用，在歷代史書受到尖刻批評。

從太祖”為天下守財“到仁宗死時"四十年不見兵革”，有宋一代的統治階級最為後人稱道的是”仁“的風氣。這一代統治其實是面臨很大危機的，外有強敵環伺，內有民生疾苦。何以守成？唯仁德與文治矣。因此王安石的變法，被士大夫階層認為是動搖了立國之本。本著“殺身成仁”的原則，如迂叟與東坡，即使被一貶再貶，也不苟同介甫之說。再說說他怎麼擾民。挑重點兩個說：青苗法和免役法。青苗法，即在青黃不接時官給農戶貸款，以防止地主高利貸對農戶的壓迫。這個出發點是好的，但是中國的吏治情況太過複雜，官吏良莠不齊。因此此法反倒給了底層官吏剝削百姓的一個由頭。後來發展為強制攤派貸款，有點像八十年代強制拿工資購買債券那種感覺。而且官僚主義導致取得貸款的程式及其複雜，往往申請一個貸款，上面就給你拖啊拖拖啊拖，拖到你種的黃花菜都涼了也沒個眉目。什麼？行政訴訟？衙前里正何在，來，此等刁民，先胖揍一頓。免役法，即免除徭役，改為徵收免役錢。這個迎合了市場經濟發展的趨勢，出發點也是好的。但是當時按照戶口的等級收錢，而且劃分的很細，大約為二十等。操作起來比錢困難。而法制上操作一困難，又給了貪官汙吏登上腐敗舞臺的機會。而且此法之弊不止於此，摘抄一段：監察御史劉摯陳言新法十害：上戶常少，中下戶常多，故舊法上戶之役類皆數而重，下之役率常簡而輕，今不問上下戶，概視物力以差輸錢，故上戶以為幸，而下戶苦之……賦稅有時而減，而助錢更無蠲損也……今既招僱，恐止得浮浪奸偽之人……（ 《宋史 食貨志 役法》司馬光蘇軾等人並非是只讀聖賢書的儒生，也是關心民間疾苦的政治家。更重要的是，反對熙寧變法，能夠為他們贏得道德的制高點，被載入史書讓後人稱頌，完成儒家立德不朽的理想。

比如蘇軾，蘇軾早年反對新法是出於一種典型的官僚思維。他反對免役法的理由：

自古役人之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廚傅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

然後看他反對科舉改革：

得人之道，在於知人，……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隸未嘗無人，況於學校貢舉乎？……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必有道，何必由學乎？

一言以蔽之：“陛下非與百姓治天下，而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翻譯成白話文就是：老子才是替你皇帝老兒幹活的，快好好把咱伺候爽了。這樣的官僚，一句話就是欠收拾。果然後來把蘇軾往地方上一丟，人家三觀立馬變了。賑災築堤各種正能量，甚至對新法的態度都轉變了。人畢竟還是有一點自我實現之類的願景的，但是這畢竟不能當飯吃。

王安石變法，是北宋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變革。

宰相王安石以發展生產、富國強兵為目的，以“理財”、“整軍”為中心，力圖改變北宋建國以來積貧積弱的局面。

而王安石變法也確實充實了政府財政，提高了國防力量。

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題幹中所說的，司馬光、文彥博、歐陽修、富弼、韓琦、蘇軾等諸多文豪名臣，紛紛反對王安石變法的情況呢？

悅史君認為，關鍵問題在於，王安石變法確實存在嚴重的弊端！

第一，王安石變法的初衷是“去重斂、寬農民、國用可足、民財不匱”，但變法的實質卻是富國，而不是富民。

因此，王安石的“理財”，實際上是奪商人、地主、農民之利歸國家財政，損害老百姓的利益，導致變法的民意基礎喪失。

例如，均輸法利用行政權力強制收購、運銷，雖然積累了國家財富，卻導致國富民貧的後果。

而青苗法、免役法等，更是透過“加賦”，來實現財政收入的增長。

第二，王安石明知改革需要“緩而圖之，則為大利；急而成之，則為大害”，卻在變法中急功近利、急於求成。

王安石在短短數年間，把十幾項改革全面鋪開，令下屬州縣和老百姓無法適應，變法反而陷入了欲速則不達的困境。

第三，王安石用人不當，他本人的操守很好，但他的重要助手呂惠卿、章惇、蔡京、李定、鄧綰等人，為人處事大多有問題，甚至有的當時就被視為小人。

第四，王安石變法的初衷雖好，但到了地方官員執行的時候，為了完成任務卻走了樣，安民變成擾民。

例如，青苗法利率本來規定為百分之二十，地方官員擅自提到百分之三十；朝廷要用交錢代替差役，地方官員就拼命斂錢等。

第五，司馬光、蘇軾等人反對的，並不是變法，而是怎樣變法，但王安石卻堅持按照自己的想法幹，導致一大批文豪名臣，都成了變法的堅定反對者。

北宋元豐八年（1085年），支援變法的宋神宗去世，年幼的宋哲宗即位，高太后垂簾聽政，立即起用司馬光為宰相，王安石的新法，幾乎全被廢掉。

而之後朝廷中新舊派的鬥爭，更把朝政弄得烏煙瘴氣，可以說是北宋滅亡的原因之一。

這實在是很可悲的一個事情。

反對變法者，如韓琦、富弼、呂公著、司馬光、文彥博、唐介、蘇軾等，並非是貪財好色的官僚士大夫，如司馬光雖居宰相，卻清廉儉約，家無餘財，不能說是變法損害了他們的利益，就極力反對變法。相反，他們卻極力想振興朝廷，實現國強民富。王安石變法，脫離了實際情況，只能說願望是好的，卻不現實。變法派所用非人，大多是投機取巧之人，如蔡京之輩，大奸大惡，他們能會為民真正的辦事，興利除弊？答案是否定的。諸多名臣耆德，反對變法，不能說變法損害了官僚士大夫的利益，只是變法與實際並不融合，弊大於利，當然會遭致他們的極力反對。

北宋發展到宋神宗的時候，已經有了百餘年的歷史，雖然繁榮過，但由於機構臃腫，人滿為患，遼國、夏國不斷侵擾，軍費開支陡增，加上花錢買和平，每年要向遼、夏支付高額的賠款，國庫空虛。同時，由於統治者的殘酷盤剝，人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許多走投無路的人揭竿而起，相繼暴發王小波、李順起義。在這內憂外患的雙壓之下，年輕的宋神宗起用王安石，推行了變法，史稱“熙寧變法”。

王安石憂心於大宋王朝的經濟衰落、士氣萎靡、軍備薄弱，他以超常的勇氣和膽識宣傳改革，以矯枉過正的態度推行改革，甚至說：“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真是石破天驚。而且，在變法的執行過程中，他也始終是以這種大膽的態度、一往無前的決心，排除一切阻攔，在全國全力推行改革措施。經過數年的變法，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增加了財政收入，提高了國防力量，對封建地主階級對土地的兼併進行了有效的打擊。

然而，這樣一個有利於國家發展和強大的改革，卻遭到許多士大夫的牴觸的激烈的反對，尤其是許多大官員、大詩人、大學者，都紛紛加入了反對的行列，使變法半途而廢，以失敗告終。那麼，他們為什麼要反對變法呢？各人有各人的理由，下面講講意見領袖代表蘇東坡、官僚代表司馬光、學者代表邵雍這三個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瞭解一下他們為什麼會反對變法。

一、意見領袖代表蘇東坡：蘇東坡認為，變法太激進。一次，宋神宗召見蘇東坡，蘇東坡說：“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他意思是，改革不是簡單的加減法，要循序漸進，不能操之過急。他對激進的改革進行批評，卻讓宋神宗和王安石不高興。於是，他們把蘇東坡安排到開封府當推官，讓他靠邊站了。

然而，即使是面對排擠，蘇東坡依然故我，特別是對“青苗法”提出了直言不諱的批評。“青苗法”，簡單地說就像由政府成立一個“農業銀行”，農民春種時借錢買種，秋收時還本付息，其目的抑制土地兼併，為農民提供生產資金，同時政府還能創收。不過，這一表面誘人的政策，在執行中卻由“不許抑配”變成了強迫貸款，導致許多農民債臺高築，有的甚至家光業盡。蘇東坡瞭解實情後，連續多次向宋神宗上書，細數“青苗法”在執行中對農民造成的傷害。結果惹惱了宋神宗，御史以蘇東坡詩文中有譏謗皇帝、攻擊新法之語彈劾他，蘇東坡因此被捕入獄。

二、官僚代表司馬光：司馬光認為變法是與民爭利。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司馬光反對變法，在立場和態度上最為激烈。司馬光與王安石曾在宋神宗面前有過一次爭論，王安石認為，國家財政困難，入不敷出，是因為缺乏善於理財之人和理財之道。司馬光則認為，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王安石所謂理財，不過是苛斂民財、與民爭利罷了。兩人誰也不服誰，從此，反目成仇。司馬光甚至向宋神宗上《彈奏王安石表》，說：“臣之於王安石，猶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時。”司馬光對王安石簡直勢同水火，不共戴天。

三、學者代表邵雍：作為在當時名氣很大的學者邵雍，他也是反對變法陣營中的一員，不過，他屬於溫和的反對派，認為變法可以，但要嚴法寬施。當時，很多官員在變法中，往往以辭官的激烈方式表達反對的態度，紛紛掛冠而去，邵雍一些在州縣任職的學生，為此特意寫信給他，徵求他的意見。邵雍認為，以辭職的方式反對，於國、於民、於己都不是明智的選擇，他認為嚴法寬施，才是國家對地方、官員對百姓負責任的態度，所以他每次在回信中，都會誠懇地規勸他的學生說：“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耶？”

這三個人，是當時朝野間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們的反對，反映了當時王安石推行變法後真實的輿情。而從王安石本人的角度來分析，又是怎麼造成變法失敗的呢？王安石雖然在官場摸爬滾打數十載，但他深諳王道而不通權變，深知國家弊病而不懂“官箴”。變法是一種利益的重新調整，必然傷筋動骨，他急於事功而又不能因勢利導，及時化解矛盾，終於犯了眾怒。士大夫不乏對祖宗的孝順和對國家的忠誠，但侵犯了誰都會刺蝟般反戈一擊，於是，反對者如雨後春筍般地冒了出來，最後終於導致了變法的失敗。

司馬光蘇軾等一些人。不是反對變法。他們認為國家沒有大的錯，小修小補就可以了。而王安石把房子推掉重新蓋。而且王安石中的一些人品德都有問題。宋朝是注重道德的國家。所以對這些當然要抨擊。

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這些集團基本都是腐化墮落的，都是來自高層的阻撓。所以，改革起來就很難，封建專制下這種改革勢必以失敗而告終，原因很簡單，甚至有皇親國戚在裡面，怎麼改，沒有六親不認的勇氣是改不下去的，王安石的分量是不能動搖這些既得利益集團的，故而註定會失敗。

團隊太差！呂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呂嘉問、蔡京、李定、鄧綰、薛向等人個人品質多有問題，有的當時就被視為小人。

另外，太過急功近利！

一個穩定的社會，必然有一群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這些人可能是商人、地主、豪強、官僚、軍人，還有他們的家屬，可以認為這些人是依附於政治的人，他們就像蛀蟲，掏空了軀幹（國家這個龐大的機器），

打個比喻，一個縣裡，利益掌握在縣令、地主、富商、豪紳、旺族這些人手裡，上面的政策不執行，下面的稅收（商業稅、農業稅不交或者少交）他們可以避開，強加給農民，像大明遼餉，農民本來交二十斤大米，最後變成十兩白銀，為什麼？富人不交，轉嫁給農民。

再比如，縣裡有公家職位，哪些人可以獲得？還是這些人的子弟，工程誰接手？還是這些人。

這樣的結果就是政府機構臃腫不堪，冗官冗員，財政開支壓力大，而中央收不到稅收，因為富人都在逃避賦稅，財政困難，軍隊內部也有同樣問題。

這個時候，皇帝肯定就想改革了，但皇帝本人不能這樣做，如果本人親自主導改革，那是皇帝直面他們，而如果用商鞅、王安石這些人，他們可以作為緩衝，如果改革遇阻，無法實行，就可以殺了變法者，如果成功實行了，無論成敗，都會貶了或者殺了變法者。

而 變法無外乎改革賦稅制度、土地制度、人事問題、冗官冗員問題、封蔭子孫等，這些無一例外的打擊了利益集團，而利益集團的代表就是官僚。

比如冗官冗員問題，崇禎一上臺，就把多餘的人開除了，其中就有李自成，戊戌變法裡，也把多餘的官員開除了，這些人就到慈禧那裡告狀了。

比如土地制度，官員的主要固定財產就是土地，這些肯定是不用交賦稅的，而且還要瞞報土地面積，而改革後，讓你繳稅，官員利益就受打擊了。

再比如封妻廕子，一定級別官員的家族子弟，每年有多少名額的當官指標，你把這個廢除了，也侵害了他們利益。商鞅變法實行軍功授爵制，廢除貴族世襲制也是一樣。

所以說，只要是改革、變法，必然侵害了官僚利益，他們抵制是正常的，不抵制反而不正常了、

他們抵制變法，還有另一個問題，王安石等人變法，就是新黨執政了，舊黨當然會抵制，王安石失敗了，被貶官，舊黨就上臺了，新黨被貶官了。

同樣的，商鞅變法的時候貴族就退出政治舞臺，而商鞅等人執政，

答:王安石是北宋高層極少有的真正清醒，真正無私奉公的肱骨之臣，奈何曲高和寡，其改革政策遭到整個士紳階層甚至皇室的激烈牴觸，這就多少有些唐吉訶德的味道了。

王安石相國的宏圖大志終於淹沒在北宋政權上下無數小人庸人俗人的貪慾中，雖然在歷史上沒能湧起滾滾洪波，但它卻在歷史的長河中留下一朵跳蕩的浪花，讓人不時回眸，在浩嘆這個悲情政治家的同時，留給人們更多的應該是關於歷史國家和社會如何精進不息，長盛不衰的深層思考。

謝邀，北宋王安石變法失敗有其主觀因素也有客觀原因，當時主政者變法決心並不堅定只想維穩而不是革命這就是主觀上造成變法失敗的主要原因。當利益集團強勢反撲的時候執政者就退卻了，而王安石則成替罪羊下野就是註定的。至於向民生方面的改革及稅收方面的小改小革則還是延續了一點，畢竟朝廷還得過下去。

蘇軾等名臣的反對多出於民生及自身方面的考慮，因為王安石用人方面欠妥造成極為被動的局面，可以說更加激化了許多矛盾，民不聊生。

封建王朝少明君，

一味守舊多媚臣，

三妻四妾好溫暖，

良田千頃有金銀，

你要變法動他本，

他若支援鬼才信！

改革變法就會有利益衝突！觸動大多數權貴的利息就會遭到大多數人的反對，最終必然失敗！人是利益的動物！

變法必然影響舊勢力的既得利益，當然會招致反對。

要改變舊體制很難！因為上層多是舊體制的即得利益者，而對改與不改的話語權也多在這幫人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