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文中筆者將同大家一起探討夏朝的認同問題，以及良渚古城遺址對於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又有著怎樣的意義？
文明
筆者這裡並不詳細給出“文明”的定義，以下說明也僅為探討中華文明起源問題進行簡單說明：如果認為某一地區產生了文明，即指此時的社會進入國家狀態。那麼如何判斷當時的社會是否進入國家狀態？或者說，應該以怎樣的標準去界定文明是否產生呢？接下來就請您跟隨筆者，先來了解一下學術界對於文明要素的討論。
(一)三要素說
由美國學者克拉克洪、英國學者丹尼爾等提出。
克拉克洪認為 :“不論任何文化只要具備了下列三項因素中的兩項 ,就是一個古代文明。這三項標準是:1.有城牆圍繞的城市 ,城市居民不少於 5000人;2.文字;3.複雜的禮儀中心 。”
丹尼爾也認為 :“從考古學來看, 古代文明有三個標誌 。1.要有文字;2.要有城市(人口要有 5 000 人以上);3.要有複雜的禮儀中心 ,就是一種為禮儀而造的建築物 。這三點如果具備兩點, 就可以認為是古代文明社會遺址 。”
但這三個要素中 ,除禮儀中心外,文字和城市都不是他們首先提出的。
（二）四要素、五要素說
國內有些學者在克拉克洪 、丹尼爾等人的三項標準上加上了一條金屬器的使用, 就形成了四要素說,有的又加上國家的形成構成了五要素說。
如夏鼐提出 :“現今史學界一般把`文明" 一詞用來以指一個社會已由氏族制度解體而進入有了國家組織的階級社會的階段。這種社會中,除了政治組織上的國家以外 ,已有城市作為政治(宮殿和官署)、經濟(手工業以外,又有商業)、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動的中心。它們一般都已經發明文字和能夠利用文字作記載(秘魯似為例外 ,僅有結繩記事),並且都已知道冶煉金屬 。文明的這些標誌中, 以文字最為主要 。”他也是以國家 、城市 、文字 、冶煉金屬作為文明形成的標誌 ,而以文字為主 。又把禮儀中心歸入城市之中。
李學勤也在接受丹尼爾三個文明標誌基礎上提出:“但從中國的考古學來看, 文明社會的標誌至少還有一個 ,就是金屬的使用 。這樣看來 ,就應該有四個。”安志敏提出:“目前在考古學 、歷史學 、人類學和民族學等一系列著作中 ,大抵以城市、文字 、金屬器和禮儀建築等要素的出現, 作為文明的具體標誌。 … …但是文明的誕生 ,就是國家和階級社會的出現 ,象徵著社會進化史上的一個突破性的質變 ,這在學術界幾乎是沒有任何異議的。”他又在以上四要素基礎上增加了國家和階級社會的出現。徐蘋芳提出 :“ 一般認為文明要素有文字 、城市 、複雜的禮儀中心 、青銅器鑄造以及國家的出現等。”他同樣以五要素為基礎 ,只是把金屬器改成了青銅器鑄造。
他們都是以克拉克洪 、丹尼爾等的三要素為基礎, 僅加上金屬器(或稱為青銅器)及國家。而金屬器及國家在文明形成中的作用 ,雖很重要,但在具體掌握上卻有很多問題 。
此外，普遍被接受的還有柴爾德提出文明四要素有“城市、大型建築、金屬和文字。”
筆者這裡同樣採用劉斌老師在《考古公開課·五千年文明看良渚》中所採用的較為簡練、通俗的講法，即“城市的出現、金屬的出現、文字的出現”這三個要素來作為進入文明的標準。
聚焦幾處爭議點
·“商代甲骨卜辭中不見任何有關夏的記載，沒有絲毫跡象表明商代諸王曾把自己看作是夏的合法繼承者。”從現今考古發掘資料來看，確切提及夏代的文字的確並未發見，甚至“夏”字從未作為一個朝代的標記出現過。
·“良渚沒有發現文字與青銅，儘管陶器或其他人工製品上發現了刻畫符號，還沒有成組符號可以確認為書寫系統。”
·“沒有發現小麥和馬、羊、黃牛，水稻與豬為主的經濟體系還是比較單純。五穀豐登、早澇保收、六畜興旺、豬肥馬壯才是複合經濟體系。”
·“雖有貧富分化、貴賤之分，但男女依然相對平等，沒有進入父系男權社會，也沒有進入多民族社會。”
·“祭祀明顯重於戰爭，證明良渚是玉帛古國（神權王國），還不是戎與祀並重的干戈王國。因此良渚文化證明東亞進入了玉帛古國時代，以石峁遺址為代表的齊家文化才進入干戈王國時代，也就是進入夏商周三代和青銅時代的世界體系。”
夏朝的存在問題的研究
·夏朝的存在與否並不能透過存不存在文字來證明。
其實，甲骨卜辭中早已有夏代存在的證明。杞國族作為夏后氏的直系後裔，在商代存在的蹤跡，即為直接證明。
大量文獻記載表明，早在商初杞國就作為夏王后裔的封國而存在。如《史記·夏本紀》太史公曰: “禹為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杞氏、繒氏……。”又《留侯世家》:“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又《陳杞世家》: “杞東樓公者，夏後禹之後苗裔也。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祀。”《元 和 姓 纂》卷 一《一東》: “東樓，夏禹後，有杞東樓公，支孫氏焉，其後杞大夫有東樓羽。”這位東樓公為夏少康裔孫。《廣韻》十九侯部稱: “樓，夏少康之裔，周封為東樓公，子孫以樓為氏焉。”東樓公即為夏王少康的直系後裔，周武王讓其掌管夏后氏的祭祀事宜，將之分封於杞國故地。《太平寰宇記》雍丘條亦曰: “殷湯封夏於杞，周武王克殷，封夏後東樓公於杞，是為杞國，即此地也。”更早的周代文獻也說明這個問題。《國語·周語下》雲: “有夏雖衰，杞、鄫猶在。”韋注:“杞、鄫，二國，夏後也。”《管子·大匡》記齊桓公語: “夫杞，明王之後也。”尹注: “杞，夏之後。”《世本》: “殷湯封夏後於杞，周又封之。”《大戴禮記·少間》: “成湯卒受天命……乃放移夏桀，散亡其佐，乃遷姒姓於杞。”《左傳》僖公三十一年: “( 衛成) 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杜注: “言杞、鄫夏後，自當祀相。”《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鄭子大叔之語: “夏肄是屏。”杜注:“夏肄，杞也。肄，餘也。”楊伯峻先生亦曰:“杞為夏之後，故曰夏肄。肄，餘也。屏，即屏藩，保護之意。”均是說杞為夏后氏餘裔。由此可以推測，商代的杞人，可能十分相似於殷後裔宋人，宋人在亡國後依然以夏人的身份自居，且同期的他國亦以夏人稱其之。《論語·八佾》亦記孔子之語“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也是以杞與夏，宋與殷相提並論。《逸周書·王會》載杞國君主為“夏公”而宋之國君為“殷公”，也將杞與夏，同樣將宋與殷共相提及。以上所舉文獻均有力說明了“殷湯封夏後於杞”的事實，而且這個事實在甲骨文中也有蛛絲馬跡可尋。
·雖然夏王朝沒有明確的古文字印證，但夏王朝的存在是不容懷疑的。
禹出現在西周“遂公盨” 銘文中，夏和禹出現在春秋齊器“叔夷鍾” 、春秋秦器秦公簋和秦公鍾等青銅器銘文中。西周、春秋時期的文獻多次提到夏，如《尚書》、《詩經》、《左傳》、《國語》以及戰國諸子都有記載。《史記·夏本紀》記載了大量禹的事蹟，並列出了夏代17王的傳承次序。
良渚古城遺址的研究
良渚古城遺址是長江文明於距今約5300－4300年期間出現在下游環太湖地區的一個前所未有的複雜社會的代表性產物。這一複雜社會在中國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文化譜系中被稱為“良渚文化”，興衰於距今約5300－4300年期間，是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長江流域展現稻作農業最高成就的區域性複雜社會，其規模依據現已發現的600餘處同期遺址分佈範圍界定，約為環太湖地區的3.65萬平方千米。依據該範圍內同期文化的遺址群之間存在的4個以上的聚落等級、擁有統一信仰、存在明顯的社會等級、特別是出現了城市文明等現象分析，這一史前文化已具備了早期的國家形態。
良渚古城遺址作為良渚文化的權力與信仰中心，以規模宏大的古城、功能複雜的水利系統、分等級墓地（含祭壇）等一系列相關遺址，以及具有信仰與制度象徵的系列玉器，揭示了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在長江下游環太湖地區曾經存在過一個以稻作農業為經濟支撐的、出現明顯社會分化和具有統一信仰的區域性國家，展現了長江流域早於黃河流域對中華文明起源階段“多元一體”特徵所作出的傑出貢獻；與此同時，良渚古城遺址在空間形制上展現出的向心式三重結構——宮殿區、內城與外城，成為中國古代城市規劃中進行社會等級的“秩序”建設、凸顯權力中心象徵意義的典型手法，揭示出長江流域早期國家城市文明所創造的規劃特徵“藏禮於城”，擁有東方城市起源的某種“原型”含義，在其後的5000年中國古代禮制社會的綿延發展中，一再被統治者們應用於都城規劃設計；良渚古城遺址所展現的“水城”規劃格局與營造技術，反映了人們在溼地環境中創造的城鄉特色景觀。
四大遺產價值構成要素：
·古城遺址
·外圍水利系統
·分等級墓地
·以玉器為代表的出土器物
這也正是劉斌老師在《考古公開課·五千年文明看良渚》中所提到的良渚古城遺址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證據。雖未能與文明要素完全對應，但良渚遺址所顯示出的這四點證據以及良渚古城遺址的申遺成功，足以證明此時的社會背後的組織力量已經是國家形態。
良渚古城遺址的價值
一是屬於區域性早期國家，二是出現早期城市文明。這一定位不僅彌補了中國長江在世界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大河文明”中的明顯缺位，亦可為中華民族的5000年文明史提供確鑿物證，揭示了中華文明在亞洲地區的文明發展史上當可與兩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的早期文明比肩。
·實證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
一般理解的舊大陸四大古老文明,即兩河流域的蘇美爾文明、尼羅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和黃河流域的中原文明。國際學術界普遍認為,蘇美爾文明最早形成,古埃及文明其次,哈拉帕文明再次,中華文明最晚。由於對中文文獻不瞭解,大多數國外學者對中國考古學的進展停留在 20世紀 80 年代,在他們的著作中,中華文明的起始時間常常定在殷墟為代表的晚商。 而良渚古城遺址和良渚文化的深入研究,將有力地改變這一傳統觀念,良渚文化已進入成熟文明和早期國家階段,良渚是實證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聖地,在中國都邑發展史和中華文明史上也佔有重要的地位。
2019年7月6日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決議為《世界遺產名錄》，其水利工程的規模可能比埃及和蘇美爾的還要大；製作大量珍貴玉、漆、象牙、陶器等所需的專業人工數量也很龐大。可見良渚有著非常強大的社會組織和動員能力，非國家無以為之。所以，“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以稻作農業為經濟支撐，並存在社會分化和統一信仰體系的早期區域性國家。”
最後，如同在《良渚文化與良渚古城考古的意義》一文中劉斌、王寧遠、陳明輝三位老師所談到的：
“儘管學術界對良渚文明的歷史地位和價值已有了比較高的評價,但作為一個複雜的史前文明,現在還只是揭開了良渚文明的面紗,還有許多問題有待深化。比如,良渚古城、寺墩、福泉山遺址等遺址的歷時性研究和聚落形態資料仍需繼續豐富和細化,環太湖地區的文化序列及各個階段的社會發展狀況的研究仍有待完善,良渚文化向外傳播的途徑和動因還不甚清楚,良渚時期的玉料等資源的來源及利用情況、手工業發展狀況、貿易的發展程度、政治控制模式與國家的疆域、良渚文化之後的文化轉化及良渚文明衰落的原因等問題也有待進一步解答,對良渚文明特質、文明模式和理論總結還剛剛起步等等。”
因此筆者同樣認為，對於文明起源問題的探尋，乃至對於任何歷史的研究都應立足證據，以考古發掘提供的真實證據推進相關研究，方才算作對文明，對歷史的真正尊重。以上所談，也僅為筆者在參考各位專家學者在研究中談及的部分觀點後對該問題做出的簡單介紹，對於開篇所提到的兩個問題，仍期待學界的不斷爭鳴，促進中華文明起源問題進一步科學化、國際化。
文獻參考：
1. 《信史抑或偽史———夏史真偽問題的三次論爭》陳民鎮
2. 《從多重文獻所見杞國族看夏朝存在的蹤跡》陳沛航
3. 《文史哲》國際版第 5 卷第 1 期“在傳說與真實之間 ：夏朝史學研究”
4. 《世界文化遺產“良渚古城遺址”突出普遍價值研究》陳同濱
5. 《良渚文化與良渚古城考古的意義》劉斌 王寧遠 陳明輝
6. 《良渚文化與華夏文明》易 華
7. 《關於歷史上是否存在夏朝的問題》杜 勇
8. 《文明起源和形成的理論研究(上)》孫進己、幹志耿
9. 《考古公開課·五千年文明看良渚》
一個朝代是不是存在，在國際學術界有幾個公認的指標，根據目前的考古發現，夏的指標還不完善，有待於繼續發掘和論證。
在本文中筆者將同大家一起探討夏朝的認同問題，以及良渚古城遺址對於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又有著怎樣的意義？
文明
筆者這裡並不詳細給出“文明”的定義，以下說明也僅為探討中華文明起源問題進行簡單說明：如果認為某一地區產生了文明，即指此時的社會進入國家狀態。那麼如何判斷當時的社會是否進入國家狀態？或者說，應該以怎樣的標準去界定文明是否產生呢？接下來就請您跟隨筆者，先來了解一下學術界對於文明要素的討論。
(一)三要素說
由美國學者克拉克洪、英國學者丹尼爾等提出。
克拉克洪認為 :“不論任何文化只要具備了下列三項因素中的兩項 ,就是一個古代文明。這三項標準是:1.有城牆圍繞的城市 ,城市居民不少於 5000人;2.文字;3.複雜的禮儀中心 。”
丹尼爾也認為 :“從考古學來看, 古代文明有三個標誌 。1.要有文字;2.要有城市(人口要有 5 000 人以上);3.要有複雜的禮儀中心 ,就是一種為禮儀而造的建築物 。這三點如果具備兩點, 就可以認為是古代文明社會遺址 。”
但這三個要素中 ,除禮儀中心外,文字和城市都不是他們首先提出的。
（二）四要素、五要素說
國內有些學者在克拉克洪 、丹尼爾等人的三項標準上加上了一條金屬器的使用, 就形成了四要素說,有的又加上國家的形成構成了五要素說。
如夏鼐提出 :“現今史學界一般把`文明" 一詞用來以指一個社會已由氏族制度解體而進入有了國家組織的階級社會的階段。這種社會中,除了政治組織上的國家以外 ,已有城市作為政治(宮殿和官署)、經濟(手工業以外,又有商業)、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動的中心。它們一般都已經發明文字和能夠利用文字作記載(秘魯似為例外 ,僅有結繩記事),並且都已知道冶煉金屬 。文明的這些標誌中, 以文字最為主要 。”他也是以國家 、城市 、文字 、冶煉金屬作為文明形成的標誌 ,而以文字為主 。又把禮儀中心歸入城市之中。
李學勤也在接受丹尼爾三個文明標誌基礎上提出:“但從中國的考古學來看, 文明社會的標誌至少還有一個 ,就是金屬的使用 。這樣看來 ,就應該有四個。”安志敏提出:“目前在考古學 、歷史學 、人類學和民族學等一系列著作中 ,大抵以城市、文字 、金屬器和禮儀建築等要素的出現, 作為文明的具體標誌。 … …但是文明的誕生 ,就是國家和階級社會的出現 ,象徵著社會進化史上的一個突破性的質變 ,這在學術界幾乎是沒有任何異議的。”他又在以上四要素基礎上增加了國家和階級社會的出現。徐蘋芳提出 :“ 一般認為文明要素有文字 、城市 、複雜的禮儀中心 、青銅器鑄造以及國家的出現等。”他同樣以五要素為基礎 ,只是把金屬器改成了青銅器鑄造。
他們都是以克拉克洪 、丹尼爾等的三要素為基礎, 僅加上金屬器(或稱為青銅器)及國家。而金屬器及國家在文明形成中的作用 ,雖很重要,但在具體掌握上卻有很多問題 。
此外，普遍被接受的還有柴爾德提出文明四要素有“城市、大型建築、金屬和文字。”
筆者這裡同樣採用劉斌老師在《考古公開課·五千年文明看良渚》中所採用的較為簡練、通俗的講法，即“城市的出現、金屬的出現、文字的出現”這三個要素來作為進入文明的標準。
聚焦幾處爭議點
·“商代甲骨卜辭中不見任何有關夏的記載，沒有絲毫跡象表明商代諸王曾把自己看作是夏的合法繼承者。”從現今考古發掘資料來看，確切提及夏代的文字的確並未發見，甚至“夏”字從未作為一個朝代的標記出現過。
·“良渚沒有發現文字與青銅，儘管陶器或其他人工製品上發現了刻畫符號，還沒有成組符號可以確認為書寫系統。”
·“沒有發現小麥和馬、羊、黃牛，水稻與豬為主的經濟體系還是比較單純。五穀豐登、早澇保收、六畜興旺、豬肥馬壯才是複合經濟體系。”
·“雖有貧富分化、貴賤之分，但男女依然相對平等，沒有進入父系男權社會，也沒有進入多民族社會。”
·“祭祀明顯重於戰爭，證明良渚是玉帛古國（神權王國），還不是戎與祀並重的干戈王國。因此良渚文化證明東亞進入了玉帛古國時代，以石峁遺址為代表的齊家文化才進入干戈王國時代，也就是進入夏商周三代和青銅時代的世界體系。”
夏朝的存在問題的研究
·夏朝的存在與否並不能透過存不存在文字來證明。
其實，甲骨卜辭中早已有夏代存在的證明。杞國族作為夏后氏的直系後裔，在商代存在的蹤跡，即為直接證明。
大量文獻記載表明，早在商初杞國就作為夏王后裔的封國而存在。如《史記·夏本紀》太史公曰: “禹為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杞氏、繒氏……。”又《留侯世家》:“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又《陳杞世家》: “杞東樓公者，夏後禹之後苗裔也。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祀。”《元 和 姓 纂》卷 一《一東》: “東樓，夏禹後，有杞東樓公，支孫氏焉，其後杞大夫有東樓羽。”這位東樓公為夏少康裔孫。《廣韻》十九侯部稱: “樓，夏少康之裔，周封為東樓公，子孫以樓為氏焉。”東樓公即為夏王少康的直系後裔，周武王讓其掌管夏后氏的祭祀事宜，將之分封於杞國故地。《太平寰宇記》雍丘條亦曰: “殷湯封夏於杞，周武王克殷，封夏後東樓公於杞，是為杞國，即此地也。”更早的周代文獻也說明這個問題。《國語·周語下》雲: “有夏雖衰，杞、鄫猶在。”韋注:“杞、鄫，二國，夏後也。”《管子·大匡》記齊桓公語: “夫杞，明王之後也。”尹注: “杞，夏之後。”《世本》: “殷湯封夏後於杞，周又封之。”《大戴禮記·少間》: “成湯卒受天命……乃放移夏桀，散亡其佐，乃遷姒姓於杞。”《左傳》僖公三十一年: “( 衛成) 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杜注: “言杞、鄫夏後，自當祀相。”《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鄭子大叔之語: “夏肄是屏。”杜注:“夏肄，杞也。肄，餘也。”楊伯峻先生亦曰:“杞為夏之後，故曰夏肄。肄，餘也。屏，即屏藩，保護之意。”均是說杞為夏后氏餘裔。由此可以推測，商代的杞人，可能十分相似於殷後裔宋人，宋人在亡國後依然以夏人的身份自居，且同期的他國亦以夏人稱其之。《論語·八佾》亦記孔子之語“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也是以杞與夏，宋與殷相提並論。《逸周書·王會》載杞國君主為“夏公”而宋之國君為“殷公”，也將杞與夏，同樣將宋與殷共相提及。以上所舉文獻均有力說明了“殷湯封夏後於杞”的事實，而且這個事實在甲骨文中也有蛛絲馬跡可尋。
·雖然夏王朝沒有明確的古文字印證，但夏王朝的存在是不容懷疑的。
禹出現在西周“遂公盨” 銘文中，夏和禹出現在春秋齊器“叔夷鍾” 、春秋秦器秦公簋和秦公鍾等青銅器銘文中。西周、春秋時期的文獻多次提到夏，如《尚書》、《詩經》、《左傳》、《國語》以及戰國諸子都有記載。《史記·夏本紀》記載了大量禹的事蹟，並列出了夏代17王的傳承次序。
良渚古城遺址的研究
良渚古城遺址是長江文明於距今約5300－4300年期間出現在下游環太湖地區的一個前所未有的複雜社會的代表性產物。這一複雜社會在中國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文化譜系中被稱為“良渚文化”，興衰於距今約5300－4300年期間，是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長江流域展現稻作農業最高成就的區域性複雜社會，其規模依據現已發現的600餘處同期遺址分佈範圍界定，約為環太湖地區的3.65萬平方千米。依據該範圍內同期文化的遺址群之間存在的4個以上的聚落等級、擁有統一信仰、存在明顯的社會等級、特別是出現了城市文明等現象分析，這一史前文化已具備了早期的國家形態。
良渚古城遺址作為良渚文化的權力與信仰中心，以規模宏大的古城、功能複雜的水利系統、分等級墓地（含祭壇）等一系列相關遺址，以及具有信仰與制度象徵的系列玉器，揭示了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在長江下游環太湖地區曾經存在過一個以稻作農業為經濟支撐的、出現明顯社會分化和具有統一信仰的區域性國家，展現了長江流域早於黃河流域對中華文明起源階段“多元一體”特徵所作出的傑出貢獻；與此同時，良渚古城遺址在空間形制上展現出的向心式三重結構——宮殿區、內城與外城，成為中國古代城市規劃中進行社會等級的“秩序”建設、凸顯權力中心象徵意義的典型手法，揭示出長江流域早期國家城市文明所創造的規劃特徵“藏禮於城”，擁有東方城市起源的某種“原型”含義，在其後的5000年中國古代禮制社會的綿延發展中，一再被統治者們應用於都城規劃設計；良渚古城遺址所展現的“水城”規劃格局與營造技術，反映了人們在溼地環境中創造的城鄉特色景觀。
四大遺產價值構成要素：
·古城遺址
·外圍水利系統
·分等級墓地
·以玉器為代表的出土器物
這也正是劉斌老師在《考古公開課·五千年文明看良渚》中所提到的良渚古城遺址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證據。雖未能與文明要素完全對應，但良渚遺址所顯示出的這四點證據以及良渚古城遺址的申遺成功，足以證明此時的社會背後的組織力量已經是國家形態。
良渚古城遺址的價值
一是屬於區域性早期國家，二是出現早期城市文明。這一定位不僅彌補了中國長江在世界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大河文明”中的明顯缺位，亦可為中華民族的5000年文明史提供確鑿物證，揭示了中華文明在亞洲地區的文明發展史上當可與兩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的早期文明比肩。
·實證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
一般理解的舊大陸四大古老文明,即兩河流域的蘇美爾文明、尼羅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和黃河流域的中原文明。國際學術界普遍認為,蘇美爾文明最早形成,古埃及文明其次,哈拉帕文明再次,中華文明最晚。由於對中文文獻不瞭解,大多數國外學者對中國考古學的進展停留在 20世紀 80 年代,在他們的著作中,中華文明的起始時間常常定在殷墟為代表的晚商。 而良渚古城遺址和良渚文化的深入研究,將有力地改變這一傳統觀念,良渚文化已進入成熟文明和早期國家階段,良渚是實證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聖地,在中國都邑發展史和中華文明史上也佔有重要的地位。
2019年7月6日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決議為《世界遺產名錄》，其水利工程的規模可能比埃及和蘇美爾的還要大；製作大量珍貴玉、漆、象牙、陶器等所需的專業人工數量也很龐大。可見良渚有著非常強大的社會組織和動員能力，非國家無以為之。所以，“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以稻作農業為經濟支撐，並存在社會分化和統一信仰體系的早期區域性國家。”
最後，如同在《良渚文化與良渚古城考古的意義》一文中劉斌、王寧遠、陳明輝三位老師所談到的：
“儘管學術界對良渚文明的歷史地位和價值已有了比較高的評價,但作為一個複雜的史前文明,現在還只是揭開了良渚文明的面紗,還有許多問題有待深化。比如,良渚古城、寺墩、福泉山遺址等遺址的歷時性研究和聚落形態資料仍需繼續豐富和細化,環太湖地區的文化序列及各個階段的社會發展狀況的研究仍有待完善,良渚文化向外傳播的途徑和動因還不甚清楚,良渚時期的玉料等資源的來源及利用情況、手工業發展狀況、貿易的發展程度、政治控制模式與國家的疆域、良渚文化之後的文化轉化及良渚文明衰落的原因等問題也有待進一步解答,對良渚文明特質、文明模式和理論總結還剛剛起步等等。”
因此筆者同樣認為，對於文明起源問題的探尋，乃至對於任何歷史的研究都應立足證據，以考古發掘提供的真實證據推進相關研究，方才算作對文明，對歷史的真正尊重。以上所談，也僅為筆者在參考各位專家學者在研究中談及的部分觀點後對該問題做出的簡單介紹，對於開篇所提到的兩個問題，仍期待學界的不斷爭鳴，促進中華文明起源問題進一步科學化、國際化。
文獻參考：
1. 《信史抑或偽史———夏史真偽問題的三次論爭》陳民鎮
2. 《從多重文獻所見杞國族看夏朝存在的蹤跡》陳沛航
3. 《文史哲》國際版第 5 卷第 1 期“在傳說與真實之間 ：夏朝史學研究”
4. 《世界文化遺產“良渚古城遺址”突出普遍價值研究》陳同濱
5. 《良渚文化與良渚古城考古的意義》劉斌 王寧遠 陳明輝
6. 《良渚文化與華夏文明》易 華
7. 《關於歷史上是否存在夏朝的問題》杜 勇
8. 《文明起源和形成的理論研究(上)》孫進己、幹志耿
9. 《考古公開課·五千年文明看良渚》